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鬻官所鬻者實”，斯圖亞特的官職買賣，國王如何完成利益轉化？
引言
《書言故事·賣爵》中有言：
“朝廷賣官，曰鬻爵。”
在中國古代，買賣官職的現象時有發生，有錢的富商想要藉助官位來提高自身的地位，而朝廷的官員希望在官職買賣中獲取一定的經濟利益，這樣一來一往，就形成了鬻爵制度。
鬻爵制度的產生，伴隨著市場上對於官位的需求，以及官場的牟利現象，早在斯圖亞特王朝，也能看到鬻爵制度的身影，統治者甚至將官位買賣的收入納入國家財政的收支中，反映出當時統治所面臨的背景和社會環境。鬻爵制度的出現，值得探究其孕育而生的原因。
斯圖亞特王朝為擴大王權，加強對地方控制，設定郡長、軍政官等官職。地方日常開支由郡長一併承擔，地方賦稅直接上繳，王朝依靠地方地方財力完成權力的集中化，為鬻爵制度奠定最初的基礎
相較於中國古代鬻爵制度的隱晦性，斯圖亞特王朝出現的鬻爵制度則更多體現出統治者的作用。伴隨著統治者權力需求的不斷擴大，政治機構走向完善，為了更好維護統治，吸引大批的社會人才進入到官僚體系中去，鬻爵制度也隨之產生。
在都鐸政權的籠罩下，統治者相繼出臺了很多措施去維繫權力執行的紐帶，就拿查理七世來說，為了更好與舊貴族形成勢均力敵的抗衡，查理七世主張打擊封建勢力的影響，並積極將全國範圍都納入到自己的統治中來。
對於之前權力沒有觸及到的地方，查理七世提出要將權力的手腕佈滿地方，從而加強中央集權，於是在地方設定地方官，也就是一般來說的郡長，來對地方事務進行管理。
郡長一方面依賴於王朝的扶持，一面受到軍政官的制約，發展的空間並不是很大，再加上地方上的很多開支，王朝並沒有即使的下放資金。郡長這一官位，在當時就是一個出力不討好的官位，沒有過多的實權，但是又要出錢出力。
後來都鐸王朝正式授予軍政官地方管理職能，軍政官除了負責地方治安之外，還管理這地方財政等大小事務。伊麗莎白統治時期，國王為了防止軍徵官的過度濫權，利用郡長和軍政官形成相互的制約，軍徵官則大多是由王朝直接任命，向王朝直接負責，向地方達王朝的政策以及法律法規。
按照級別，軍徵官下還設定治安法官，更加細化治安功能，治安法官受到督尉制的約束，這裡需要強調的是，除了軍政官之外，類似於郡長以及治安法官，雖然屬於王朝的官員體系之下，但是國家並不會向他們發放一定數額的工資津貼。
在執掌權力執行的過程中，地方的日常開支，往往都落在了郡長和治安法官的身上，由他們自費進行地方的管理。軍政官在地方收繳的賦稅額，全額交給王朝，以滿足王室超出負荷的高消費需求。
因此當時的地方官，一般都要求財力雄厚，多半都是社會的富人階層，後來伴隨著都鐸政權下，王室內部矛盾的不斷出現，王室希望透過鬻爵制度來緩解財政危機的慾望，越發強烈。
斯圖亞特王朝的王室財政一度陷入到緊張之中，所供養官員的體量龐大，貴族高消費的盲目奢華，以及議會不斷向王國施加的壓力，都讓王室不斷找尋緩解經濟危機的方式，富有的新興資產階級的出現，成為鬻爵制度新的轉折點
樞密院官員激增，每月薪酬壓力增大
除了積極加強統治外，中央還設定樞密院，該機構由斯圖亞特王朝的王室成員和重要的大臣組成，充當著國王的諮詢機構，從詹姆士統治時期到查理一世統治時期，樞密院官員的數量有所增加，每月國家都向其支付高額的薪酬。
王室成員的擴充，國庫空虛負擔大
在都鐸王朝統治下，受到後代繁衍以及婚姻觀念的革新，王室的親族成員不斷增加的同時，宮廷內部的管理服務人員也在不斷的增加，以國王、皇后、王子為代表的王室成員之下，都有著各自較為龐大的體系，這些體系都歸王國直接供養。
