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大澤鄉起義後秦朝在原六國的統治短短几個月就土崩瓦解了？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大澤鄉起義爆發，到了年底，山東六國故地諸郡除了李斯兒子鎮守的韓國故地三川郡，其他全部陷於義軍，連偏遠的江東和遼東乃至閩中都不例外。
這個土崩瓦解的速度在古代的交通和資訊傳遞條件下是極為驚人，基本上就是某地叛亂的訊息一傳到其他地方，當地的反抗活動立馬展開，當地秦政權立馬垮臺，完全沒有還手之力。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恐怕找不到第二個崩壞速度如此之快的現象。
那麼，為何大澤鄉起義後秦朝在原六國的統治短短几個月就土崩瓦解了？
秦朝在秦始皇死後瞬間陷入混亂、三年走向滅亡，歷史學界有觀點認為，主要原因是秦始皇的突然死亡和身後權力安排不妥。實際上，早在秦始皇還活著的時候，秦朝對基層已經缺乏足夠的控制力，從秦始皇統治後期各方面的現象與事件來看，此時秦朝的基層統治秩序已經趨於瓦解。
一、兩次刺殺大案的不了了之
在嬴政吞併六國、成為秦始皇之前，還是秦王的他曾遇到過兩次人身安全的直接威脅：嫪毐的叛變與荊軻的刺殺，不過，此時的嬴政運氣不錯，兩次逢凶化吉。
威脅他人身安全的嫪毐和荊軻最終被處死，成為嬴政宣揚自己天命與威權的工具，吞併六國、成為秦始皇的嬴政，又遭遇過一次荊軻老朋友高漸離的刺殺：“高漸離乃以鉛置築中，復進得近，舉築樸秦皇帝，不中。”
到目前為止，嬴政遭到的一次政變和兩次刺殺都以他成功渡劫、想殺他的人死於非命告終，但下來的兩次刺殺，都差一點要了秦始皇的命，竟然都沒能破案，這就讓人難免浮想聯翩了。
第一個案子非常有名，按照《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二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狼沙中，為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
在秦始皇統一天下後的第四年，秦始皇東巡時在今日河南地區的博浪沙遇刺，皇帝在巡幸關東時遭到刺殺，讓人驚訝的是，秦朝廷調查了十天，卻什麼有效線索都沒有獲得，也就是說，秦始皇本人到死都不知道是誰在博浪沙刺殺了他。
當然，包括司馬遷在內的後世史家都知道這件事情是誰幹的，因為主謀是漢初三傑之一的張良：“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秦始皇在舊韓國地界上遇刺，有動機、有能力籌劃刺殺的張良卻沒有被調查出來，成功逃亡後繼續正常生活，足以見得秦朝在當地控制力之鬆散。
這次刺殺因為主謀是聲名赫赫的張良而被後人知道了答案，但兩年之後發生的刺殺，不但暴露出秦朝一系列嚴重的問題，且直到今天都沒能破案。
之前的嫪毐之亂是秦國統治階級的內訌，荊軻、高漸離、張良的刺殺都是東方六國反對者的冒險，但這次神秘的刺殺卻大為不同，他發生在秦都城咸陽周邊，還是在秦始皇微服私訪的路上！
《史記·秦始皇本紀》如此記載了發生在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的暗殺事件：“始皇為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在咸陽周邊微服出行的秦始皇只帶了四個貼身武士，結果在蘭池遇上了刺殺者，結果一度“見窘”陷入危難，不過，武藝高強的武士成功將刺殺者擊殺。
