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多數儒家知識分子，都有基本的思路和訴求
前言
汪循《帝祖萬年金鑑錄》乃其早年奏疏中政治思想的擴充套件和延伸，代表了明中期多數儒家知識分子的政治思路和訴求。基於宋以來新儒家學者得君行道的傳統政治思路，以及明代開國以來對祖訓的重視和強調，汪循將其演繹為更加極端化的“聖王”與“祖宗”模式。也即，皇帝只需要學習三代之道、祖宗之法就可以達到至治。一方面，這種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上層經世路線，以尊奉“聖王賢祖”為表現，申明君子小人之辨，以期絕對排除宦官干政的影響。其一旦落實到政治實踐，勢必會陷入困局。另一方面，汪循主張的帝王之學，與其“反己躬行”的學問路徑相結合之後，旨在由大本大源上“格君心之非”，也會走向抽象化的說教與勸誡，從而缺乏系統、生動而實用的經世知識。在宋儒朱熹、真德秀等發展而來的程朱理學政治哲學中，建立清明政治的核心，在於君主要憲章文武、奉天法祖，排除宦官等不利因素的影響。真德秀的經世之學中即有著對帝王“誠心”重要性的“過分”強調。而其後繼者汪循，則衍化出更為“理想型”的經世之學，將程朱理學“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推向極端。他宣揚士人節氣、倡議抗擊宦官、編纂效法“聖王”的帝學用書等系列行動及其收效，無不昭示著上層經世路線的天花板所在，預示著“化民成俗”路線的歷史必然。
這突出表現為明中期經世之學的繁盛發展，經世知識的習學和討論成為士人的熱門話題，經世書籍也不斷編纂。
如丘濬於成化二十三年撰成《大學衍義補》一書，為改革明朝政治提供藍圖。湛若水也在嘉靖七年進呈《聖學格物通》一書，輔助君主修身為政的學問涵養。處於二人時代之間的汪循，同樣關心上層政治，他的經世活動有著突出儒者氣節的鮮明特點，是理學家得君行道的直接實踐。汪循於正德元年編成《帝祖萬年金鑑錄》一書，旨在輔佑君德。汪循的政治表現，乃其“反己躬行”之學的直接表達。他早年積極仕進，視儒者氣節為昌明政治的必然要素，試圖救弊明中期權宦亂政的不良風氣。汪循的好友儲巏詩稱其“少學春秋持正論，兩陳章疏寫忠肝”，精煉總結汪循學行特色。弘治二年，汪循以《春秋》中應天府鄉試經魁，並於弘治九年取中進士，後出任永嘉、玉田知縣等職。正德初，甫任順天府通判的汪循，憂心明廷內外交困的時局，接連上疏，陳言攘外修內之策，奏請裁革中官。他也終因不受重用而辭官歸家，不再出仕。受其學問影響，汪循任官期間的政治抱負，即以振作官員氣節為標的。他主張內外兼修，裁革時弊，以期為成化以來的政局把脈開方。弘治十年蒞任永嘉知縣時，汪循擬《興利除害疏》，結合永嘉民情土俗，提出涵蓋賦役、裡甲、衛所、禮典、驛傳等的十一條方案。任順天府通判後，面對“時天災、民隱、邊警三者交集”的局勢，進呈《陳言外攘內修疏》及《論裁革中官疏》。
前者提出整肅軍隊、改革政治十策，從而達到標本兼治、匡救積弊的至治願景；後者則力倡祖宗法度，主張裁革中璫，力主君子小人之辨，從歷史鏡鑑中尋找輔養君德的依據。汪循提供的改革方案中，有“作士氣”一策，期望朝廷弘揚忠義剛直計程車人氣節，重振官僚隊伍。這也是他政治主張的特點所在。他還計劃纂輯並進獻“治病”良方的著作以矯世變俗。在出處問題上，汪循果斷踐行其儒家理想，表現出對儒者氣節的高度重視。正德初上疏無果後，汪循不與現實妥協的系列行動見諸於文辭。在《朝房待罪》詩中，汪循慨然宣稱：“欲為官家剜巨蠧，敢於天地惜殘疣。盛明不與庸唐齒，嶺海男兒亦壯遊。”其後的《出都城馬上二律》中，則表達出不與時合的出處態度，詩稱：“出處時宜還世運，炎涼天道亦人情。生來本有山林癖，不是逃名不為名。”其後儲巏等人想再舉薦他，汪循也表示拒絕。不過，汪循歸家後也保持對廟堂的關注。雖然他自稱“跡仕而心隱者”，其實則是“跡隱”而“心仕”。在給內閣首輔李東陽的書信中，汪循仍以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儒者抱負自期，時刻不忘“當世生民之憂”，為解決奸佞當道的政局獻言獻策。汪循標榜儒者氣節以抗爭時勢的政治表述，來自他堅守反己躬行之學的熱忱。他對此解釋道：“蓋賦性之愚而通道之篤，惡惡嫉邪之心勝，撥亂反正之情真耳。”
