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確是出自吳承恩之手嗎？恐怕未必
從小背的文學常識中，每提及到四大名著之一《西遊記》的作者，馬上會聯想到那個熟悉的名字——吳承恩。然而，《西遊記》確是出自吳承恩之手嗎？
恐怕未必。
根據現有的資料，吳承恩有可能是作者。即使這樣說，也是相當大膽和自信的。在作家張宗子的考證、想象與側寫中，那個寫出鉅作《西遊記》的作家更像一個書商請來的專業寫手，把一個上好的、有市場價值的題材綜合編寫成一部暢銷小說。
他很可能是一位市井中的小文人，社會地位不高，生活也不是非常富裕，但相當穩定，起碼衣食無憂。他機智幽默、富於想象力，將自己熟悉的市井生活轉化為孫悟空、豬八戒等活靈活現的人物和遊戲一樣的故事。
但作為被僱用的寫手，並不妨礙他同時是一位偉大的作家；沒有偉大的主題在先，並不妨礙作品本身的偉大。
下文選摘自張宗子所著《書當快意》，由出版社授權推送。
寫《西遊記》的那個人
文｜張宗子
童年時期給我帶來無窮樂趣的一本書就是《西遊記》，因此，我一生都對這部“長篇神魔小說”的作者懷著感恩的心情。然而，《
西遊記》確是出自吳承恩之手嗎？恐怕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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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現今已經掌握的資料，我們只能說，吳承恩有可能是作者。即使這樣說，也是相當大膽和自信的。將作者歸於吳氏的根據，反覆檢點盤查，只有明天啟《淮安府志》中的一條，即《淮賢文目》在吳承恩名下列入《西遊記》一種。但這《西遊記》，如一些學者指出的，是小說，還是一篇遊記，甚或是雜記雜劇，我們都不知道。清人阮葵生等人的結論，皆系據此而來，卻又被後來的學者引作證據。“吳承恩說”因為得到兩位頂尖人物魯迅和胡適的肯定，一時幾乎成為定論。1990年，劉蔭柏在其所編《西遊記研究資料》前言中，就有這樣不容置疑的一段話：“《西遊記》的著作者為誰？在今天還提出這個問題似乎是可笑的，因為現在稍有文史知識的人都知道它的作者是明代中葉偉大作家吳承恩。”但在1997年出版的章培恆、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對這個“似乎可笑”的問題，採取了“似乎並不可笑”的審慎態度，羅列兩種意見而不作左右袒。
這說明隨著研究的深入，學界的認識也在轉變。事實上，歷史上許多類似疑案的最後解決，往往依賴過硬證據的發現。沒有證據，一切只能是推論，甚至是一廂情願的臆測。
我喜歡反覆閱讀自己喜愛的書，好在這樣的書並不太多，因此消耗得起那麼多的時間和感情投入。反覆讀一本書的好處是，在閱讀的過程中，讀者和作者的關係不斷親密，背後看不見的作者最終會像朋友一樣出現在眼前，觸手可及。你對他的瞭解也和實際生活中對一位朋友的瞭解過程相似，透過一次次的電話、通訊、會面，一同散步，一起吃喝，互相拜訪，這樣，一個抽象的姓名才會變成活生生的血肉之軀，他的習慣、他的性情、他的怪癖、他的所有喜怒哀樂，你全都瞭如指掌。
在對任何事物的瞭解過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加入個人的想象和理想成分，這是認知的缺陷，也是認知的豐富和深刻所在。畢竟每一個人心中的世界，都不是那個唯一的、具有確定內涵的本初世界，而是他個人的主觀世界。
在主觀世界，“真”遠非最重要的特質，“真”必定屈居於善之後，也在美之後。
如此，“真”變得相當脆弱，相當不可靠。
