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不確定的寫作：超越於施派和劍橋學派之上的思想史
如果我說自己是一個政治思想史的業餘愛好者，這應該並非自謙之詞。雖然我在博士畢業後曾經教過幾年西方政治思想史，但我在這方面的知識儲備，除了碩士階段浮皮潦草地念過的“漢譯名著“政治學系列中的那些綠皮書，也就是幾部翻譯過來的教材，其中最主要的是薩拜因的《政治學說史》和施特勞斯、克羅波西主編的《政治哲學史》。就是說，我並沒有對政治思想史進行過專人專題的研究。這主要表現在我的《從自由主義到後自由主義》第一章對於近現代政治思想那些粗略的描述中。好多年後，我還試圖寫出一篇有關自由主義歷史的專論來彌補當年的缺憾，這就是收在《當代政治哲學十論》中的“自由主義歷史與理論三題議”——當然，那也不併是嚴格意義上的，一階的政治思想史研究。
《現代政治思想史》，［英］伊安·漢普歇爾-蒙克 著，周保巍 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
說起來，我還確實做過一點政治思想史的“二階”工作，那就是當年作為《從自由主義到後自由主義》的附論發表的“政治理論史研究的三種正規化”一文，我有點兒小得意的是，這篇小文還曾得到我最佩服的國內政治學者李強教授的肯定和稱道。但是，坦白地說，我那篇文字是“別有懷抱”在的，它其實是想要為我當時提出的所謂“後自由主義”論述“背書”：從理論上說不太清楚的東西，我希望透過一種歷史的敘事，或者至少是對歷史敘事的“二階”澄清來補足說明。另外，顯而易見的，這篇東西也可說是我短暫從事政治思想史教學的副產品，也就是當年備課的副產品。
居今而言，我當然已經完全從政治思想史這個領域掉隊了，甚至也要從政治哲學這個領域“金盆洗手”了，但是，我仍然對政治思想史，至少是對這方面的著述保持著旁觀的興趣。就最近的出版物而言，我以為，閻克文教授領銜翻譯的施克萊的遺文集《政治思想與政治思想家》，李漢松的《政治思想史對話錄》，和周保巍領銜翻譯的蒙克的這部《現代政治思想史：從霍布斯到馬克思》是三項最有代表性的工作。
轉向與分流
六十多歲就離世的施克萊是當今學界罕見的同時得到施特勞斯派和羅爾斯派尊崇的政治思想家，只要比較一下布魯姆對於羅爾斯的“深入”而“粗魯”的攻訐和例如霍爾姆斯與德魯裡對施特勞斯的“直率”而“淺表”批判，就會明白施克萊是具備了怎樣卓越的理智德性才能達到這種境界。我曾經在一篇以某次演講為基礎的隨感中，藉助被譽為二十世紀晚期英語世界最重要的道德哲學家威廉斯的同名文章，闡述對於施克萊的“恐懼的自由主義”的理解。威廉斯先是比較了伯林和羅爾斯兩種政治哲學，他認為，在伯林那裡政治哲學本身就是由歷史構成的；而在羅爾斯那裡，政治哲學預設了一種歷史敘事。按照威廉斯引入的區分，伯林比較注重“談論的內容”，羅爾斯比較注重“對誰談”。但是根據威廉斯對於“政治哲學可以成就什麼”的瞭解，他認為在史克拉的“恐懼的自由主義”中，政治生活的基本單位既不是推論思辨的自我，也不是敵友關係；既不是愛國主義的公民戰士，也不是好訟者，而是強者與弱者、有權者與無權者的關係。
施克萊把“恐懼的自由主義”定位於“記憶派”，把屬於“希望派”的洛克的自然權利論和密爾的個人發展論與屬於“記憶派”的蒙田、孟德斯鳩和貢斯當區分開來。基於威廉斯本人和他所解讀的施克萊，“不自由”的基本含義就是“處於他人權力之下支配”，“做什麼事要看別人臉色行事”，我曾經認為施克萊的這種看上去“薄的自由主義”，特別是它的自由觀，實際上非常接近新共和主義者佩蒂特所標舉的所謂“無支配的自由”，當代政治哲學光譜中這種曾經的幾乎是曇花一現的趨同現象無疑是特別值得我們當前這個以意識形態撕裂為特徵的時代深長思之的。
《政治思想史對話錄》，李漢松 等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年7月。
