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麗萍：政治心理學是一門學科、一種資源
一
幾年前，我作為燕京學者在哈佛大學訪學，其間常去的燕京學社小樓一樓會議室有一副對聯非常醒目：“文明新舊能相益，心理東西本自同。”這是中國晚清官員陳寶琛在84歲時題贈燕京學社的。在燕京學社看到用漢字書寫的對聯本不應感到驚訝，與其內容類似的表達也很早就見於宋人陸九淵所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後由錢鍾書先生概括為“東海西海，心理攸同”，但對聯文字所傳達的資訊卻使當時身處異鄉的我在看到它的那一刻就深受觸動。對聯的後一句“心理東西本自同”所蘊含的東西方在人心道理方面存在共同點的令人感動的樂觀信念，更是直接擊中了我多年來的興趣點。陳寶琛生活於中國被迫開放門戶、中西交流日漸增多的特殊歷史時期，又經歷了中國從帝制向共和的重要轉變。這副對聯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所經歷的那個變動時代帶給他的人生啟示。
思考人心與人性是社會動盪時期人們嘗試理解現實社會與政治問題的重要視角。18世紀後期以來，有很長一段時間，歐洲社會處於政治動盪之中，思考群體問題常常被視為療愈社會疾病的第一步。進入19世紀，歐洲社會經歷了急劇的社會變遷，資本主義發展、工業化、城市化以及民主革命等多重變革打破了傳統社會的紐帶和束縛，也將人類社會帶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人，無論是作為消費者還是公民，可以自由地作出自己的選擇。因此，理解和把握人的自然傾向並對其行為進行較為準確的預測，就變得比從前更為必要了。
19世紀中後期歐洲社會所經歷的劇烈而令人痛苦的社會動盪，使“群體”成為備受關注的社會現象，群體心理開始得到研究，社會心理學也由此濫觴。政治心理學諸多領域的研究都起源於社會心理學，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與社會心理學分享了共同的學科淵源，這也使政治心理學獲得了對現實世界變化高度敏感的學科特性。
今天，人類社會正經歷堪與19世紀相比甚至比19世紀更為劇烈和複雜的社會變革。如何理解社會以及社會中的人，理解社會中人的行為傾向與選擇，在人口流動增強、社會日益多元、參與擴大和資訊爆炸的時代，變得愈發迫切和重要。這個急劇變動的時代也成為政治心理學展示其應對現實社會問題重要潛力的契機。
二
二十多年前，憑著一股莫名的跨學科熱情，我闖入了政治心理學的領地。這種跨學科熱情與我1999年秋季學期前往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訪學和研究的契機相結合，成為激勵我開拓新的研究疆域的重要動力。在伯克利的一年時間裡，我選修的課程及閱讀的文獻幾乎全部集中於政治心理學領域。
為什麼會對政治心理學產生興趣？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這個問題常會被人問起，但我自己竟然從未想過。今天想來，興趣的種子可能在大學時代就已經種下了。1988—1989年間，當我還是一名大三學生時，北京大學政治學系與美國密歇根大學開展了一項有關中國地方政府的合作研究專案“四縣調查”（“Four-County” Surveys，1990），我作為專案成員參與了其中兩個縣的調查。調查開始前，專案參與者接受了密集的專業培訓。密歇根大學政治學系多位教授親臨課堂，為我們講授社會調查方法以及這項調查所涉及的具體問題，其中諸多有關民眾情感、態度等方面的問題尤其令我印象深刻。在走進我們課堂的教授中，就有美國著名政治學家M。 肯特·詹寧斯（M。 Kent Jennings）。詹寧斯教授因在美國政治、政治心理學研究（尤其是政治社會化研究）領域的傑出貢獻而具有廣泛的學術影響，1982年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後曾任國際政治心理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ISPP）主席（1989—1990）和美國政治學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主席（1997—1998）。前幾年，在與我的電子郵件通訊中，他還回憶起他在北大的這段經歷。這或許就是我作為一個門外漢不知深淺地闖入政治心理學領地的淵源。