如果我在長期的反覆閱讀中想象出一位《西遊記》的真正作者，我對他的形容或許沒有太高的學術價值，但在某種意義上，他確實就是那位真正為我們寫下這部千古名著的人，不管他是叫吳承恩，還是其他名字。
《西遊記》（1986）劇照
首先，他很可能是一位市井中的小文人，社會地位不高，生活也不是非常富裕，但相當穩定，起碼衣食無憂。他不是那種拿文學當作神聖事業的人，而可能只是書商請來的寫手，把一個上好的、有市場價值的題材綜合編寫成一部有一定長度（這也是為銷售考慮）的暢銷小說。
“《西遊記》和《水滸傳》《三國演義》相似，都是經過長期的積累和演變才形成的”，在百回本之前，有玄奘師徒的口述紀實文學，有宋元的雜劇和話本，甚至還有一本完整的《西遊記》小說，可是，這些故事不僅散亂，描寫也粗糙，遠遠不能滿足市民不斷提高的欣賞需求，這就需要一位像羅貫中、馮夢龍那樣的高手，對現有材料加以整理。有些書商本人就是筆桿子，如馮夢龍；有的自以為是筆桿子，如餘象鬥；還有的是精明的商人，能發現人才。宋元以來流傳的故事太多了，有基礎好的，也有基礎不太好的，整理編寫者中，有羅貫中和施耐庵那樣的文學天才，也有半瓢水的窮酸秀才，因此，書商們順應大眾消費需求而推出的“精神食糧”中，有的成為名著，有的則讓書商大虧血本。
寫手們的僱用和生活情形，我們可以從《儒林外史》中看到一些描寫。馬二先生應聘為書商選編時文，資方供他吃住，最後得幾十兩銀子的稿費。稿費的多少，要看銷路如何。《西遊記》作者的個人狀況，我們可以從馬二先生身上得其大概。
說《西遊記》的作者是書商僱用的寫手，是相當煞風景的事，因為如此一來，就沒辦法再去論證作者如何像曹雪芹那樣，十年辛苦，嘔心瀝血，披閱再三，經營出一部血淚之作，而且創作也不再是自覺的行為，更談不上什麼匡救時弊的主觀意圖，在這裡，《西遊記》這樣的偉大作品的誕生，竟然不過是為了出版商的幾十兩銀子的稿費。
但是，還有不煞風景的一面，那就是：
作為被僱用的寫手，並不妨礙他同時是一位偉大的作家；沒有偉大的主題在先，並不妨礙作品本身的偉大。
做書商的寫手，動機不外乎：一、賺錢謀生，如馬二先生；二、出名，如纏著馬二要在書上署名的蘧公孫；三、出於愛好。這三種人都有可能成為偉大的作家，偉大絕大多數時候純出偶然，不過，我相信《西遊記》的作者屬於第三種情形。首先，前面已說過，他衣食無憂，其次，他名心不重。明代寫書，並不是不可以署名，但小說地位低，署名意思不大。《西遊記》的很多章節，你能夠感覺到作者是如何陶醉於講故事這種智慧的遊戲，尤其是平頂山和五莊觀的部分，他玩得都不想離開了。
出於愛好，作者不一定非得被書商僱用。寫完了，在三兩親朋好友之間傳看。名聲傳出去，有人專門借去轉抄。傳到書商那裡，書商慧眼識寶，於是“禍棗災梨”，鬧得洛陽紙貴了。
林庚教授在其《西遊記漫話》中，特別闡述了孫悟空形象的市民英雄色彩，將之與話本中的市井人物，如神偷懶龍、宋四公等，進行對比，見出他們之間的相似。《西遊記》雖是神話題材，卻處處是人情世故，如果說豬八戒身上農民味道濃一些，孫猴子則完全是市民情調，市井光棍的無賴、逞英雄、狡辯、狡猾，濃縮在一個猴子身上，變成令人喜愛的機智和調皮。
作者當然是在寫他熟悉的生活。
即使豬八戒，如有人已指出的，也不是單純的農民，而是一個進了城的農民。
《西遊記漫話》 / 林庚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0-8
《西遊記》的作者生活在城市，他是一個熟悉市民生活，熟悉形形色色的市井人物的城市中下層平民知識分子。 這個城市應該是南方中等以上水平、繁華的商業城市，如南京、杭州之類，甚或更小一些的城市。
