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琳：回憶陰法魯先生

在北京大學讀大三那年，系裡決定給本科生開設一門常識課——“中國古代文化史常識”，面向中文系七七、七八、七九三個年級，外系同學也可選修。這門課不是由一兩位老師從頭講到尾，而是由多位老師分別講授，每人一個專題。授課老師以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為主，有陰法魯、嚴紹璗、向仍旦、裘錫圭、金開誠等先生，還有歷史系宿白、鄧廣銘、張傳璽幾位先生。此外，還特邀中國歷史博物館史樹青先生與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劉乃和先生加盟。這門課涵蓋了中國古代文化史的方方面面，包括古代文獻的發現、流傳與收藏。記得講述的內容有上古紀年、歷代行政區域沿革、古代婚姻制度、科舉與選舉制度、唐宋雕版印刷乃至國畫藝術，等等。雖然這門課冠以“常識”，內容卻比一般意義上的“常識”要廣泛得多，也深入得多。有些題目甚至是很冷僻專門的，如“考古發現中的秦漢資料對校勘古書的意義”，如“中國日本古代關係史中文獻學的幾個問題”這類，簡直就是專題研究。拿到系裡發下來的課程大綱，再一看任課老師幾乎個個是聞名遐邇的大家，我就知道這絕非一門普普通通的“常識”課。一個學期下來，在十幾位任課老師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陰法魯先生。他是文獻教研室的，平日聽他的課不多，私下裡卻是我接觸最多的一位老師。

一

初識陰先生，就是在古代文化史常識課的課堂上。這門課第一講是“概說”，主講人就是陰先生。如同當年上各門大課一樣，距開課還有幾分鐘，可容納百餘人的教室就早已坐滿了人。踏著上課鈴聲，一位高高瘦瘦、文雅疏朗、六十來歲的老先生走上講臺，一副謙謙君子的模樣。就在上課鈴聲停下的一瞬間，他正好在講臺前站定，時間掐得真是精準。課上多了，就知道幾乎所有老師開講的流程都十分類似。一上臺先把講稿翻開，來個自我介紹，然後說到這門課程。可陰先生卻把第一個步驟省略了，一上來便自報家門，隨即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寫下“中國古代文化史概說”幾個字，便正式上課。我發現，陰先生壓根就沒帶講稿，甚至連個公文包也沒有。我以前聽過的各門必修課、選修課，只有吳組緗先生講授“中國古代小說史論要”帶的講稿最少，一個學期下來，手裡只有一頁寫有教學大綱的紙片，可到了陰先生這兒，索性連紙片也省去了。

陰法魯陰先生一張口，我便聽出他帶有山東口音。想到陰先生名“法魯”，心想他必是魯人無疑。不知當時是怎麼想的，我竟揣測“法”是不是暗示陰先生曾在法國留洋，顯然這個聯想太不靠譜了。後來知道，陰先生還真是山東肥城人。這門課既然是“概說”，望文生義，我琢磨著陰先生大概是要把日後各位老師所講的內容提綱絜領地串聯起來，給學生一個總體交代。這樣的話，恐怕免不了蜻蜓點水，泛泛而談，所以私下想這個“概說”課大概不會很有意思。然而，陰先生一開講，就把大家都吸引住了。第一個感覺是這位老先生真有學問。他不但把看似互不相干的一個個專題融會貫通地連在一起，說起來如數家珍，而且穿插進許多自己多年研習文化史的體會，講了很多我們以前自以為懂，其實不懂的“常識”，那些東西我們或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陰先生講課不是神采飛揚、激情四射那種風格，他不靠神情、語氣、動作來感染學生。他說起話來不動聲色，口氣十分平和，屬於不苟言笑，可肚裡乾貨極多的那種大家學者。別看他不帶講稿，要講的東西早就印在他的腦子裡，講起來一板一眼、有條不紊，內容豐富翔實，沒有半句廢話。同學們聽得都十分專注。

