有軍機處為何還要設立“方略館”？康雍乾：機密戰爭檔案全歸它管
序言：
方略館是什麼機構？方略館是一個在18世紀清初建立和發展起來、屬於內廷軍機處的重要內廷組織，康熙皇帝在1681年平定三藩，次年下詔設文件館，令官員編纂《平定三逆方略》，這個文件館就是方略館的前身。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帝平定金川后，官員編纂《平定金川方略》，至此，方略館正式成為軍機處的常設機構。——《平定三逆方略》《平定金川方略》
方略館迄今未有正確的記述，這是存放許多清朝戰事機密檔案的機構，這個機構的職責還是負責官方出版物“清代戰爭史”，也就是方略。事實上，方略館關注這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它負責儲存內廷軍機處的主要檔案；另一方面，編纂乾隆朝重大戰爭的官方史書，以及其他的官方出版物。而且，這兩種活動緊密聯絡，方略主要就是由軍機處檔案中儲存的機密戰爭檔案編寫而成的。很多人可能會問：“有了軍機處，為何還要設立方略館？”對於這個問題，今天，我們就用十分鐘瞭解清代方略館的發展史。
清代方略館的職責和功能
方略館就此發展出了兩種分離開來的內廷活動，一個是關於檔案，另一個是關於出版。檔案的儲存可能開始得較早，一些高度敏感的檔案，例如康熙時與俄國關係的檔案，可能深藏於內廷。——《軍機處及其檔案》
康熙皇帝畫像
但是，康熙時期幾乎沒有儲存多少內廷檔案，而且普通的奏摺根本就不收集：奏摺在皇帝批示後就發還，允許具奏人保留它們。今天檔案中數量較少的康熙朝奏摺是雍正皇帝一上臺就下令的結果：除了一些人的之外，所有的奏摺都要繳回，在北京儲存。
憑藉這一要求，最終形成了“宮中檔”，儲存了成千上萬的硃批原件。一些年之後，特別是在雍正朝中期，制訂了另一項規定，大多數的奏摺在發還具奏人之前要備份，這樣，當奏摺發還外省時，京中就有了一份奏報內容和皇帝對它批答的記錄。這是軍機處錄副奏摺的發端。——《整理軍機處之檔案》
大約同時，辦理軍需大臣開始對重要的上諭、奏摺以及與西北戰爭有關的諮文抄錄並裝訂成冊，僅雍正後期手抄的各種檔冊就達一百多冊。內廷開展官方出版活動從時間上講要晚些。
康熙時期的三部方略可能是在規模很小的出版場所編纂的，可能只有房屋，有一位高層的修纂人員和一些筆帖式。這一時期，沒有常設的內廷出版機構，幾乎不存在對方略編纂有用的檔案。
雍正時期關於準噶爾戰爭當時沒有出版方略，只是很久之後，在乾隆對準之役最終取勝後，那段歷史才被囊括在對該戰爭的全面記述中，以展現這場戰爭貫穿康雍乾三朝。——《平定準格爾方略》
乾隆皇帝畫像
內廷的儲存檔案和出版活動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永久合併了，當時兩位軍機大臣張廷玉、來保請求建立方略館以編纂第一次金川之役的史書。這一新的機構與軍機處有多重關係：它以一位軍機大臣為首，它的大多數中層的監管人員來自軍機大臣和章京。軍機大臣任命它的其他成員，他們大多數來自內閣中書。軍機大臣負責所有的工作，但凡有完成的部分，就將它呈遞皇帝。
方略館的位置及其下屬機構
方略館坐落在紫禁城的西部，很容易到達位於附近的軍機處值房，就在隆宗門內，這進一步加強了它與軍機處的聯絡。方略館建築現在已經不復存在。——《清宮述聞》
18世紀方略館的歷史與贊助它的機構即軍機處的發展相平行，它的人員數目和類別很快就增多了，纂修人員、翻譯人員、譽錄人員（擅長滿文或漢文）、執事人員、紙匠和雜役，並擁有了數個下屬部門。
方略館的兩個機構在18世紀下半葉同時產生：清檔房、漢檔房。另外，18世紀還存在著一個文移處，其目的是收發出借或借閱檔案材料的諮文，最後形成了“軍機處文移檔”。
方略館也有一些人員組成特別機構“譯漢館”。在軍機章京的監管下，這些人負責儲存滿文件案並翻譯這些材料。——《光緒會典》
增加了很多機構，以應對方略館的出版項目。我們不知道這些下屬機構建立的確切時間，但是到19世紀中期，有繁修處、眷錄處、文移處、校對處、大庫、書庫和紙庫。一些機構可能在18世紀就已形成，開始時人數不多，佔有紫禁城內西部一座官殿中的一兩間。
故宮博物院珍藏的《平定兩金川方略》
18世紀是方略館出版最興盛的時期。檔案的保管事業得以發展，方略館繼續管理著檔案的儲存，同時也抄錄副本取代那些已損壞或必須送往他處的原件。此外，從乾隆朝開始，以這些檔案為基礎，編纂了大量的方略。
正因如此，我們現在擁有以檔案為編寫基礎的乾隆和嘉慶時期幾乎所有重大戰爭的方略，還有許多其他主題史書，例如清官史、遼金元史、《大清一統志》、《熱河志》，方略館的建立對於內廷出版事業大有裨益，這些出版建立在主要由奏摺和廷寄所構成的內廷秘密通訊之上，由軍機處人員編纂和審查。——《（臺北）上諭檔》
外朝的實錄館、國史館、翰林院等舊有出版機構繼續它們慣常的工作，而這些編纂機構許多是以軍機大臣為首。但除了這些舊有的外朝機構，現在內廷又有了一個檔案儲存和出版單位，這使得軍機處擁有自己的部門，投身到一個至關重要的政務活動領域。
結束語：
乾隆十四年（1749年）永久性建立方略館，極有助於提升軍機處的聲望。儘管以前的明朝甚至清朝的外朝出版已經建立在檔案基礎之上，但方略館現在能夠將它的編纂工作更為緊密地與它儲存的大量公文聯絡在一起。
明朝的許多戰爭史書主要由親歷者個人撰寫而成，這一傳統有些在清朝沿襲下來。例如，卷帙很小的康熙時期的《平定羅剎方略》，似乎與檔案聯絡不多，它的許多條目都沒有確切日期，而一些是可以在原件中找到的。——《平定羅剎方略》
與這些早期的工作相比，盛清時期的方略常常包括帶有日期的檔案全文，並多達數百卷，對於文字的強調與18世紀知識分子生活的新精神相一致。結果，這些新的內廷文化產品為軍機處贏得了有功於國家學術生活的聲望。
軍機處
軍機處在18世紀得以壯大，組織構成日益複雜，這反映出了職責的擴張，有一些職責促成了軍機處的壯大，而有一些是由於其壯大所引發的。軍機章京是兼職，這樣軍機處就能夠從外朝招攬知識豐富、富有經驗的人員。接下來，這些被任命者給軍機處帶來了他們原先遍佈京城所能接觸到的同僚和資訊。這種法外活力也允許內廷增設滿伴、方略館等下屬組織，這些組織很容易就建立起來，而無須在京城的官僚中展開全面的爭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