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電影裡的女人為什麼越來越弱?

看了《滿江紅》,感覺張藝謀終於算是把商業型別片給整明白了。節奏緊鑼密鼓,劇情全是那種大轉折、強刺激,時不時還要來點插科打諢的小包袱,到結尾就必須要昇華彰顯正統價值觀,而咱們最正統的價值觀無疑就是家國天下。

原來商業片最重要的是這些,而不是什麼大場面大投資。此片幾乎全都是在一個大宅院裡拍出來的,省了多少成本啊,價效比可太高了

至於商業片最有效的兩大元素——性與暴力,因為審查原因不宜過分渲染,那就再做點手腳,在性的問題上就打打擦邊球,而暴力呢,因為全部故事幾乎都發生在夜晚,於是血腥場面巧妙地被夜色遮掩起來,顯得沒那麼可怕了。

總之呢,整部電影就是各種精密計算的結果,而且反轉又反轉的敘事很符合現在那些愛玩劇本殺的年輕觀眾的口味。這樣的商業片應該是年輕導演比較擅長的,但事實卻是國內年輕導演沒幾個能做到,靠的卻是已經七十多歲的老謀子,還是挺讓人驚歎的。

張藝謀電影裡的女人為什麼越來越弱?

但隨著影片票房的一路高歌猛進領跑春節檔,爭議也隨之而來。其中最大爭議就來自上面說過的打擦邊球的性元素,讓部分女性觀眾感到不適,認為電影涉嫌“辱女”。

藝伎瑤琴,作為男性主導的這部電影裡唯一的女性角色,無論是其妝容造型還是針對她的臺詞,都可以看做是一個僅僅供男性凝視和意淫的符號。從和金人共度春宵到被士兵凌辱強暴,其間還摻雜著男主角對她是否貞潔的追問評價,透露出來的都是那種特別傳統男權的觀念,明顯是為了討好男觀眾,於是那些女權思想覺醒的女觀眾當然就不幹了。

張藝謀電影裡的女人為什麼越來越弱?

▲王佳怡飾演的瑤琴

以張藝謀一貫的埋頭幹活不理會爭議的性格,這次想必也還是會保持沉默。

這個電影具體的情節爭議,女權博主們已經說得很明白了,我也不想多說。

我現在更想說的是另一個比較大的話題:張藝謀電影作品裡女性形象的變遷。

如果針對《滿江紅》的

“辱女”爭議是一個很主觀的事情,那麼我接下來要說的這個問題,就是再清楚不過的客觀事實,熟悉張藝謀的影迷應該也發現了:

女性角色,在張藝謀的電影裡,從曾經絕對的主導地位,變得越來越邊緣化、工具化,甚至於可有可無。

早期的張藝謀,拍的那些拿遍世界大獎的文藝片,幾乎清一色都是大女主電影,女主角全都是鞏俐,性格都很鮮明,或熱情潑辣,或執拗堅韌。她們敢愛敢恨,掙脫傳統枷鎖,正視自己的慾望。那是中國電影女性角色畫廊裡最濃墨重彩的一串形象啊。

《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秋菊打官司》,這幾部電影的整個情節都是圍繞女主角鞏俐的,男性處於從屬地位,是軟弱的、腐朽的。而《紅高粱》和《活著》這兩部,男女主角至少也是同等重要,分庭抗禮的。

張藝謀電影裡的女人為什麼越來越弱?

▲《秋菊打官司》劇照

即便後來女主角從鞏俐換成章子怡,《我的父親母親》也是絕對的女性角色主導,以至於我們到現在只記得章子怡穿個花棉襖在山坡上奔跑,男主角幹了啥都沒印象了。

張藝謀電影裡的女人為什麼越來越弱?

▲《我的父親母親》劇照

在早期那些電影裡,張藝謀對女性的態度,都是明顯的讚美、歌頌啊!讚美她們蓬勃堅韌的生命力,讚美她們的母性,還有,讚美她們本身形象上的美。一個以讚美女性起家的導演,怎麼到老了,卻要面臨“辱女”指控呢?

女性角色在張藝謀電影裡的邊緣化,是一個緩慢的過程。2002年,張藝謀宣佈轉型,投身商業片領域,接連拍了《英雄》《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這幾部大片。本來這種古裝動作題材都是以男性角色為主的,但張藝謀的慣性讓他暫時還無法放棄女性角色。《英雄》中的張曼玉,《十面埋伏》中的章子怡,《滿城盡帶黃金甲》中的鞏俐,也還是非常重要,至少可以和男主角平起平坐。

張藝謀電影裡的女人為什麼越來越弱?

