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德國有人要給工商界套上政治鐐銬

在“對華戰略”出臺前夕，德國國內有關如何“對待中國”的爭論愈演愈烈，不僅政商兩界立場相左、聯邦與地方政府觀點對立，政府內各黨派甚至綠黨執掌的外交部與經濟部之間也莫衷一是。要清算“默克爾政策遺產”的政治偏執、要出人頭地的狹隘黨爭意識和少數政客對德國整體利益的漠視，讓德國正患上一場“對華戰略”分裂症。

這場分裂症的症狀是德國國內的“對華強硬改變派”和務實穩定派之間在對華認知、德國利益和獲利方式等問題上出現了嚴重對立。前者以正緊鑼密鼓欲各自出臺“對華戰略”的德國外交部和經濟部為主力，後者則以看重德國經濟利益並對與華合作充滿信心的經濟界為代表。這就在德國的政策環境中製造出了一種奇怪的扭曲現象：作為經濟利益實現者的經濟界繼續看好中國市場並加大投資，但名義上代表德國利益併為之制定政策的有關部門卻背離現實需求，且不斷擠壓經濟界的獲利前景。

“分裂症”的病根之一，是德國一些黨派和人士出於標新立異、排外自重的目的，要顛覆已經被成功經驗證明了的德國對華合作的政策基礎。長期保持對華政策的務實性和穩定性，被看作是“默克爾對外政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德關係尤其是經貿合作獲益良多，默克爾執政時期也成為中德貿易增長最快、德國經濟發展最平穩的階段。

中德經貿合作是優勢互補的產物，符合市場規律和經濟全球化規則，是德國對外標榜“支援自由貿易”和市場開放的最好例證。同時，建立在經濟利益互惠和意識形態包容基礎上的中德關係，也是德國外交提升影響力的重要來源。德國政府曾自命要成為歐洲乃至世界的“穩定之錨”，穩健向好的中德關係無疑是幫助德國實現其理想的最重要支柱。但本屆德國政府中的一些黨派和人士卻出於私利，在“改變一切”的口號下執意要推翻給德國帶來巨大利益的經濟和外交原則，在德國已經承受“擺脫對俄能源依賴”巨大代價的同時，還要給德國經濟界再套上一副“減少對華依賴”的政治鐐銬。

“分裂症”的病根之二，是對“地緣政治博弈”的過度敏感讓所謂“政治安全原則”不斷侵蝕德國的對華經濟合作空間，少數黨派和人士既缺乏對德國整體利益的清晰認識，一味不接地氣地玩弄意識形態化的辭藻和把戲，又出於狹隘的黨爭意識要把對華強硬做成辨識度更高的“政治品牌”，並讓壓力不斷地向擁有最終決策權的總理府聚集。這樣一來，無論最終德國政府在“對華戰略”上作出何種決策，這些施壓者都可以坐收政治紅利：如果朔爾茨總理最終屈服於強硬派的壓力，那他們和其所在的黨派無疑將在政府中獲得更大的政策制定權、在民意中收割更多的支援率；即便總理府最終頂住壓力選擇穩健務實的對華政策，他們也可以繼續展示“堅持己見、銳意改變”的形象，並繼續用政治高調去俘獲不明就裡的民眾支援。

因此眼前的“對華戰略”分裂症既是德國政治對國際和地區形勢變化的不正常反應，也是其內部政治矛盾外溢的結果，是一些當了家也不知柴米貴的政治新人“為賦新詞強說愁”的產物。但是，擺脫分裂並治癒病症的藥方其實也掌握在德國人自己手中。尋找“可靠經濟夥伴”已經成為德國調整經貿與外交政策的一句口號和一把尺子，如果德國政府不只是嘴上喊喊而已，就大可以拿著它去量一量世界主要經濟體，尤其是在堅持擴大市場開放、不斷最佳化市場環境的中國與採取補貼攻勢、大搞通脹輸出的美國之間仔細度量，並得出一個問心無愧的答案來。

除此之外，要去除分裂症病根的最好藥方還是要解決當前德國政治和經濟邏輯之間的極度扭曲現象，政府的有關部門還是要基於事實而非臆想來作決策，要把德國民眾和國家的福祉而非黨派和個人的私利放在最緊要的位置。（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