再加上貴族的消費能力較高，光是依靠地方的賦稅收入並不能支撐高額奢華的貴族消費。於是貴族在一定時期，鼓勵冒險者進行海外的財富探險。
為了更好的提高財富探險的成功機率，王室積極進行海軍方面的建設，一方面為對外擴張進行財富積累，一方面為海外的財富探險提供技術支撐。緊接而來的價格革命，更是鞭策貴族王室加緊財富積累，也側面為鬻爵制度的興盛，創作了一定的條件。
國王與議會的衝突加劇，關於收入的爭奪激烈
議會對當時王室奢侈消費的行為，進行了嚴格的批評，拒絕批准國王提出的牟利法案，雖然議會做出了相應的讓步，在查理一世時期，向王室發放了十四萬英鎊的補貼金，但是這與貴族高額的支出仍顯得相形見絀。
後來兩方的衝突持續加劇，查理一世無力償還高額的個人債務，於是希望召開議會來緩解個人的財務危機。議會則表示國王的這種做法，嚴重侵犯了國家民眾的利益，將《權利請願書》交由查理一世駁回了他的請求。
這也造成了往後長達數年的時間內，英國的議會解散後就再也沒有被重新組建。至此，王國深知已經無法從議會處獲得財富，緩解財政危機。面對價格革命所帶來的物價的飛速上漲，對於國王而言，勢必要尋找新的出口。
這時候恰逢新興的資產階級成長起來，在工商業的發展之下，這一時期商人完成了高額財富的迅速積累，他們不僅擁有著龐大的商業業務體系，還一度擁有著當時國家的大片莊園。他們的出現讓窘迫的國王看到了新的希望。
新興的資產階級貴族，擁有鉅額的財富，但社會地位低下。同時受到嚴苛的封爵制度的影響，斯圖亞特王朝國王抓住資產階級心理，各取所需，廣泛推動鬻爵制度的實施
新興的資產階級貴族迫切希望更多提高自己在政治舞臺上的發言權，以此更好的促進其商業地位的提高，但是當時斯圖亞特王朝奉行著一套標準繁雜的封爵制度，不穩定的同時受封的人數也比較的有限。
到了詹姆士一世統治時期，開始逐步改變這種現狀。為了更好維護自己的專制王權，因此極力加強君權神授的思想控制，主張自己權力的合法性，允許用金錢買官的形式。國王和新興的資產階級實現了雙贏。
國王從官職的買賣中獲得了財富，而新興的資產階級則是實現了加官進爵的想法，兩者進行利益捆綁，當國王向議會提出法案時，身後的新興資產階級則成為最有力的追捧者，國王出現經濟危機，也可以向新興的資產階級進行求助，國王成為這次交易的最大收穫者。
斯圖亞特王朝的鬻爵制度，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君主政治的產物，當時受到特殊政治體制的影響，國王沒有足夠的資金支撐，資產階級貴族面對原先嚴苛的分封制度，很樂意透過金錢的渠道去在短期內獲得一個合法的官位。
對於新興的資產階級來說，鬻爵制度的背後其實是拓展商業版圖的一種有效的投資，當時英國經濟陷入危機，新興資產階級買官，恰好填補了當時的財政漏洞。危機度過之後，斯圖亞特王朝吸取原先的教訓，開始進行政治經濟的調整。
逐漸調整國家的賦稅制度，國王透過鬻爵制度來更好的減輕議會對其施加的壓力，直接和當時的經濟主體，也就是新興的資產階級合作，去完成政治經濟關係的調整。相對於中國古代買賣官職的隱晦來說，斯圖亞特王朝的官職買賣，則更加的透明。
新興的資產階級加入到政治舞臺後，依靠著自己的爵位，一致通過了很多有助於商業發展的法案，為資本主義商業的擴張，減少了前進道路上的阻礙，雖說由國王主觀提出，但也是時代發展的必然產物。
參考歷史文獻：
《權利法案》
《權利請願書》
《自由君主的實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