聆聽陰先生的“概說”到如今，幾十年過去了。儘管對這門課的總體印象還在，很多具體內容早已淡忘。不過，陰先生最後講“史學”時提到的一些細節，依然新鮮如初。

譬如，關於“青史”的由來。“青史”是史書的代稱，但為什麼叫“青史”，那時候我確實不知道。順帶說一句，那時查資料不像今天這麼方便，沒有網際網路，沒有百度、谷歌，哪怕隨便查個典故，有時也得在圖書館泡上半天。記得陰先生一上來就先給大家誦讀文天祥詩《過零丁洋》，唸到最後兩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以為陰先生引用此詩，是要闡發大一統的史學觀，不料，他真正要說的只是最後三個字“照汗青”，問我們如何理解“照汗青”，什麼是“汗青”。可能是教室裡人太多，大家都不太好意思當堂回答，或者有知道的也只是小聲嘀咕。於是陰先生說，最早的書是寫在竹片上的，稱“竹簡”。要選取上好的青竹，先要把它削成長方形的竹片，然後放在火上烘乾。烘乾後的竹片既容易寫字，也不易發黴變質遭蟲蛀，便於儲存。在烘乾過程中，新鮮竹片會滲出水珠，如同人出汗一般，所以製作竹簡的這一道工序就稱為“汗青”。後來，“汗青”就代指竹簡、史冊，也指著述完成了。史學，既然是研究歷史的學問，自然主要研究的也就是那些青史留名的人與事。聽下來，我當時就覺得很長學問。

還有一個細節是關於刀筆吏。“文革” 後期，舉國上下曾有過一場轟轟烈烈的評《水滸傳》運動。那個被批為“投降派” 的宋江原是鄆城縣衙的刀筆吏。這“刀筆吏”究竟是多大的官兒，評《水滸傳》的時候，我還真查過，知道是古代衙門裡的文案人員，相當於今日法庭中的書記員。不過，這個職務為什麼叫“刀筆吏”，為什麼史書上刀筆吏多半是負面形象，就不知其詳了。陰先生的課正好填補了我不求甚解的缺漏。陰先生從“青史”引發出對“刀筆吏”的講解，告訴大家刀筆吏與用竹簡寫作有著直接的關係。刀筆吏手中的刀就相當於今日之橡皮。現在寫錯了字可以用橡皮擦掉重寫，而古人在竹簡上寫字，無論是用刀刻還是用筆寫，如果出現錯訛，就只能用刀來刮。做文案的人總是隨身帶著刀和筆，隨時準備修改，於是被稱作“刀筆吏”。陰先生還說，其實漢代以後“官”“吏”二字各有所指，吏是不可為官的，地位也比官低很多。陰先生還舉《史記》中的記述，說漢代的刀筆吏多是酷吏，刀筆吏的名聲早在秦漢時期就不怎麼樣了。如《汲鄭列傳》中就有“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的說法，汲黯怒斥酷吏張湯“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還有《李將軍列傳》描述大將軍李廣因迷路而貽誤戰機，不願受責於庭前之刀筆吏，於是憤而自殺，臨終前對手下將士說：“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陰先生藉此告訴我們，這就是為什麼刀筆吏後來多用作貶義詞的緣由。

講完李廣，陰先生似乎談性正濃，同學們也靜靜地等著陰先生繼續講下去，可他忽然停了下來—“同學們，下課！”話音剛落，下課鈴就響了。陰先生講課時，我一直盯著他看，沒見他瞥過一眼手錶，真不知道他是如何把上課時間掌握得如此精確，幾乎是分秒不差。

二

後來，陰先生還為中文系學生開設了“詩經研究”專題課。可那時我對唐詩產生了濃厚興趣，並把自己的研究重點鎖定在唐代文學上，因此選修了陳貽焮先生的“三李（李白、李賀、李商隱）研究”、陳鐵民先生的“唐詩文獻與整理”、吳小如先生的“唐宋詞研究”，還有彭蘭先生的“高適岑參研究”等課。本來，我也很想選陰先生的“詩經研究”，還特意跟文獻專業的同學打聽過，被告知陰先生的“詩經研究”主要是從文獻學與音樂性入手。文獻學，我有興趣；可是音樂讓我大傷腦筋，我是天生的樂盲，考慮到自己已經選了不少課，猶豫再三，還是決定放棄了。也是造化弄人，我畢業那年，偏偏北大唐代文學專業不招研究生，只能選宋元明清或者先秦兩漢。比較之下，我還是對先秦兩漢更感興趣，就報考在褚斌傑先生門下讀先秦兩漢文學。這個專業，《詩經》是一個重頭。我很是後悔，本科時沒上陰先生的“詩經研究”課真是大大失策。

