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說“灰色收入”幾乎貫穿整個古代社會，徹底滲透進各個階層？

中國古代的官僚制度，說白了就是一種奉行“命令”與“服從”的剛性制度。這種制度的能量自統治者發出，輻射到各級官員的身上。

官僚是皇權的服從者，所以在絕大多數時代都處於被動地位。但若拋開了統治階層再來看官僚制度，那麼，它便成了一種以人情為主的軟性制度。由這種軟性制度所引申出的一系列弊病中，就包含了灰色收入。

那麼，“灰色收入”與“白色收入”又有什麼區別呢？

舉例來說，趕上年節，地方知府的家裡來了個遠房親戚做客，親戚為了表示敬意，送來了一些價值不菲的禮物。

如果，知府的親戚沒有任何政治背景，他送禮的目的也只是為了增進親情，那麼，這些值錢的禮物就是白色收入。

倘若，這個親戚本身就有一定的官家背景，例如他是某地知縣，或是受某人所託來找知府辦事，這些禮物都是回報，那麼，這筆錢自然而然就成了灰色收入。

之所以在古代灰色收入如此盛行，正是因為這種軟性制度所編制的蜘蛛網。道理是非常淺顯的，人與人之間熟稔了之後，便會形成關係，一層一層的關係構建了人脈資源。在講究人情的古代社會，有關係就更容易辦成事。

所謂灰色收入，其實就是打通人脈的過程。想要與本來不熟稔的人增進關係，就有必要準備一筆禮金和禮品，靠物質來讓陌生的關係變得熟絡。久而久之，人情社會中因利益而構建的關係網，將更多的人網羅進來，將點連線成線段，將線段連線成面。

灰色收入是什麼？

就是在人情網中流通的魚蝦。人情網織得越大，能捕捉到的魚蝦個頭越大。人情網織得越緊密，捕捉到的魚蝦數量也就越多。掰開了揉碎了來說，古代人情社會所遵循的法則，其實就是一種約定俗成的潛規則。

倘若人人都能杜絕潛規則，像包拯一樣清正廉潔，不論得沒得到好處都能給予公正對待，那麼，誰還會願意在人情網中投入沒有意義的交際成本呢？有歷史愛好者蒐集了各方史料，計算了某些古代高官的灰色收入，然而他們算出來的資料卻並不精確。

為什麼？

因為史料中所記載的灰色收入只能是九牛一毛，灰色收入的隱蔽性使得這種收入很難被人查知。況且，灰色收入往往是變數，並不是固定的，影響變數的因素有太多太多。不同的人，不同的時期，不同的職務，不同的目的，都會直接影響到灰色收入的數量。

《道鹹宦海見聞錄》中記載了張集馨的為官生涯，也為我們描畫了一幅生動的官場生態。張集馨所見的同僚們，每天都活躍於迎來送往，在下班後來到同事家中參加集會。大型的宴會每個月都會有幾場，小型的應酬則接連不斷。

每次酒宴，聘請戲班的開銷、賞賜小廝的銀兩、酒水的支出加在一起，大約在二百金左右。晚清官員就是在觥籌交錯和歡聲笑語中，完成了對朝廷賦予的公權力向私利的轉化，隨後又將這種風氣滲透到社會的各行各業。

交際場上的酒是熱的，人是熱的，連過手的金銀都是熱的，這些熱的東西無疑比冰冷又不近人情的白紙黑字看起來更舒服。當然，在絕大多數時期，官員還是要靠冰冷的制度條文來辦事的，畢竟，體制內的一系列問題，大多要藉此來解決。

不過，當這些條文行不通時，官員便要開始拿出人情社會的那一套。搬出這套隱性規則時，官員便在權力上覆蓋了一層相對溫柔的面紗，給予一些人曲徑通幽的特權。對於古代官僚集團的分子而言，關鍵在於如何在人情社會中游刃有餘，而不是如何學習朝廷的指導指示。

因此，絕大多數的古代官員都採取了所謂“人情”的立體化手段，用“溫暖”的方式將自己維持在人情網路裡。除非是一些特殊時期（如朱元璋的洪武年間），否則，官員想在政治場上有一席之地，必不能免去這些俗套的手段。像海瑞、包拯、魏徵一類的人雖然存在，但他們的存在卻是鳳毛麟角。

對於古代法律而言，這些人情網處於灰色地帶，從未僭越。因此，人們習慣性地將人情網中的人際支出稱作灰色收入，而不是黑色收入。至於由此而引申出的灰色生存意識，則幾乎貫穿了整個古代社會，徹底滲透進社會各個階層。

參考資料：

【《道鹹宦海見聞錄》、《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