汪循的學行特點給後世學者留下深刻印象，清代張夏《雒閩源流錄》稱他“天性剛正，自信以聖賢為必可學。窮五經之理即體諸身，觀史則法其善行。”事實上，汪循並非不想出仕，其屢次宣稱“某豈不仕者哉？不得已也”等說法。他閒居期間多撰詩歌以抒發其出處態度，詩曰：“出處亦大節，丈夫肯碌碌。頹風千載下，誰能踵芳躅。”又稱“無端日日趨朝夢，盡是南柯未覺先。”詩作“丈夫出處應有數，杖屨豈惜相趨陪。江湖壯志窮益堅，乾坤勁氣老復孩”，處處透露著他不願與現實政治同流合汙的堅定態度。汪循推重儒者氣節的相應行動，是其踐行學問的主要方法，尤其體現在他對同輩學者的評價上。他引宋代程頤和李侗有關君子之學的論述，指出：“予嘗觀氣節之士，言語舉動之間自別，而闒茸卑汙之士亦然。蓋大小常變，一致也。”汪循十分欣賞敢於上疏抗爭的羅倫、王陽明等人，引為同道。他敬佩羅倫忠義敢諫的精神，認為其直宗孟子浩然之氣，作詩讚曰：“早願樞衣未得隨，獲觀遺稿讀京師。忠肝義膽匡時疏，道髓文腴示學詩。養氣直須宗孟子，知音畢竟乏鍾期。一峰元在文山側，直與乾坤作等夷。”
汪循早期對王陽明的欣賞也來源於此。正德九年王陽明任職南京鴻臚寺時，兩人已建立聯絡。汪循致信表達了對王陽明的充分認可，對後者敢於觸怒劉瑾而遭貶謫的氣節與境遇深感共鳴。無論在朝或在野，汪循關心上層政治的想法始終未變。他曾提出將治國方略“採拾成法，組綴為書，以俟他日為陛下獻”的想法，其後果然編成旨在教化帝王的《帝祖萬年金鑑錄》三卷。據汪循所言，“帝祖”乃“帝王祖宗”的簡稱，指代“以道治天下”的“堯舜禹湯文武及我太祖太宗”，並不包括兩漢至宋元的“未得道”的帝王。汪循認為上古聖王與本朝開國皇帝的“帝王之道、祖宗之法”是萬世可行可遵的治國法則，因此他分21類引述“帝祖”治國之道，並在每類後附以按語。與丘濬的經世名著《大學衍義補》等書對比討論，更可凸顯汪循此書的內容與主旨特色。
首先，《帝祖萬年金鑑錄》具有高度抽象化的特點。汪循對此專做解釋，他申明此書僅包含“天德之體”，而不涉及“王道之用”“出治之源”乃至“施為之方”，其原因在於前者才是“人君之所當務而急者”。他反對繁瑣而細緻的實用知識，認為一旦“格君心之非”，就可以“一正君而國定”，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大學衍義》是南宋學者真德秀針對宋理宗個人弱點而編纂的帝學用書，被研究者稱為“理論型的經世之學”；《大學衍義補》則旨在補充前書，是丘濬針對15世紀後期明朝政府提出的具體改革措施。而汪循重新迴歸抽象的經世之學，提出《大學衍義》並不需要添補，帝王之學重在闡明為治之道，“真西山《大學衍義》自格物致知以及齊家，所謂為學為治之本，以至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崇敬畏、戒逸欲，則帝王之學已具，為治之道已明。至於治國、平天下，則舉此而措之耳，夫有何闕而俟乎補耶？夫所補者，繁猥瑣屑，乃有司之事，非惟帝王之所不暇為，而亦所不宜為也。”因此，汪循對丘濬《大學衍義補》評價甚低，稱“觀其所補之大者，不免疊西山（真德秀號）床上之床，架西山屋下之屋。所補之小者，真當代有識者所指，以為纂記之類書耳。跡是言之，文莊（丘濬諡號）之儒，乃叔孫通之儒之流歟？其娟疾之私，又叔孫通之所未聞者。”汪循將丘濬與秦漢之際的叔孫通類比，暗指丘氏有諧俗取寵之嫌。他對丘濬狷狹善嫉的批評，則又來自其對丘濬與王恕交惡等事情的看法。其次，《帝祖萬年金鑑錄》與汪循崇尚節氣、抗爭時勢的政治理念高度一致。
譬如在“法祖”一類中，汪循歷數盤庚、武王、明太宗、明仁宗的法祖宣諭，並在按語中反覆申述宦官不得干政的祖訓。也因為此，汪循對丘濬《大學衍義補》中對宦官問題的態度提出批評。丘濬《大學衍義補》一書中未專列宦官一目，在後世備受非議，甚或認為其避而不書的做法乃是討好宦官。研究者已經指出，事實上《大學衍義補》有警戒君主防止宦官專權的內容，丘濬在書中較為隱晦曲折地處理此問題，乃是以理性和剋制的辦法來推動改革藍圖的有效展開。在本朝實際政情下，與宦官正面衝撞顯然不利於格君行道的順利進行。丘濬的務實態度與汪循高舉士人氣節的做法大相徑庭。汪循因此批評丘濬“其所著如此《衍義補》及所謂《世史正綱》，皆所以進御。而我朝當時惑君蠧政之大者，莫閹宦若也，曾無一言及之。或所援引，亦只略節帶過。豈大臣格君之道、納約自牖之義乎？”汪循批評宦官、標舉儒者氣節的經世活動，在明中期政治文化中頗具典型意義。與較早的名臣王恕等諫諍格君、約束君權的做法並無二致。隨著汪循剛正名節的流傳，時人稱讚“公之高蹈，吾人當引領企慕以為的”。由此，汪循逐漸樹立起出則“擊奸之疏，不避時忌”，處則“勇退之節，不擇急流”的實踐之儒形象。
結語
宋以後儒家士大夫以得君行道、匡扶社稷的上層經世為重要職責。明代士人雖日益重視覺民行道、化民成俗的下層經世路線，卻始終關注輔佐君主和改革政府的上層經世路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