《經書淺談》最近我才讀到陰先生過去發表的一篇研究《詩經》的文章（《經書淺談·詩經》），文中探討了“《詩經》該如何來唱和”的問題，覺得很有創見。他把《詩經》中不同的唱和形式，歸納為這樣幾種：一種是對唱，即兩方交替歌唱。如《周南·芣苢》：［唱］采采芣苢，薄言採之。［和］采采芣苢，薄言有之。一種是幫腔，就是緊接每段、每句或全首唱詞的尾句而出現的應和部分，一般採用“一唱眾和”的形式。如《鄭風·木瓜》：［唱］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和］匪（非）報也，永以為好也。［唱］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和］匪報也，永以為好也。第三種是重唱，即依照別人所唱的全首歌曲重唱，歌詞或相同或不同。文中，陰先生還特別提到孔子談《詩經》音樂性的話，孔子說：“師摯（太師摯）之始，《關雎》（《詩經》第一篇）之‘亂’（樂曲末章合奏的高潮部分），洋洋乎盈耳哉！”指出這就是孔子對《關雎》音樂成就的描述。讀到這裡，我不禁想起三十多年前，自己研讀《詩經》的事。當初我雖然沒能親耳聆聽陰先生的“詩經研究”專題課，可上研究生時讀《詩經》，卻寫了一篇從音樂與文獻角度研究《詩經》的文章《〈關雎〉錯簡臆說》，發表在中華書局主辦的學術刊物《文史》第二十七期。其中的論據之一，就是《關雎》所採用的唱和方式。現在想來，假如當年上了陰先生的專題課，那篇文章或許可以寫得更好些，對音樂性的研究也會更深入。

陰先生是一個潛心做事絕不張揚的人。本科期間，除了上他的古代文化史概說課以外，我在校園裡幾乎再沒有再碰到過陰先生。第一次與陰先生零距離接觸，已是我讀研究生的時候了。那是一九八二年秋天，北大九三學社組織社員及家屬去密雲水庫郊遊。我妻子徐匋（當時還是女友）的父親徐繼曾先生是西語系教授，也是北大九三學社主任委員，我也因而沾了光。萬萬沒有想到，中文系金開誠與陰法魯兩位先生也參加了這次郊遊。

那天我們到得很早，上了旅遊車，我就透過車窗發現陰先生也朝這邊走過來了，心中暗叫不好，趕緊低下了頭。就在陰先生跟徐先生打招呼的時候，我又聽到了另一個熟悉的聲音：“徐先生早！”那是教過我文藝心理學的金開誠先生。我頓時覺得渾身不自在起來。周圍坐著的都是老先生、老教授和他們的夫人，在眾人中，只有我和徐匋兩個年輕人已經夠扎眼了。本來誰都不認識倒也罷了，可現在偏偏上來了兩位同系的老師。陰先生很可能不記得我了，金先生卻是躲不了，因為我不但上過他的課，還向他請教過問題，在系裡聊過天。為了避免尷尬，我趕緊把頭埋得低低的，拿出隨身帶的書佯裝看書。何況在那個時代，人們對交男女朋友的態度還比較保守，一般不到結婚的份上都不公開，所以被認識的老師看到覺得很是尷尬。

到了密雲水庫，我最後一個下車，就是想躲開中文系的兩位先生。可徐先生和陰先生、金先生就在離旅遊車不遠的地方聊天，似乎在等著我們。我只好硬著頭皮走過去。徐匋先跟兩位先生打了招呼。金先生果然一眼就把我認出來了，還沒等我發話，就搶先把我介紹給陰先生：“這是中文系七七級的王景琳，現在正跟著褚斌傑讀研究生，也在上我的一門課。”我趕緊向陰先生問好，並告訴他我曾上過他的古代常識課。陰先生很客氣地跟我握手，說“歡迎你們年輕人參加九三學社的活動”。遊覽時，我儘量與兩位先生保持距離，避免與他們打照面。但密雲水庫遊覽區不大，免不了面對面地碰上。陰先生很理解我在他與金先生面前這種不自在的感受，每次撞上，都面容和善地與我閒聊幾句。我能明顯地感到，陰先生是想盡量讓我輕鬆起來。