一部偉大的作品，必然留下作者的痕跡，使細心的讀者可以從中發見作者的生活和思想。讀《聊齋志異》的人，一定會對其中關於科舉的內容印象深刻，感受到作者在這方面的刻骨銘心之痛。至於曹雪芹，誰要說寶玉身上沒有他早年生活的影子，那才叫大白天說胡話呢。
可是《西遊記》從頭到尾，始終是在平和的氣氛中。作者氣度雍容大方，敘事從容不迫，機智百出，諷刺辛辣，卻又能謔而不傷。據此，他的個人生活應當是相當順暢的，沒有經歷過大的波折，沒有慘痛的經驗，而他對生活的態度顯然是樂觀的，一些開心的小事甚至讓他時時有滿足感。科舉和婚姻，舊時文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兩件事，書中沒有留下感情痕跡，說明前者作者並不在意，後者沒有任何波瀾，這正是“貧嘴張大民”式的小知識分子的典型幸福生活。
《西遊記》是佛教故事，但如我在前文中已經講過的，作者的佛教知識十分有限，差不多停留在一個普通訊徒的常識水平。為了成書，作者顯然補過一些功課，所以書中留下了超出常識卻沒有完全消化吸收的痕跡。《心經》是唐僧的精神支柱，每到危急關頭，都要默唸以求鎮定的，作者卻把它稱為《多心經》，這是鬧了一個大笑話。佛教講“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裡講“多心”，豈不正是反其道而行之了？但作者把唐僧和《心經》聯絡起來是有道理的，因為流傳的《心經》正是玄奘所譯。書里拉進來一個烏巢禪師，似與《五燈會元》裡的鳥窠禪師頗有淵源。
《西遊記》 （1986） 劇照
作者對道教的熟悉大大超過佛教，所以書中的人物，即便是佛教中的大人物，講起道理來，講著講著就滑溜到道家那裡去了。書中大部分講佛理的詩詞，乾脆佛道一鍋燴，連作者都分不清誰是誰了。
過去的評家視《西遊記》為闡揚道家金丹妙旨的所謂“證道書”，正說明了書中有濃厚的道教色彩。事實上，講到丹，看來作者是個對丹頗有興趣的人，說不定，如李白一般，可能還有點實際經驗和心得呢。孫猴子似乎對丹最看重，鬧天宮的主要罪狀之一是偷老君的金丹，後來取經路上，道家的各種金丹不斷在緊要關頭出現：破黃風怪，有靈吉菩薩送定風丹；救活屈死的烏雞國王，要從老君那裡討來九轉還魂丹。猴子嘴邊的嗉囊，似乎專為藏丹而生，老君每次見他，總得提防他故技重演。
明朝的昏君煉丹成癖，丹本是求長生的，後來用途不斷擴大，變成春藥了。不過在《西遊記》的作者那裡，丹始終還是高貴的靈物。
每一樣都玩，每一樣不見得玩得多深。
孫猴子講馬兜鈴治病的道理，你說是真還是假？所謂玩，是從學問裡找樂子、找談資，三教九流無所不知，知的深度，以快樂和實用為限。就像我們今天在很多地方都能遇到的熱愛生活的人，他種花、養動物、看偵探小說、練點氣功、品茶，興許還集郵。無論談什麼，他管保有一肚子小零碎兒供你樂。但他絕不是動物、植物學教授，也不是冊子裡藏有“華郵三珍”的收藏界泰斗。
《西遊記》 （1986） 劇照
《西遊記》的作者是南方人，這個已經得到公認，蘇興先生有《關於〈西遊記〉的地方色彩》一文，這裡不做徵引，不過值得指出的是，西行取經，顧名思義，本是一個關於西域的故事，然而從《大唐西域記》直到《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的西北地理色彩，到百回本《西遊記》，全部改換成了江南風物。《西遊記》一路上的景物，從離開中土，到抵達天竺，山水的蔥鬱靈秀，一成不變。
流沙河是個很好的例子。在《詩話》中，沙僧本是深沙神，流沙河實際上有沙無河。玄奘的傳記中也記錄了他被困沙漠險些喪生的故事。西行之路，最危險的莫過於沙漠，但對於南方人，沙漠太遙遠，太沒有現實感。他能想象的旅途之難，不出山嶺之險峻，加上河流的阻隔。事實上，南方的河流多柔媚，桂棹蘭槳、清風明月，不知該有多詩意哩。所以《西遊記》中，十之八九的災難是在大山中，河川則次數甚少。流沙河之外，僅有黑水河、子母河和通天河這三次。可見人的想象總是以感官經驗為基礎的，間接的經驗使用起來不一定那麼得心應手（除了酈道元，就算他寫江南有所本，卻如何寫得那麼有精神？這裡面的謎待解）。