在攻讀博士學位的三年時間裡，住著不同專業同學的宿舍樓成為我受益無窮的跨學科交流空間。對門宿舍的心理學系博士生王建平學醫出身，入讀北大後師從臨床心理學家陳仲庚先生，當時正關注和研究住院病人的心理狀況與身體康復之間的關係。記得有很長一段時間，她每天都去醫院做訪談，常常帶回一些令她興奮的發現與我分享。這樣的交流一直持續到我畢業。如今她已是國內有影響的心理學家，也是國內認知行為治療（CBT）領域的重要先行者。我最早寫作的有關人格及政治態度的兩篇論文在完成後都曾請她把關，她的肯定給了我很大的信心。與她的討論也讓我更加明確，心理學為理解政治提供了重要的視角，但政治心理學的關切與心理學以及作為其分支的社會心理學有著很大差異。這一點也部分解釋了為什麼政治心理學雖然在很大程度上與社會心理學分享了共同的學科淵源，但並未像社會心理學那樣被視為心理學的一個分支。
結束在伯克利的工作後，我在政治心理學領域的學習和研究一直持續至今。儘管如此，政治心理學於我始終是這樣一個領域——這個學科的龐雜遠超我的想象和預期，使我至今仍沒有足夠的信心開設一門政治心理學課程。或許正因如此，我在進行研究時總有一種“玩票”的心態，覺得同“專業研究者”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於是，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我的工作任務清單上的其他事項總是可以很容易地把政治心理學研究工作排擠到靠後的位置。結果則是，這項工作竟然持續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幸好我算得上是一個執著的“玩家”，終於使這項工作有了一個結果，也給自己剛剛逝去的二十多年一個交代。
三
雖是“玩票”，過去二十多年中我已圍繞人格、態度、輿論、情緒、群體心理等主題陸續完成了多篇論文，從2002年起這些研究成果先後發表於《北京大學學報》《清華大學學報》《天津社會科學》等學術期刊。其間，這項研究還獲得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專案（12JJD810020）的支援，而我在政治心理學領域的研究也逐漸整合於由專案名稱“政治心理學：一門學科和一種資源”所概括的思考框架中。
一項研究竟然會斷斷續續遷延二十多年，無論在哪種意義上說都是一段不短的時間，而我則在其間經歷了有關不同問題的內心衝突甚至產生了自我懷疑。
雖然我從一開始就將自己定位為政治心理學的“業餘”研究者，卻從未想過放棄，反而在有限的職業生涯中將二十多年時間投入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這種狀況令人感到不可思議，有時也讓我不安：是不是偏離了自己的專業領域比較政治學，走得太遠了？但看到諸多學術先賢如哈羅德·拉斯韋爾、戴維·伊斯頓、加布裡埃爾·A。 阿爾蒙德、魯西安·派伊、塞繆爾·亨廷頓、西摩·M。 利普塞特、斯坦利·霍夫曼、西德尼·維巴等的研究都曾涉及政治心理學，或其研究就起步於政治心理學，則稍感安心和寬慰了。政治學理論“常常含蓄地建立在有關人們如何思考和感受的基礎上”，因而本質上都與心理學相關。那麼，有這麼多學術先賢涉足政治心理學領域也就絲毫不奇怪了。
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心理學對於人們理解和應對現實問題具有天然的親和性。人類似乎擁有一種天賦，即使很少或沒有接受過教育，也能發展出運用心理思維本能預測或解釋他人行為與心理狀態的能力。許多哲學家和心理學家相信，這種能力源於正常的成年人在成長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某種原始的或“民間的”（folk）心理學思想；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人們透過運用自己的思想資源來模擬他人行為的心理原因，從而預測和解釋他人的行為。無論是哪一種解釋，都涉及通常被稱為“民間心理學/大眾心理學”（folk psychology）的常識心理學（commonsense psychology），並提示了心理學重要的認識論意義乃至實踐功能。
