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兄弟，背道走：王安石與司馬光為何從好友變成政敵？

當皇帝覺得自己的位置保不住了，便需要一場“改革”來穩固自己的統治，一是與前朝勢力爭權、二是擴充自己的錢包、三是為自己在天下與後世留下好名聲。十九歲的宋神宗，在親眼目睹了強敵環伺之下，大宋王朝山河破碎，心中對於變法的願望愈發強烈，於是他選擇與王安石聯手，掀起浩浩蕩蕩的“熙寧變法”，認為“勵精圖治，將有大為”。但不是所有人都支援改革，哪怕作為相互欣賞的好友，司馬光最終選擇與王安石對立，這又是為何呢？

一、變革之日，有為之時

“慨然興大有為之志，思欲問西北二境罪”，年輕人仰慕先祖的功績，立志“雪數世之恥”，宋神宗這番熱血之志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在得知王安石的變法之論後，越發希望身邊有這樣一位巨擘站在自己的身邊。相比宋仁宗的“兩耳不聞窗外事”，王安石因為宋神宗的青睞非常激動，一改之前無心官場的形象。熙寧元年（1068），在進行基本的分封流程後，宋神宗迫切地向王安石伸出橄欖枝，年近五十的王安石欣然領命，成為改革派在中央的定海神針。

早在宋英宗時期，就對宋朝的弊政做出一定的調整，而宋神宗少時經歷薰陶最多的便是法家學說，因此對變法改革有著濃厚的信心與期待，加上前朝的改革先鋒歐陽修還在世上，這使得宋神宗迫不及待想要看到萬民歌頌的那一天。王安石對宋朝制度的全盤改革不是空穴來風，得到歐陽修欣賞的他早就對范仲淹改革做出分析，加上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經歷，王安石有信心覺得自己能夠拉一把大宋，事實上他也幾乎做到了。

二、君子之爭，為國為民

司馬光和王安石為知己好友，年輕人相交，沒有什麼花花腸子，兩人都是文學大家，在一起的時候話題不斷，交流學問，談古訪今。兩人的經歷也頗為相似，同樣都是年少就享譽盛名，在中央有歐陽修和龐籍兩個賞識自己的大佬撐腰，在地方上各自遊歷數年見識到了民生疾苦，還心懷救國濟世的雄心壯志。然而待人接物的態度不同，導致了這兩位領袖人物走上了對立面。

王安石重法，他認為宋仁宗改革的失敗在於“今天下之人才不足”，不懂法度計程車大夫們已經成為國家毒瘤。司馬光重禮，愛戴百姓，在他看來，大膽激進的變革很不得他心。尤其是王安石主張取利於民，開源富國，而司馬光則主張節流，施展“仁政”來使民富裕。因為宋神宗對改革的青睞以及文人傲骨，司馬光與王安石的對立在剛開始沒有如此激烈，以司馬光的退讓暫告一段落。

三、青苗創收，改革失敗

“青苗法”並非王安石首創，為了有錢對抗藩鎮，大唐中後期的皇帝們想方設法擴充自己的錢包，此法孕育而生。在青苗法之前，宋朝就有類似的常平制度，其作用就是在豐年時防止穀賤傷農，在荒年時平抑物價，主張抑制民間高利貸、保護和賑濟民戶，然而執行效果不佳。王安石主張政府運用有息貸款的方式救濟百姓，在他知明州鄞縣時取得不錯的績效，因此讓王安石認為運用“青苗法”能夠實現“民不加賦而國用足”，達到他和宋神宗預期目標：先“富國”，再“強兵”，最後“武統”。

僅從效果來看，青苗法確實給宋朝政府帶來了巨大的收入，有了一大筆錢，宋神宗和王安石也能放心打仗。熙寧六年（1073），在王安石的鼎立支援下，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拓邊二千餘里，收復熙、河、洮、岷、疊、宕六州，這場軍事上一次空前大捷讓宋對西夏的腰板更硬了，也極大鼓舞人心。然而司馬光對於“青苗法”卻有著非常高的厭惡，他看到的是改革派們為了政績強買強賣的醜惡嘴臉，以及百姓因為還不起債而苦不堪言的悲慘遭遇。司馬光不再忍受，他奮起反抗，在探得神宗不願意廢除新法後以退為進，繼續編撰《資治通鑑》，絕口不論政事，這一忍就是十五年。

元豐八年（1085），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六十七歲的司馬光抓住機會，借太皇太后之手全面廢除新法。當然，圍繞二者的爭鬥並未停止，改革派當權，司馬光遭貶，還被打為“奸黨”；守舊派宰執，王安石被踢出孔廟配享。

歷史上變法改革者，能有好下場的少之又少，王安石掀起變法大潮，目的是儘快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以全力應對外戰，他想要把整個國家打造成為戰爭機器，因為再不打個勝仗，“忘戰必危”。然而司馬光做不到“竭澤而漁”，他希望看到的是類似漢、唐的盛世，而不是秦的黷武。“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國家處於生死存亡之際，個人的感情只能放置一邊，王安石義無反顧，司馬光一擊斃命，都只不過是弱國無外交的無奈之舉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