至今不知道，秦始皇的這次遇刺，是京畿重地咸陽周邊治安混亂導致的偶發性事故，還是蓄謀已久的政治暗殺。
理論上，皇帝只帶了幾個武士微服私訪，行程應是絕對保密的，因此皇帝自然更傾向於認為是後者，並且開始大規模調查。
然而，在大張旗鼓調查了二十天後，主謀沒抓到，司馬遷卻筆鋒一轉，談到了咸陽周邊的糧價“米石千六百”。
這個漲幅有多可怕？在睡虎地秦簡的《秦律十八種·司空》中，可以讀到“城旦舂，公食當責者，石卅錢”的記述。
睡虎地秦簡的作者是秦吏喜，他卒於此次刺殺事件前一年的秦始皇三十年（前217），那麼這一段每石30錢的記述對應的時間段也是刺殺事件的前幾年，期間米價當相近。
這意味著，秦始皇大張旗鼓想把蘭池刺殺案調查到底，結果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首都咸陽周邊的米價漲了約五十倍！到這個時候，秦始皇只有放棄對此案的追查和對關中基層治安的整頓，睜隻眼閉隻眼把此事定義為偶發事件了。
《史記·秦始皇本紀》曾記載，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洩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
秦始皇在咸陽周邊，建了很多甬道來隱藏自己的行蹤，並且對暴露自己行蹤者一律處死，由於司馬遷把此事與秦始皇修仙、盧生為首方士的進言直接關聯，後人更多會關注秦始皇這種行為與修仙的關係。
但即使完全扣除求神問道的因素，微服出行的皇帝在咸陽周邊蘭池遭到謀殺又無法徹查，此時又確認身邊的人中有李斯的眼線，最終選擇用恐怖政策來保證自己的安全，從邏輯上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次針對秦始皇的謀殺，均發生在秦國吞併六國後三五年內，而不是秦始皇臨終前兩年，既然如此，秦始皇統治後期對剛征服十年左右的關東有多少控制力，自然更不宜高估。
二、逍遙滋潤的六國舊貴族
戰國中後期的秦國一直相當節制地蠶食六國的領土，譬如對三晉西部領土與楚國西北部領土，秦國都是在佔領之後設立郡縣並逐步加強控制，整體節奏控制得相當不錯。
因此，從《史記》開始，經常有史家和地理學家把漢中看作廣義關中也就是秦國本土的一部分，然而從更早的歷史看，漢中東南部分地區，在秦昭襄王統治初期還屬於楚國領土。
由此可見，秦國在戰國中後期對關東諸侯國的蠶食和消化整體頗為成功。
嬴政即位前後，秦國的擴張突然加速了，嬴政從楚系外戚處拿回權力親政之後更完全就是狂飆突進，最終，秦始皇僅僅用不到十年時間就滅亡了東方諸國，這種過快過度的擴張，必然會帶來消化不良的後果。
歷史上因為擴張過快而消化不良，隨後突然陷入巨大危機甚至滅亡的帝國數不勝數，秦吞併六國之後遇到了同樣的問題，關於分封制和郡縣制的多次大討論，正是為了應對這種消化不良而展開的。
這種消化不良的最大後果之一，便是在廣袤的關東新佔領地區，秦朝本身既缺乏足夠數量的忠誠軍隊駐紮各地來深入控制基層，又缺乏足夠多識字又懂得文書、法條的官吏來貫徹統治意志，因此秦朝中央派遣的地方長官通常必須和地方勢力合作，才能實現有效的統治。
無論秦始皇有多強的意願來消化這些地方，秦對新徵服的六國疆土的直接控制力相當低。