吃午飯的時間到了。當我和徐匋走進餐廳，金先生和徐先生正坐在餐桌旁聊天，徐先生的一側空著兩個座位，顯然是給我和徐匋留的。我正在猶豫要不要過去先跟金先生打個招呼再坐下，正好陰先生也進來了。他先往四周打量了一圈，選了另一張桌子坐下，然後就衝金先生連連招手，示意他坐到他那裡去，金先生跟徐先生嘀咕了一句，就真的挪過去了。我懸著的心這才放下，心裡特別感謝陰先生。其實，我們的桌子足夠大，陰先生也可以過來與我們同桌的。真要是那樣，我和徐匋就得坐在金先生和陰先生對面，在兩位老師眼皮底下就餐。那樣的話，我肯定不好意思下筷子，能否吃飽都還兩說。這是我第一次直接與陰先生打交道，事情雖然微不足道，卻讓我特別感受到陰先生為人的周到、細心、實在。認識一個人，有時候未必需要遇到什麼大事，在這些細枝末節的瑣事上，反而更能見出一個人的修養。

從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六年，我在中關園四十二公寓岳父家住過兩年多。陰先生家與岳父家僅僅隔著兩個門洞。自從在密雲水庫與陰先生相遇，我與陰先生開始熟悉了。傍晚去取牛奶，常常在路上與陰先生相遇，每次我都會跟陰先生聊天，也向他請教。隨著與陰先生越來越熟悉，談論的話題也就越來越廣。自然，我們談得比較多的是《詩經》《莊子》、道家思想以及中國民間信仰方面的事。陰先生話雖不多，但學識淵博，無所不知，幾乎什麼話題都可以聊，這一點尤其令我欽佩。

三

我的碩士論文做的是“莊子散文研究”，是從文章學的角度論述《莊子》的，有六萬來字。即將畢業時，導師褚斌傑先生告訴我，論文答辯委員會由五人組成，陰先生是其中之一。我聽了很是高興。不過，也想到，陰先生一向做學問嚴謹縝密，他提出的問題一定很具有挑戰性，自己得好好準備。果不其然，論文答辯那天，陰先生是最後一個向我提問的老師。他先就論文涉及的內容提了幾個問題，我回答得還算圓滿。可他最後提出的一個問題卻完全出乎我的預料，絲毫沒有準備。他讓我談談莊子與陰陽五行的關係。當時我一下子就愣在那裡了。

陰陽五行，那是中國古代哲學的核心。“陰陽”與“五行”兩大學說構成了中國傳統思維的基本框架，是一個純哲學研究專題。遺憾的是，我不但沒有研究過陰陽五行學說，更沒探討過莊子與陰陽五行的關係。這個問題完全超出了我的研究範圍，自己從來沒涉及過。儘管讀《莊子》時，確實偶爾也考慮過莊子是否與陰陽五行有關，翻閱過幾篇相關文章，但畢竟沒有投入精力去認真研究。

為了回答陰先生的問題，我迅速回想一下當年哲學系許抗生老師給我們上“莊子研究”課時是否談及這個問題。一定沒有。現在，陰先生卻在我論文答辯的時候把這個問題提了出來，應當如何回答？無論如何，我得說點什麼，那工夫我腦子裡急速旋轉，把能夠想到的材料迅速調集、組織起來。答辯室裡一度出現了令人難堪的沉默。我正準備從自己對陰陽五行的膚淺理解扯開去，導師褚斌傑先生來“救駕” 了。他已經看出，對這個問題，我當時無法做出一個論說嚴密、論據充分的回答，便笑著對我說，這可是一個大題目，恐怕不是幾句話能回答得了的。這樣吧，莊子與陰陽五行的關係就算是陰先生交給你的一個新課題，以後你可以寫本專著，至少也要寫篇論文向陰先生請教，好吧？我當然連忙點頭稱是，給自己找了個臺階下。