李漢松的《政治思想史對話錄》雖然採取了不少人經常感到如雞肋版的訪談錄形式，但是由於作者的學養，由於這個訪談系列的整體設計，由於訪談實際進行的水準，已經使之成為近年中文政治思想史領域（雖然其中有些篇什最初是用英文發表的）的一項具有增量的重要工作。我所讀過的其中對於鄧恩、沃爾澤、本哈比還有佩蒂特的訪問都相當精彩，例如鄧恩觀察到，“有一些洛克當時的思路在如今承載了愈加重大的政治意義，原因不在於洛克，而在於當代思想的某些譜系演變”，他還說，“最易誤導我們的不是方法本身，而是在操作它的過程中不斷收割來的形形色色的信條”。沃爾澤則坦承“一直與施派多有磕絆”，生動刻畫了“他們以一種既禮敬有加又居高臨下的態度對待我；禮敬有加，是因為我是位教授，而這些人信仰等級森嚴；居高臨下，則是因為我‘未能掌握真理’”，讓人忍俊不禁。新法蘭克福學派和當代政治哲學的重要人物本哈比不但回顧了她這一代人在土耳其小學受到的土耳其民族主義和共和主義的強烈灌輸，而且闡發了“全球化的世界尚不足以成為世界主義全球，因為我們尚未實現對人格和人權的保障，對道德和法律平等的尊重”。新共和主義的代表人物關於佩蒂特在訪談中不但回顧了他的成長經驗中與“非支配”有關的構成性要素，而且披露了他應西班牙首相薩特帕羅之邀以“哲學家評論員”的身份稽核其執政績效和的有趣經歷。
總之，這個訪談錄的視野和體量使得它不但把當代最重要棘手的世界性問題納入政治思想家關注和討論的範圍，同時也充分正視了政治思想（史）研究正規化的多元化和譜系化。中文政治思想史學界無疑應當認真消化其中的資訊和洞見，將其轉化成切實的增長動力。
在這樣的背景（當然這只是我所勾畫的“背景”）下，蒙克《現代政治思想史》中譯本的出現具有相當特別的意義。這部書無疑表現出作者足夠的博學和敏銳，前者體現在它的寫作容量上，後者體現在作者的問題意識上。對於書中所討論的十位人物，每一位的書寫都達到了小型專著的量級和層次，體量既勝過薩拜因的《政治學說史》，按單個人物的篇幅而言同樣超過《政治哲學史》和斯金納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從問題意識而言，作者試圖把所謂古今之爭問題深入內化在對政治現代性的濃墨重彩刻畫中的企圖也是頗具匠心的，尤其值得我們深入挖掘和詳加闡發。
視野下的古今之爭
作者為此書原版所寫的序言只有短短几頁，但其內涵頗為豐富。例如作者一方面承認自己的專業訓練主要在哲學和政治學，而不是在史學方面，另一方面斷言薩拜因的《政治學說史》“確實只是一部‘歷史’著作——就人們今天一再重申的‘歷史’意義而言，而且內容過於龐雜，無法引領當今的學生參透前人的文字”，想必具有薩拜因其書之閱讀經驗的讀者一定會對此語莞爾一笑。當然，公正地說，薩拜因此書之“短”亦正是其所“長”，這裡所謂“長”即是一種薩拜因所特有的“博雅”——例如在對密爾的書寫中，薩拜因有這樣的神來之筆：“密爾對暴虐而氣量狹窄的輿論的擔心，部分是由於認識到早期自由主義基於個人主義的理論是不當的……同他父輩的遠大希望相比，他的思想帶有從幻想中覺醒的特徵，也許還部分地反映了一個敏感清高的而才智過人的個性同實際政治所含的平庸接觸之後表現的退縮情緒，也許它還表明只說了一半的擔心，即社會的民主化和個人的個性可能證明是不相容的。”
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1940年生，享譽世界的思想史家、歷史學家，與約翰·鄧恩、約翰·波考克並稱為劍橋學派三大師，現為倫敦大學瑪麗女王學院巴伯·博蒙特人文科學教授。著有《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馬基雅維利》《國家與公民》《霍布斯與共和主義自由》《政治的視野》等。
