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諸生家，傳禮來久——解讀魏晉時期的門閥為何能累世壟斷官位

東漢後期，國家選拔人才採取的是察舉制，也就是由地方挑選推薦滿足“孝廉”的人進入朝廷為官。由於推薦的資格由地方官員說了算，所以很容易出現地方勢力和官員勾結，把自己的子孫、門生推薦出去的情況。而被推舉之人心懷感恩，會成為推薦人集團的一員。他們壟斷底層人的上升之路，“門閥”由此產生

一、士族門閥制度的形成

（一）、九品中正的選拔制度成為拓展勢力範圍的手段

由於士族力量的強大，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官員大部分都出身士族階層，特別是五品以上高官更是長期為士族門閥所壟斷。而士族門閥制度的真正形成卻又離不開九品官人法的發展。士族門閥的真正形成，以及官僚士族一系列的特權利益，都是以九品官人法為基礎的。

九品的頒佈必然跟當時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有很大關係。兩漢的察舉制度到東漢和帝、安帝以後就被毀得面目全非，官吏擅用職權，結黨營私；士人攀附權貴，沽名釣譽。

到了靈、獻之世，由於長期戰亂，民眾紛紛避難逃亡，傳統的鄉舉裡選無法正常進行，這就是所謂“天下興兵，衣冠士族，多離於本土，欲徵源流，遽難委悉”。

為了改變“臺閣失選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孝不得賢矣。”這樣的局面，曹操於建安八年（203年）至二十二年（217年）多次釋出“求賢令”來舉賢任能。“延康元年，吏部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曹丕採納陳群建議後曹魏正式建立一套適於自己統治的選賢任能制度。

各地的郡中正為各郡地方長官推選，在選舉中注重考察德行輿論，之後，增加的州中正官幾乎都是由司徒擔任，這就使得中正的權力在很大程度上被為那些在朝中佔據司徒等職的官僚士族集團所掌握。

進入西晉時期，九品官人法的執行權力幾乎全部被世家大族所掌握和控制，成為他們的政治籌碼。

一方面，負責選舉的組織幾乎就是高門大族的傀儡，對他們言聽計從。州郡中正官的職務在兩晉南北朝時期幾乎全被盤踞朝廷的世族官僚所攫取。

另一方面，出身門第成為九品選官的首要標準。曹魏後期開始，選官時門第標準被制度化、法律化。

選舉開始越來越重視門第和出身。為保證顯貴家族的人能後繼地把握官位和權勢，鞏固官僚士族集團的利益，各級中正在品評舉薦人才時越來越注重門第聲望。

中正官所劃定的鄉品基本是根據被評者的家世，因此，高階官員的子弟，其鄉品通常必列為上等；父祖當小官或不當官者，多列入下等。

九品官人法的畸形發展使其不可避免地變為高門大族的政治工具，從而推進了士族門閥制度的正式形成，士族出身的人得以累世做官，形成“勢門童幼多為美官”的局面。

從這一方面看，九品官人法對於那些官職顯赫的家族來說，本身就是一種政治特權，因為高官顯要之後人子孫往往也可以透過九品選官獲得官職。

（二）、連年戰亂導致世家大族崛起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古代政權更迭非常頻繁的時期，東漢末年爆發黃巾起義，之後軍閥混戰的結果導致統一的大漢帝國解體和社會大動亂。

然而永嘉之亂拉開了這一時期更為紛亂的序幕，北方的五胡十六國、拓跋魏、北齊、北周，以及南朝的東晉、宋、齊、梁、陳更是出現兩百多年的南北對峙的局面。

正所謂亂世出英雄。在混亂的時候，中央的權力被削弱乃至崩潰，地方勢力趁機崛起，網羅人才。

許多逃難之人都願意依附於地方豪強來維持生存，這種情況下，地方上的豪門貴族的勢力大增。而中央也不得不依靠他們維持統治，所以給予大量特權，使得他們可以更加肆無忌憚。

（三）、君主統治依靠豪強

東漢末年世家大族崛起，包括地方上的名門望族或者是割據一方的“軍閥”，司馬家族都無法全部消滅，甚至在晉朝建立和對外作戰時，都是依靠這些世家大族，比如淝水之戰就是謝家為統帥對陣前秦的敵人。過分依賴這些高門大族的結果就是，皇權被削弱，世家大族可以左右和控制國家的決策。