秦朝主要統治的方式是，在關中的戰爭機器威懾之下，中央政府委派的地方長官與當地六國舊勢力合作進行統治。
譬如在沛縣，很可能擔任過楚國基層官員的蕭何，因為行政能力出色，成為秦派來的縣令首選的合作物件，原先作為遊俠到處交遊的劉邦，也成了秦的基層官員——亭長。
司馬遷在寫到秦始皇吞併六國時明確記載：“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賈誼在《過秦論》中也宣稱：“隳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按照這兩條記述，為了削弱六國舊貴族的影響力，秦始皇似乎把六國主要貴族、豪強都遷徙到咸陽周邊，並在這個過程中殺了不少有影響力的豪傑。
理論上，把六國的貴族豪強與六國的大批普通遺民割裂開來，確實是非常有用的手段：六國貴族如果想反抗，就必須依賴六國遺民的力量；反之，如果六國遺民想要反秦，也需要打起六國王族的旗號來提高政治號召力。
後來，咸陽周邊在秦滅亡時遭到諸侯聯軍的毀滅性掠奪，這些理論上需要遷徙的富戶到底有沒有都到咸陽，最終命運如何，後人很難得知。
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於是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秦始皇又把咸陽的居民遷徙到外圍的麗邑和雲陽，其中很大比例應該是這些被遷徙來的富戶。
此外，巴蜀也是吸收關東移民的重要地區。《鳳求凰》中的女主角卓文君，其先祖就是趙國的冶煉商人，按照記載，“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治富。秦破趙，遷卓氏”，趙國滅亡後卓家被秦國遷徙到蜀地臨邛，利用自己在冶煉方面的豐富經驗與技術很快成為蜀地數一數二的鉅富，地位和財富一直維持到漢武帝時代。
不過秦對那些真正對六國遺民有政治號召力而需要遷徙乃至剷除的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既定目標？不如再來看一些實際案例。
韓國貴族張良刺殺秦始皇的案子很值得玩味：以張良的家世和財富而言，怎麼都應該在十二萬富戶名單內。結果他不但沒有被遷去關中，還能保留大部分財產，並且透過這些財產來尋找強力的刺客。刺殺失敗後，張良順利脫身，隨後躲到下邳。
如此大案的首犯逍遙法外已經很讓人驚訝了，隨後的事情更讓人覺得離譜：在下邳的張良並沒有低調玩消失，還成功保護了因為殺人躲避到下邳的故交項伯。
項伯是什麼人？秦統一戰爭過程中最大的抵抗就是來自昌平君和項燕這對組合，項伯多半是項燕的親兒子或者親侄子，因為他與項燕的親兒子項梁都被項燕之孫項羽稱為季父。
因此，項伯這種身份的人都不用被遷徙，在楚國故地下生活得好好的，秦遷徙十二萬戶六國貴族、豪門的法令到底執行得有多差？
更離譜的是，項伯殺了人逃亡下邳，在老友張良的庇護下還能繼續滋潤的生活著，這與印象中關中嚴密苛刻的秦法完全背道而馳，分明就是在天高皇帝遠的地區無法無天、逍遙快活。
另一個案例便是上面說的項梁、項羽叔侄，他們在秦王朝的經歷同樣堪稱魔幻。
項梁最初可能被遷徙到了關中，因為他在關中的櫟陽犯了法遭到逮捕，但項梁一個楚國人，竟然成功疏通了秦國根本之地關中的司法系統，得以免罪並且回到項氏家族聚居的下相。
項梁、項伯這樣身份敏感的人堂而皇之地在下相聚族而居，項梁在關中犯法脫罪後能來去自由，不禁讓人進一步懷疑秦遷徙令的效力。