陰先生也不再深究，還很體諒地說，我也是剛剛忽然想到這個話題，不能算是論文答辯的問題吧，只是想開啟一條思路。既然這個問題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回答的，那就給你留個功課。事後，我曾多次琢磨陰先生為什麼會在答辯會上提出這個問題。我最終的理解是，他的真正用意就是要我把眼光放得更開闊一些，對莊子這樣一個在中國文化各個領域都有著極大影響的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僅僅從文學的層面進行研究還遠遠不夠，必須要從多領域、多層面加以探討，才能揭示出更深層的東西。這就要求莊子學者不但要研究莊子的文學觀、哲學觀、社會觀，還要了解像陰陽五行這樣一些中國基本哲學學說與莊子思想的關係。

這件事對我觸動很深，也讓我思考了很多、很久。從那以後，我感覺我做學問寫文章的思路比過去更寬闊，涉獵的領域也更廣博了。畢業後，我在中央戲劇學院開過古典散文賞析課。在講莊子散文時，我特意給自己出了個難題，講《應帝王》中“神巫季咸為壺子相面”那一節，並就中國古代相術給學生做了個簡單介紹。沒想到，這個題外話卻引起了學生濃厚的興趣，很多學生向學校要求安排我給大家開一門中國文化史課。那時正是文化熱，可我剛任教不久，難以承擔內容如此深厚廣博的課目。最後，我把這門課開成了民俗文化課，分成幾個專題講授。後來，就在這門課的基礎上，我寫出了《鬼神的魔力》《中國古代寺院生活》《鬼神文化溯源》等專著，還與徐匋合寫了《金瓶梅中的佛蹤道影》一書。我有時候想，在我這一輩子的學術生涯中，之所以能從純文學研究轉到更廣闊的文學文化研究，陰先生在答辯時給我出的難題很像是讓我“頓悟”的當頭棒喝。

為了準備開這門民俗文化課，我到處蒐集資料。發現有關民俗文化的參考書又稀缺又簡單，我就跟徐匋商量自己動手編寫這樣一部工具書。經過幾個月的準備，我們直接給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寫信提出我們的編書構想，並附上了編寫體例以及每一大類的詞條樣稿。很快，出版社回信表示對我們這一選題有興趣，不久即把此書列入了出版計劃，還建議我們請一位著名學者為此書作序。

《中國民間信仰風俗辭典》請誰呢？我和徐匋不約而同想到了陰法魯先生。陰先生從事古代文化史研究多年，而民俗文化正是其中一個重要部分。於是，我專門去北大中關園拜訪陰先生。一跟陰先生說明來意，他就讚許地連連點頭，並當即應允。陰先生知道我已搬離中關園，便說序文寫好後就交到我岳父徐繼曾先生處。這次拜訪不久，參與此書編寫的眾多作者尚未把稿子交完，陰先生的序文就已經到我手中了。一九九二年，這本七十多萬字的《中國民間信仰風俗辭典》由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了。陰先生的序自然為此書增色不少。遺憾的是，此書問世時，我已離開北京到了北美。一收到樣書，我立即託家人給陰先生送去，並轉達我的謝意。據說，陰先生見到樣書很是高興。後來，我在網上發現此書很受讀者歡迎，並且於一九九七年重印。看到重印書的紙張更精良，製作更規範，版權頁上的資訊也比首印更完善，我想跟出版社再要幾本樣書，卻被告知一九九七年版是盜版的。無論如何，作為主編著書人，我還是覺得這總比無人問津要好。

四

陰先生少言寡語，極其低調，生性篤厚實在，對學問是精益求精。他很少談論自己的過去、自己的成就。我認識陰先生多年，也僅限於知道他畢業於老北大，一直致力於對中國古代音樂史的研究，特別注意從音樂的角度，研究“詩”“詞”的發展以及相互關係。他對中國古代文學文化研究的一個重大貢獻，就是與音樂教育家楊蔭瀏先生一起，透過對宋代詞人姜夔留下的十四首自度曲的記譜符號、音階形式、宮調系統、絕對音高等的研究，破譯了現今僅存的宋代樂譜，從而讓今人也可以聽到近千年前的古樂。此外，我還知道陰先生著有《古文觀止譯註》，與人合作主編《中國古代文化史》等。