▲《英雄》劇照

但結果是,這幾部大片都引來了大片罵聲,票房盈虧不談,至少在觀眾口碑上,都是把它們視作爛片的。(不過多年後《英雄》又神奇地口碑逆轉)

於是張藝謀又回到了他擅長的文藝片領域,接連拍了《山楂樹之戀》《金陵十三釵》《歸來》,口碑立刻又回來了,而且這幾部電影裡的女性角色還是很突出的。

但是張藝謀對於女性態度的微妙變化已經開始出現。《山楂樹之戀》裡的幼態少女,《金陵十三釵》裡的風情妓女,比起他早期拍的那些強勢、有厚度的女性形象,都是比較被動承載著男性凝視的,更多代表的是直男的慾望投射物件。

張藝謀電影裡的女人為什麼越來越弱?

後來張藝謀還是不願意躺在自己的舒適區,對於商業大片總不死心,於是又有了《長城》。這是張藝謀導演生涯裡規模最大的一部電影,也是很多人眼裡最爛的一部。但《長城》對於張藝謀還是起到了一個轉折意義,那就是他終於在商業片裡徹底放棄了對女性角色的塑造,《長城》名義上的女主角景甜,是所有人都一望即知的純純花瓶。

經歷了《長城》的最低谷,張藝謀在商業片領域終於交夠了學費,找準了方向,於是就有了《影》《懸崖之上》《狙擊手》《滿江紅》的密集輸出,幾乎是一年一部,每一部都換一個型別,武俠、諜戰、戰爭、懸疑,而且都能維持一定水準。和他在商業片領域越來越駕輕就熟同步發生的就是,女性角色繼續被放棄,一直被放棄。似乎他明白了,只要是拍商業片,就不能把重點放在女性身上,女性只能是點綴、鑲邊兒、從屬支配的地位。

大家回顧張藝謀的導演生涯,往往覺得他最大的轉變就是從文藝片轉到商業片,可我覺得,女性角色在他電影裡的轉變,是難以覺察但實際上更重要的一條潛流。

從上面的梳理,我們就可以大致總結出,謀女郎的形象,年齡是越來越幼齒的,戲份是越來越少的,性格是越來越弱,從主動變被動的。

為什麼八九十年代張藝謀的電影可以在性別觀念上引領風氣之先,現在女權都崛起了,張藝謀的女性角色卻反而越來越弱了呢?

一個最現成、最容易想到的答案就是,張藝謀老了。

而這就涉及到他隱秘的心理了。雖然他從不公開表露自己的內心世界,我們只能靠揣測,但首先可以明確一點,張藝謀是一個精力異常旺盛的男人,這從他的面相、體態,還有他的工作狀態,都可以看出來。這麼幾十年,他一直都在高速運轉,從來沒停下過。而一種大家應該都聽說過的說法是,工作狂的荷爾蒙、多巴胺、力比多、腎上腺素……反正就是這一類的吧,都比常人要高,而工作只是轉移過剩精力的一種手段。

張藝謀電影裡的女人為什麼越來越弱?

▲一張老照片,土堆上是張藝謀當年獲得的各種獎盃

據說李安拍《色,戒》曾經想過找張藝謀演男主角易先生,李安的選角眼光多麼毒辣,他看到了張藝謀的陰沉和性張力,那個畫面真是想想就帶勁,最後張藝謀沒演真是太遺憾了!(這一段是可以說的嗎?Sorry張導演我一直都很尊敬你,如有冒犯請多包涵呀)

張藝謀電影裡的女人為什麼越來越弱?

▲一個神奇的雜誌封面,你就當這是易先生吧

這樣一個男人,年輕的時候嚮往那些同樣精力旺盛熱情似火的熟女,也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了。而當他跨入中老年,進入人生的下半程後,各種心理應該也都會有一個轉變。儘管在工作上他甚至比過去還要拼命,總是幾個專案同時操作,夜以繼日地開會、勘景、拍攝,但這會不會只是不服老的體現?他或許只是想證明自己,並以此對抗衰老帶來的恐懼。但是在內心深處,某些自然的變化就是無法抵擋的。比如,不再能駕馭強勢女性,也不再能欣賞女性的豐富層次,於是轉向了普通直男審美眼光之下,那些幼態、柔弱、被動的女性,要麼純情,要麼風騷,別的狀態都不再需要。

再次瑟瑟發抖,作為一個尊敬張導演的影迷,上面兩段屬實是我僭越了,就當我是胡說八道吧,當不得真的。下面才是認真的分析,請重點看下面。

女性角色越來越弱,除了導演的心理因素,我覺得或許更重要的原因是整個大的文化環境的影響。

眾所周知,張藝謀不是一個思想性強的導演。八九十年代他拍的那些電影,都是靠改編當時的一些文學作品。莫言、蘇童、餘華的那些小說原著本身,就在文化內涵上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張藝謀只需要從技術上去加工完成就好。而那些男作家筆下的女性,多數時候都是從“母親”這個角度去塑造的,這樣還能與民族、土地、尋根等等大詞兒結合起來,深度厚度就出來了。而當你以母親為原型去寫一個女性形象,去拍一個女主角,當然就是會以歌頌讚美為基調。

張藝謀電影裡的女人為什麼越來越弱?