而且他們掌握著全國相當多的土地，也控制著稅收、糧食。戰亂導致土地兼併嚴重，大地主可以輕鬆得到更多的土地，小地主失去土地，只能依附於大地主。大地主在兼併的過程中壯大了勢力。

這種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的結果是大批廣佔土地又身居高官的豪強官僚力量壯大。官僚階級大量佔有土地，導致沒有土地的農民前來依附，進一步又擴大了這些地主的力量。

這些官僚豪族對平時可以影響地方乃至中央的決策，戰爭時又可以提供武器、軍隊、兵源和糧草。所以統治者依賴他們，在這種迴圈之下，地方豪強得以壯大。

（四）、統治階級的放縱

對基礎和實力削弱的魏晉南北朝皇朝來說，官僚集團特別是累世公卿大家族的地位和重要性顯著提高。

由於皇朝政權自身危機重重，為了得到世家大族的支援和幫助，進而穩定自己的統治，君主不得不用一些特權做交換，減少封建時期本該有的對地方勢力的約束規定，放任他們肆意擴張，對他們的行為表示默許。

妥協和默許的結果就是這些世家大族和官僚階層利用特權進一步為自己壯大實力、壟斷官場鋪路，進而更好地影響統治階級，再為自己牟利。

二、門閥制度對後世的影響

（一）、破壞國家人才選拔和中央集權

政治體制多元魏晉的建立就是基於門閥士族政治的基礎上，最終由司馬家族取代曹魏家族完成了大一統。由於士族壟斷國家政權體制，造成優秀人才不能按照應有的優勝劣汰原則進行選拔，對於國家的長治久安是大為不利的。

為了維護“共治”的現狀，統治者不得不依靠和安撫地方勢力，也就是那些世家大族，而世家大族也藉此得到了相當大的政治話語權，可以透過自己的勢力左右和操控局勢。

政治體制的多元化成為這一時期的最大變化。比如王導和王敦兩個琅琊“王”家，藉助淝水之戰得以和司馬家族共治天下。

（二）、文化思想得到繁盛

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不斷，百姓生活困苦，學子寒門上升無望，人們陷入了一種沒有希望的悲慘痛苦之中。此時佛教思想和玄學思想的出現使得人們有了希望。大量的人開始信仰佛教，玄學的主張也得到了傳播，促進了思想文化的豐富和繁榮。

這可以說是門閥制度從反面促進文化傳播的證明。魏晉時期有名的竹林七賢，正是由於看不慣當時權貴壟斷官場，才毅然決然地選擇隱居山林，創作了許多優秀的作品。

而高門大族內部也促進了文化教育的發展。他們為了不讓自己的壟斷地位受到威脅，示範重視對後代的培養，以繼續繼承自己的高官厚祿，也在間接中傳播了文化，發展了教育。

（三）、家庭教育的興起

南北朝時期學術中心轉移到士族家庭教育中。當時學校教育時興時廢，難以承擔文化培育的重任，面對官學教育不足的現狀，門閥士族為了保持家族的特權地位，不得不重視本家族的家庭教育，故而此時門閥士族的家庭教育擔負起了培養人才的主要責任，在東晉南朝教育中占主導地位。

魏晉南北朝與秦漢、隋唐屬於前承後繼的關係，魏晉南北朝的家庭教育既繼承了秦漢家庭教育的一些特點，又有所創新，為隋唐家庭教育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魏晉南北朝的家庭教育無論是在教育的內容、方法、特點上都對隋唐家庭教育起到了一定作用。佛教變成家庭教育內容的一部分是從魏晉南北朝時開始的，在隋唐時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在家訓、早教、女教等方面，隋唐對魏晉南北朝有所繼承。魏晉南北朝家庭教育上接秦漢，下開隋唐，在秦漢和隋唐之間起到了承前啟後的過渡作用。

結語

門閥士族是魏晉南北朝隋唐歷史舞臺上一支重要的力量，他們的存在對當時的王朝政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方面導致國家的權力被世家大族壟斷，國家陷入分裂和動亂。同時破壞國家的人才選拔，破壞國家發展。

但是另一方面，門閥制度打破了大一統的局面，增加了政治的多元性。門閥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繁榮了文化，世家大族為了維護自己的壟斷地位，重視教育，促進了教育文化以及思想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