《西遊記》（1986）劇照
《西遊記》作於什麼時候？阮葵生認為是吳承恩年輕時的“遊戲”之作，現代學者多認為寫於作者晚年，蘇興則堅持說，《西遊記》是吳承恩三四十歲的作品。
《西遊記》行文異常流暢，文字清新，從開卷到結束，一直保持著同樣的輕快節奏，可以想見作者寫作此書時的狀態之好、速度之快，除了插入的唐太宗和唐僧身世的幾回略顯滯澀，全書看不出有絲毫滯礙之處。這種特點，顯示書成於作者壯年之時，也正是蘇興所說的，三十至四十歲之間。
最後要說的，是《西遊記》作者的詩詞。我小時候非常喜歡書中有關山水風景的韻文，對那些妖怪居住的洞府豔羨不已。從書中的作品來看，作者在詩詞上的造詣不算高，那些寫景詩都是公式化的，峰巒如何，澗谷如何，哪幾種樹，哪些花草，哪些飛禽走獸，再加上季節時令，朝夕陰晴，所以看來看去，西行路上的一應山水，彷彿構件數量有限的佈景，搭來搭去，總不離那幾樣東西。在小說中插詩詞，除了刻意賣弄才學的一類，實在是一項很吃苦的工作，費力不討好。《紅樓夢》裡有幾處，看得出曹雪芹在這方面的辛苦，章節寫好了，人物的詩詞還沒安排好，只好留著以後慢慢補。
明代的文人，有個很普遍的現象，他們文章一流，劇作一流，詩卻寫得沒法看，湯顯祖、“三袁”，張岱，都是如此。如果只看他們的詩，很難想象他們在其他領域會有那麼了不起的成就。《西遊記》的作者也屬於這種人。不過作為小說作者，他的那些“八股詩”安插在書中，既不喧賓奪主，也沒有亂場塌臺，多數時候還能在故事進行之間給讀者以歇息的機會，造成美學上恰如其分的間離效果，這就不能不佩服他的聰明。興到酣處，他還時不時弄點遊戲詩，如藥名詩、數字詩，這樣的文字遊戲，行家當然不會拿它當回事，但很能給一些略通文墨的讀者帶來樂趣，他們甚至會抄下來，作為茶餘飯後的談助。
總之，這位尚未正名的大作家，是一個自信、樂觀、寬容的人，他機智幽默，看世相眼光銳利如簡·奧斯汀，他的態度也像，不過由於對生活的滿足，他的諷刺中不存怨毒和刻薄，這是極為難得的境界，很少有以諷刺著稱的作家能做得到。
復仇容易，寬恕難。
《西遊記》的作者即使在大動干戈時也是微笑著的。商業書，首要原則是好看，第二、第三個原則還是好看。文以載道不在考慮之中，結構上玩花樣，設定點象徵什麼的，他也不放在心上。他要把故事講得人人愛看，這一點，他絕對自信，因為他不是新手，以前肯定在什麼地方，以什麼形式，嘗試過了。他富於想象力，熟悉市井生活和來自平民間的富於表現力的語言，他身在其中但不限於其中，因此他看得清楚、看得透徹，四個各具特色的人物，足夠讓他概括一切世相，何況還有那些打不完殺不盡的妖怪。
《西遊記》 （1986） 劇照
《西遊記》是一部遊戲之作，偉大的作品多少都具有遊戲性質。
《西遊補》也很偉大，它和《西遊記》最大的不同在哪裡？《西遊補》中一切都是有意的，《西遊記》則不然，它沒有“目的”。遊戲的出發點是愉快，過程是遊戲，終點還是愉快，故其一切純出天然。但我們知道，寫作是這樣一個過程，在寫作中，不管有意無意，作者的一切必然隱藏在作品中，包括他的性情、他的思想，他對我們這個世界的認識。
偉大的作家從來不用擔心作品中沒有自己，因為他就是作品。
本文節選自
《書當快意》
作者： 張宗子
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年： 20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