《古文觀止譯註》直到最近，我才發現一生低調的陰先生，原本是有很多可以高調的資本的。只是由於他內斂篤厚的性格，才使得他的經歷鮮為人知。陰先生是一九三五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大學期間，發生了“七七事變”，於是北大西遷，與清華、南開聯合組建西南聯合大學，陰先生也隨之前往。他一九三九年自西南聯大畢業時，恰逢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復招收研究生。當年招了兩批。第一批，陰先生似乎沒有報考。據《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記述，第一批報考並錄取的是史學楊志玖、汪籛、桑恆康，語言學傅懋勣、陳三蘇、馬學良，文學逯欽立。陰先生是第二批報考的，同時錄取的還有王明、王叔岷、任繼愈、劉念和、閻文儒，一共六人。西南聯大時期的文科研究所師資陣容極為強大精悍，有羅常培、李方桂、丁聲樹、唐蘭、羅庸、楊振聲、湯用彤、陳寅恪、姚從吾、向達、鄭天挺、賀麟等導師，個個都是學界響噹噹的人物。陰法魯先生師從著名古典文學史家羅庸。按照課程設計，研究生讀兩年，但一九四一年總共只有七個學生畢業，他們是馬學良、劉念和、周法高、王明、楊志玖、任繼愈和陰法魯。同時入學的逯欽立晚了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才畢業。而王叔岷，還有次年入學的王利器一九四三年畢業。這些當年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幾乎無一例外，後來都成了學界的領軍人物。

在昆明，生活條件極為艱苦，但研究生與導師間卻相處融洽。有意思的是當年文科研究所正所長是傅斯年，而副所長是鄭天挺。傳說有研究生戲擬對聯說，“鄭所長，副所長，傅所長，正所長，正副所長；甄寶玉，假寶玉，賈寶玉，真寶玉，真假寶玉。”陰先生的同窗任繼愈先生回憶說： “師生們同灶吃飯，分在兩個餐廳，因為房間小，一間屋擺不開兩張飯桌。”“師生天天見面，朝夕相處。……羅莘田先生戲稱，我們過著古代書院生活，鄭先生是書院的‘山長’。”（《一代大師因小見大》）可惜的是，我沒能找到陰先生自己記述昆明讀研生活的文字。

《中國古代文化史》儘管如此，我還是頗有一些令人驚喜的發現。陰先生平日話語不多，留下的文字也不算多，想不到他儲存下來的珍貴的師友信函著實不少。其中有新儒家開山祖師、國學大師熊十力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寫給陰先生的畫滿圈圈點點求辦瑣碎家務的信；有書畫家、教育家啟功先生因唯恐“貽笑大方”而婉拒為某出版社撰寫題詞，卻“自請纓”“寫書籤”的請準信；有陰先生恩師也是西南聯大校歌歌詞作者、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書寫者羅庸的絕筆信以及一九三八年西南聯大校歌油印件；有中國現代語言學開拓者之一魏建功與北大九三學社謝義炳、唐有祺、遊國恩、金克木、楊周翰等參加統戰部組織的參觀遊覽活動彙報；有陰先生北大研究所同窗、哲學家、歷史學家任繼愈祝賀陰先生八十壽辰的短札；還有多才多藝的北大同仁吳小如搜尋教學資料的求助信，等等。誠如網上所說，雖然陰先生不顯山不露水，從未見他標榜自己，卻有著如此“豪華”的朋友圈，可見陰先生為人謙遜厚道之一斑。

我是一九九一年出國的。剛出國時，還偶爾從家人來信中獲知陰先生近況之一二。後來聽說他身體不太好。後來大家都不寫信了。二○○七年回北大，曾向家人打聽陰先生的寓所，想去看望他。不料料，家人告知，陰先生已於二○○二年駕鶴西去，令人不勝唏噓。

本文首發於《書城》（2020年11月號），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