在方法論的層面上，雖然作者表示自己“十分認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在政治理論領域掀起的那場著名的‘歷史的’或‘劍橋學派的’革命”，但又明確聲言“自己並非‘劍橋學派’的傳人”。作者尤其不能同意由法國詮釋哲學發展壯大和推波助瀾的主張“必須將文字（毋寧說是文字作者）正確地置於它們的歷史和智識環境中來加以考察，以至於文字以及文字的作者完全被歷史和智識環境所淹沒和吞噬”的學術傾向，其根本弊端在於“否定文字作者所具備的超越歷史侷限性的陳述能力，否定他們的思想能動者的身份、慾望或能力。這也等於完全否定了他們對於當下所具有的任何政治意義”。
《政治學說史》，［美］喬治·薩拜因 著，［美］托馬斯·索爾森 修訂，鄧正來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
偉大文字的作者在創作每個文字時所表現出古今矚目的創造性努力，而偉大文字的產生又必定有一個由真實事件、政治壓力和危機構成的宏大語境，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調停這種緊張關係的這種方法論層面的辨析已經呈現出作者超越於施特勞斯和劍橋學派對峙之上的理論雄心，而其把古今之爭內化於政治現代性之複雜結構之中的嘗試則是作者對於這種方法論原則的實踐和檢驗。這種實踐和檢驗既表現在對於把霍布斯作為其書的“歷史起點”之緣由的說明中，也體現在作者對於霍布斯思想所缺少的一個重要的思想傳統亦即公民人文主義或共和主義之於政治現代性之構成性作用的刻畫中。
就前者而言，作者認為霍布斯的哲學理論集中折射了“不惜任何代價謀求秩序穩定與對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渴望之間的緊張局勢”；就後者而言，作者認為，現代早期的思想家正是憑藉公民人文主義傳統所提供的資源“才得以充分考察公民經驗與其心理之間的關係”。在以這種迂迴的方式把劍橋共和正規化的重要洞見吸納到自身的解釋正規化中之後，作者還進一步刻畫了現代政治思想發展過程中的“兩個非常重要且相互關聯的突破”，一是由洛克的哲學心理學所加強的公民思想傳統對個人政治品質的理論化，二是將複雜的哲學心理學運用於關注動態變化的社會政治理論。前者由新教所貢獻的個人信念的心理基礎下延到休謨關於道德和政治信念的社會和個人心理學理論，後者則衍生出關於社會進步、意識形態和歷史主義這些典型的“現代觀念”。
舉例來說，作者在對黑格爾思想起源與其早期宗教研究之關聯的揭示和闡發中進一步豐富了他所刻畫的這種典型的“現代觀念”。一方面是由赫爾德所中介的希臘的理想化和審美的歷史化，另一方面是由亞當·斯密所中介的現代商業社會帶來的自由與共和主義理論對增長、文化與個性發展所施加的限制之間的緊張，作者認為，這兩者在黑格爾的作為實驗性社會理論的早期宗教研究中開始闡述的一種新的歷史發展觀中得到了綜合。黑格爾的空前的現實感和同樣空前的幻覺一併體現在《法哲學原理》如下的箴言中：“當我瞭解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在這個世界中便有賓至如歸之感，當我理解它的時候，那就更是如此了”。
劍橋學派的重鎮斯金納曾經說，“要想獲得對我們當前的狀況的一種更有批判性的視點，就必須回到我們目前的正統還不是正統的時刻”；旨在超越施特勞斯和劍橋學派的政治思想史書寫正規化的蒙克則有言，“尋求和探索各種針鋒相對的關係背後的意義，要遠比解決這樣的緊張關係更有收穫”；在一種不成比例的尺度上，這兩者之間的距離就正如蒙克筆下的黑格爾與施特勞斯筆下的柏拉圖之間的距離。
撰文/應奇
編輯/朱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