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掛印封金”，志同而道不合，淺談曹操為什麼留不住關羽

作為歷史小說，《三國演義》在創作上不是完全虛構的，沒有成為架空小說，並非完全實錄，也未淪為社會歷史文獻。實際上，它既是民間講史的整合，又是依據《三國志》的歷史框架和通鑑體的編年紀事，是帶有極強的民間性質與講史性質的“通俗史書”。它秉持宋元以降的“正蜀漢偽魏吳”的正統觀念，以“篡漢”大力鞭撻曹魏集團，尊蜀漢為漢的延續，讚揚蜀漢集團“興復漢室”的理念。關羽和曹操是《三國演義》中兩大重要人物，一忠一奸，是正面與反動的兩大代表，二人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卻又如何產生交集？

曹操

儘管在“建功立業、為國除奸”的問題上，曹操和關羽有他們相合的地方，但是在實現這一目標的方式上，二人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這一分歧註定二人在心靈上無法相通，這就導致他們最終必然分道揚鑣。

關於

關於“降曹”，關羽與曹操的分歧就顯而易見地表現出來了。關羽“降曹”事件在《三國志·蜀書·關羽傳》中僅27字記載。

在《三國演義》的記述中則成了“屯土山關公約三事”“降漢不降曹”“身在曹營心在漢”的經典橋段。且不說“禽”變成了“約”，且言這“曹公禽羽以歸”變成“降漢不降曹”。關羽是《三國演義》中的尊劉一派，曹操則被打入貶曹一系，當然這並非一時而就，朱熹早以其“正蜀漢偽魏”的正統觀對曹操有所貶斥：陳壽稱曹操為“公”或“太祖”，朱熹稱之“操”；曹操為魏王，《三國志》稱“王”，《資治通鑑綱目》則稱“魏王操”，並不把曹操當作尊者，故不避其諱。《三國演義》沿襲了這種正統觀，稱關羽為“公”，稱曹操為“操”；“降漢”與“禽羽”，褒貶立意，高下立判。羅貫中又特意設定了“約三事”這一情節，以引出“降漢不降曹”的對立，正是出於這樣正統觀上的對立，關、曹二人註定無法同行。

關羽

作為政治家，曹操胸懷統一天下、圖謀大業的志向，他原本志向在於墓碑上題刻“漢故徵西將軍曹侯墓”，但經征伐之後羽翼豐滿，其位置和勢力、更是雄心抑或說野心使他逐漸擺脫儒家正統觀的約束，逐漸向著法家的“趨利避害”轉變。

曹操劇照

關羽則是小說中漢朝社會秩序的積極維護者和專制社會正統觀念的積極踐行者，他忠於劉漢王朝，對他的兄長、主君劉備忠貞不二，因為劉備是漢室正統。他與劉備的這種“兄弟而父子、父子而君臣”依恃兄弟“悌義”、推廣而及的父子“孝義”、推廣至君臣“忠義”的關係，正是君主及民間所推崇的維持社會穩定的牢靠關係，它反映了小生產者們透過互助、取得社會地位的需求。

就墨家強調的倫理而言，即劉關張超越血緣的結拜兄弟式的博愛，因為劉備的身份特殊，從而延伸出君臣之義，將兄弟之義規範化為“忠義”。這種超血緣的政治聯合關係在社會混亂時維持了一定的內部穩定，而“忠義”則有助於維持全國統一穩定。在關羽看來，曹操是國家秩序的不穩定因素，早在許田圍獵時，關羽已有對曹操的不滿，認為曹操的行為觸及了君臣父子的倫理關係，更成為社會潰爛之根：“操賊欺君罔上，我欲殺之。”可見，在關羽眼中，曹操和董卓是一丘之貉，都是破壞正統、破壞社會穩定的“奸賊”。

墨家

《三國志·蜀書·關羽傳》所載“禮之甚厚”本意在肯定曹操的愛惜人才，在《三國演義》則轉換為關羽的“秉燭達旦”“掛印封金”“不近女色”。關羽熟讀《春秋》，深受儒家提倡的正統觀念的影響，崇尚忠貞，講求義氣，恪守倫理綱常。當曹操將他和劉備二夫人的住處安排在一起時，他“秉燭於戶外，自夜達旦”，又“分一宅為兩院”，這正是出於護衛二嫂、不違“悌義”。

秉燭達旦

可見，即便是日常生活之中，關羽正如文人的理想一般，用道德、倫理、綱常來約束、規範自己，經過《三國演義》的創作，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如在眼前。

桃園結義

於曹操而言，關羽嚴守的道德、倫理、綱常迂腐不化。在曹操眼中，不論用什麼辦法，都是一種實現目標的途徑，為了達成目標，他可以不顧一切。他的法家式的“利己”“自為”“趨利避害”的一面便顯露無疑。曹操受世叔呂伯奢的款待和幫助，因多疑，殺了呂伯奢一家，事後他竟說出“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這一驚世駭俗的“名言”。但以法家的人性論來看，這種極端利己並不奇怪，韓非認為即便兄弟關係，也是由利決定，這種極端的利己也全面地表現了他的不擇手段，之後在“殺糧官以安軍心”“勒死董貴妃”等事件中，曹操這種根源於法家利己人性論思想展現得淋漓盡致。

基於官職與才能的交易關係，曹操十分愛惜關羽，送金銀、美女、寶馬、宅院，極盡所能想留住關羽，而在深諳儒家經典的關羽心中，雖感念曹操的恩德，但始終無法認同這個不擇手段的曹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