政治心理學一般以某一地域範圍內的特定人群為研究物件（無論是在個體層面還是群體層面），其研究結論的普遍性因此常常受到懷疑。近年來，政治心理學研究中出現了基於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比較研究。其中，一些流行的研究議題（如政治信任），以及一些迫切的現實問題（如不同國家對待外來移民包括難民的態度）等，越來越多地被置於比較框架中加以探討。政治心理學研究中的這一重要趨向，竟使我產生了一絲喜悅，儘管其中的比較邏輯與比較政治學研究的比較邏輯存在很大差異。
四
“什麼是政治心理學”是一個並不容易回答的問題，而“政治心理學研究該如何做”的問題則更為複雜。在二十多年的學習和研究中，我有時會為這樣一個問題所困：我是在做政治心理學研究，還是哲學研究？這種感覺在進入寬容、政治信任等主題時尤其強烈。直到讀了哈耶克的《感覺的秩序》（The Sensory Order： 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Theoretical Psychology， 1952），看到他作為經濟學家在探索理論心理學時，也遭遇了可能在心理學家看來其研究內容“更像是哲學問題而不是心理學問題”的困擾，我竟然產生了某種“救贖感”。
實際上，政治心理學領域一些有影響的研究者，如常被與權威人格研究聯絡在一起的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除了在政治心理學研究領域有獨特貢獻外，還是影響巨大的哲學家；至今仍活躍於政治心理學研究領域且具有重要影響的喬恩·埃爾斯特（Jon Elster），本來就是政治哲學家。從學科間關係看，心理學與其他諸多現代社會科學學科一樣有著深厚的哲學淵源，而政治心理學作為一個跨學科領域，從哲學中受益很多。當然，哲學也在諸多方面受惠於心理學，如思想實驗（thought experiment）的方法就被政治哲學家用於發展一些特定概念的規範表述。在較為具體的層面，這一問題還可以從道德判斷、價值判斷等對人類心理的影響來理解。事實上，關注精神現象本質、心身關係以及心理與其他物質世界關係問題的心靈哲學（也稱精神哲學，philosophy of mind）已成為當代哲學中極為活躍的一個分支領域。
在過去二十多年的研究中，我對政治心理學學科本身的理解也發生了重要變化。二十多年前，政治心理學還是國內學術界關注較少的一個學科領域，我最初只是希望透過自己的努力使人們對這一領域有更多的瞭解和認識。伴隨研究的深入，政治心理學作為一種資源的維度日益清晰和突出。基於這樣的視角重新審視政治心理學可以發現，源於19世紀動盪的歐洲社會的學科歷史本身實際上已提示了學科的現實功能或社會使命。
五
學術前輩與同事的鼓勵伴隨我走過二十多年的政治心理學探索旅程，已經發表的相關研究成果在學界及社會所引發的一些關注和討論，於我更是撫慰心靈的珍貴的學術共鳴。承蒙北京大學出版社對本書以及之前兩本著作出版的全力支援，我可以專心研究和寫作，無須為出版的事分心費神。特別向先後合作過並給予我很多幫助和鼓勵的金娟萍編審、劉金海編審、耿協峰編審、徐少燕編審和陳相宜老師致敬！他們專業嚴謹的工作使我的作品大為增色，更令我確信喧囂年代篤定堅守的可貴。家人的愛與支援如影隨形，讓我的世界四季如春。這些都是我的人生幸運，也使我可以毫不衝突地成為一個樂觀的現實主義者和一個理性的理想主義者。
在充斥悖論及不確定性的變革時代，期待政治心理學有關人心與人性的探索可導向個體與社會層面平和安適的心理秩序，以及有助於實現良治的政治秩序。（王麗萍）
（本文為作者專著《政治心理學：一門學科，一種資源》序言。該著由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