隨後的事情更加離奇，項梁也像項伯一樣殺了人，隨後逃到了會稽郡的郡治吳縣，很快成為吳縣的頭號實權人物：吳縣有大的徭役和喪事，項梁被推舉為主辦人。
從會稽郡守殷通到吳縣縣令鄭昌，都把項梁奉為上賓，甚至後來殷通想反秦，第一個想到的都是項梁。
關鍵是，早在秦始皇還活著時，項梁就開始在吳縣養死士、囤積兵器鎧甲甚至私鑄錢幣了！秦始皇死後天下大亂時，項梁火併殷通、輕取會稽郡，正是他在秦始皇時代就緊鑼密鼓進行籌備的結果。
從張良和項氏兄弟的案例不難看出，哪怕是最危險、最堅決反秦的六國舊貴族們，在謀刺皇帝或者殺人逃亡後，還能完成隱藏逃犯、養死士、囤積兵器、私鑄錢幣等無法無天的動作，並且作為地方上的頭面人物混得風生水起。
那麼，其他六國貴族受遷徙令的影響怎麼樣呢？項梁等舊貴族擁戴的楚懷王熊心是楚國嫡系王族，此時流落民間，此外還有景駒這樣的大貴族留在楚地。
但是楚國傳統的“景、屈、昭”三家參與秦末起兵的極少，很大程度是因為他們在楚國戰國後期多次遷都後遭到極大削弱，反不像項梁、張良那樣有能力對抗遷徙令。
趙國、魏國、韓國都有若干王族留在原地，多年後天下大亂時被擁立，燕國最慘，秦末逐鹿時的兩位燕王韓廣、臧荼，一個出自陳勝一系，另一個則是武力奪位的戰將，這可能是因為遭遇過荊軻刺殺的秦始皇對燕國王族的報復格外酷烈。
齊國的田氏枝葉繁茂，一大堆田氏王族在後來紛紛冒頭，在齊國重新獨立後還進行了頗久的內戰。
然而讓人驚訝的是，齊國復國後內戰的一方田假，竟然是末代齊王田建的親弟弟，也是與田單一起從燕國入侵下完成復國大業的齊襄王田法章的親兒子。
這樣血統的人在秦始皇統治後期大搖大擺地生活在齊地，直到亂世到來後被人擁立，不禁又讓人一次發問：秦對新徵服區域的消化程度到底有多差？
田假作為齊國最嫡系的王族，難道不配被算在遷徙的十二萬戶名單裡？雖然秦似乎並無力像賈誼說的那樣削平關東豪強，如果秦始皇與六國地方豪強能持續合作，把統治秩序維持並且固化下來，那麼秦的統治還是能在他死後維持一段時間。
然而，仔細觀察這一階段秦在基層的政治秩序，尤其是在新吞併的東方六國故地不難發現，秦始皇后期的基層已經全然走向失序，基本喪失了有效的控制力，這要比舊六國貴族在東方故地過得風生水起嚴重得多。
三、提前走向失序的基層
項梁、張良等六國舊貴族或刺殺皇帝后逃亡、或暗中籌劃反秦，在秦始皇統治下卻仍能逍遙滋潤的公開拋頭露面，然而他們表面上終究是屬於秦統治秩序下的一部分。
對秦而言更可怕的是，在秦始皇統治後期，秦在基層尤其是在關東各地的統治秩序已經逐漸喪失。
在嚴苛的律法和頻繁的徭役之下，大批民眾都被迫逃離秦的控制，被逼成為史書中的“群盜”，其中最典型的案例，莫過於最終成為西漢開國之君的劉邦。
劉邦年輕時有著一段遊俠生涯，他交往甚密的圈子都是張耳、陳餘這樣的頂級遊俠。在秦統一天下後，張耳等人選擇蟄伏，劉邦的遊俠生涯終結。
可能是在很早就認識的豐邑同鄉蕭何的策劃與幫助下，劉邦選擇“改邪歸正”，成了大秦帝國治下一個基層的亭長。
當時“十里一亭”，擔任亭長的劉邦主要負責轄區內的治安與接待。雖然只是一個基層小吏，劉邦在亭長的位置上卻可謂風生水起。
在迎接呂公的著名宴會上，小小亭長劉邦在縣裡頭面人物們的聚會上嬉笑怒罵、談笑風生，一副凌駕於他們之上的樣子，成了宴會的主角，整個沛縣的本地班子，包括沛縣本地吏員中頭號人物蕭何，都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蕭何還主動為劉邦開解，劉邦也因此娶到了呂公之女呂雉。