▲《活著》中鞏俐飾演的就是一個典型中國式母親

進入二十一世紀,張藝謀說他越來越難看到好的文學作品了,文學已經被邊緣化了,他只能放棄文學這根柺杖,嘗試自己獨立行走,然後在很長一段時間被批評編劇能力薄弱,那些爛片爛就爛在劇本太差。已經沒有作家為他提供豐富的女性形象,他自己又創作不出來,那能咋辦呢?

雖然偶爾也能找到一兩部優秀的文學作品來改編,可另一個更大的麻煩來了:審查尺度越收越緊。前些年他一直都是商業片和文藝片兩條腿走路,可走著走著就發現,文藝片那條腿越來越瘸,總是被審查限制住。《歸來》如果能按照原著《陸犯焉識》來拍,鞏俐飾演的馮婉瑜應該會是又一個經典女性形象吧,可是不行,必須刪掉與政治運動有關的大半情節,只保留最簡單的一條線索,於是角色也單薄了許多。

張藝謀電影裡的女人為什麼越來越弱?

▲《歸來》劇照

對於張藝謀來說,立體豐富的女性角色,只能靠文藝片展現。可他現在拍不了文藝片,拍了也很難按自己的心意拍好,那能咋辦呢?作為一個閒不下來的工作狂,他只能一部一部地嘗試各種商業型別片,武俠、動作、戰爭、懸疑……這些型別片,本來就很難給到女性角色空間,女性觀眾可能多數也不愛看,這在世界範圍內都還是一個問題,不能單單怪到張藝謀頭上吧。

女性向的商業片,當然也有成功的,但是好像只能靠女性創作者自己去完成。《你好,李煥英》的導演賈玲是女的,《北京遇上西雅圖》的導演薛曉璐也是女的,再之前的《失戀33天》,導演雖然是男的,但這個片子成功主要是靠女編劇鮑鯨鯨的劇本吧。讓張藝謀去拍一個女性向的商業片,可能嗎?

《你好,李煥英》大獲成功之後,並沒有隨之出現一股女性向商業片的熱潮,我一度對此感到疑惑,但很快就想通了。商業片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比文藝片更難拍,更需要創作者的全情投入。一個男導演拍女性為主的文藝片,他還可以靠想象,靠包裝,靠各種花裡胡哨的裝逼鏡頭。因為文藝片是可以遠距離欣賞的,不需要太過自我代入。但是商業片要成功,一定是需要引起觀眾普遍共情的,而要達到這個目標先得讓創作者自己和角色共情。

所以賈玲的《你好,李煥英》成功了,雖然賈玲幾乎沒有任何拍電影的基本功,她靠的就是強烈豐沛的真情實感,讓觀眾與她共情。這樣的案例很難複製,因為現在女導演還是太少,而男導演又做不到。你讓張藝謀拍幾十年前在歷史動盪中堅韌不拔的母親,他可以拍得很好,因為有距離感。可你讓他拍當代都市女性白領的生活,對不起,他做不到,即使拍了你也會一眼戳穿,根本不像,我們都不這樣啊。

不知道我解釋清楚沒有。總之就是塑造女性的優秀文學作品的缺失,審查制度對文藝片的限制,商業型別片中女性角色表現空間的狹窄,還有導演自己年紀大了以後心理上的變化,幾股力量合流,共同讓張藝謀電影裡的女性角色變弱了。至於現在的“辱女”爭議,不過就是這個現象必然會帶來的一個結果。張藝謀自己可能也很無奈,他的追求不過是做個兢兢業業的手工匠人,和廚子、裝修師傅差不多,他也沒想去宣揚什麼價值觀。他的導演生涯,與其說創造出了什麼東西,倒更像是一面鏡子,映射出的都是這個時代的變化軌跡。文學的熱潮與冷卻、商業與文藝的此起彼伏、審查尺度的寬與嚴……張藝謀無非就是在自己能力範圍內順應時勢罷了,以他十二萬分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