劉邦曾多次帶領民夫隊伍去咸陽服徭役，但在他最後一次帶領一隊民夫去驪山修秦始皇陵墓時，卻發生了連續的逃亡現象。有著多次成功帶隊服徭役經驗的劉邦這次帶不動隊伍了。
這足以說明，在秦始皇統治後期，秦基層政治秩序逐漸走向崩潰。
劉邦此時顯得頗有仁義和擔當，在發現隊伍中逃亡現象嚴重後，他乾脆對剩下的人開啟天窗說亮話：修秦始皇陵本來就是死亡率很高的活，現在事情都這樣了，不如大家一起散夥逃亡。
劉邦作為這支隊伍的負責人選擇了逃亡芒碭山，而這支隊伍中的不少人也選擇也和他一起入山。流落芒碭山的劉邦與沛縣仍然有著密切聯絡。
劉邦帶頭逃亡後，妻子呂雉連坐被捕，但想為難她的沛縣小吏被劉邦在沛縣的鐵桿之一任敖當場打傷。在蕭何的調解下，呂雉很快重獲自由，還多次去芒碭山和劉邦會面，並在這一階段懷上了未來的漢惠帝劉盈。
畢竟，劉邦只是無奈逃亡，既沒有公開殺人也沒有公開亮出旗幟反秦。沛縣縣令和其他官員自然也選擇睜隻眼閉隻眼，只當沒看見，免得給自己惹麻煩。
至於蕭何為首的沛縣地方吏員，更是時刻與劉邦保持著密切關係，在秦始皇死後的天下大亂中第一時間擁護劉邦歸來擔任沛縣義軍的領袖。
劉邦的例子可謂非常典型。作為曾經任俠一方的不安定分子，劉邦已經在秦基層安定下來，並且在沛縣的黑白兩道混得風生水起，卻在秦苛政逼迫之下不得不流亡芒碭山間，官方則選擇對這樣的不安定因素不管不顧。
這足以說明在秦始皇統治後期，表面的一統天下背後，秦早已經危機四伏了。在當時，劉邦這樣的人絕不是孤例。
譬如大名鼎鼎的英布，在驪山做刑徒的英布結識了大批不安定分子，然後與其中一部分骨幹當起了“群盜”，直到陳勝吳廣起義後正式起兵反秦。
同樣在秦末逐鹿中非常有名的彭越傳記中寫道：“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群盜”，隨後才是“陳勝、項梁之起”，可見彭越也是先聚眾為“群盜”，陳勝起兵後加入反秦隊伍的。
無論是張耳、陳餘、項梁叔侄這些不滿秦朝統治，但有著巨大影響力的六國貴族殘餘，還是劉邦這樣被迫帶人佔山為王的原秦朝基層小吏，抑或是彭越、英布這樣在秦體系內從未獲得權力和地位卻充滿野心的冒險家，此時都已經完全脫離了秦統治的軌道，只差臨門一腳了。
這也是為什麼後來陳勝、吳廣以九百戍卒起家，佔領第一個大城市陳縣時，已經擁有“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的巨大兵力：從秦始皇后期開始，大批在秦嚴苛法律和繁重徭役下像劉邦、英布、彭越那樣脫離秦控制、聚眾一方的人，早就為陳勝準備了大量的後備兵員。
秦始皇統治後期，還親自經歷了東方六國故地的“始皇帝死而地分”“明年祖龍死”等詛咒式預言事件，這些事件無不反映了東方各國故地對秦與皇帝本人的極度仇視。
從這些預言瘋狂流傳和秦始皇無能狂怒的應對來看，秦在東方六國佔領區即使使用洩憤式的恐怖政策，仍然很難維持有效的基層秩序。
歸根到底，以秦漢時代的生產力、交通和運輸能力看，要想完全統治中原大地是很難實現的，一個強勢統治者或許能短暫實現大權獨攬，也要透過強大的官僚集團或是外戚集團來進行統治。
甚至從此往後看，漢武帝的推恩令，過度削弱了諸侯王，也並沒有真正把手伸得更遠，只不過是把地方上皇族親王的權力拱手送給豪強罷了，在此之前百餘年的秦國擴張過快、消化不良，統治危機更是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