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隨筆|勇者

勇者

中島敦生於公元1909年,死於1942年。這段時間,正是日本侵華的重要節段。1932年3月,中島敦結婚。11月,到旅順旅遊。而中國的大事記上則記錄著這一年1月發生了“一二八”抗戰,2月,東三省淪陷。1936年8月,中島敦再次到中國旅行。這是他與中國大陸的兩次交集。我們現在很難揣測當時的一位日本作家會持怎樣的態度登上這方土地,但我們知道的是,在那個時候以及再以前,特別是甲午戰爭結束後,在日本人看來東方神聖帝國的神話就已經成為了夢幻泡影,他們需要的是脫亞入歐,甚至在文化上與中國切割。

中島敦的祖父、伯父以及父親都是漢學家,深受漢學滋養的中島敦在這種情況下,內心的抉擇自然和他人更為不同。在那個大時代,不但他不得不重新審視中華文化,中國作家同樣也在重新審視。就在他第二次用腳步探索這片土地的那年,一位中國詩人寫下了這樣的詩句:“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就意味著無論是中國過去的歷史,還是中國當代的歷史,都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這個時代是殘酷的又是壯烈的,這個時代充滿了野蠻的絞殺和文明的衝撞。

中島敦為什麼在那兩個年份踏上大陸呢?是為了尋找文脈正統?是為了探索典籍實跡?還是作為天皇的使徒來加以窺測?或者,僅僅因為出於年輕人對新鮮世界的好奇?我沒有答案,網路上也沒有查到他的目的。

或者這就是兩次偶然的漫遊。他不過想走一走書中人物走過的路,在條條道路上思索一下古人想過的那些事情。

《名人傳》是他生前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取材於《列子·湯問》中“紀昌學射”的故事。

《列子》原文中這樣敘述紀昌師從飛衛學成絕技以後的事情:“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網上某百科按照課堂教學標準答案,對該文的中心思想和寓意闡明如下:“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學習要把基礎打好,一是要能吃苦,持之以恆才會成功。二是大本領往往要從小處練起。三是要嚴格遵守老師的教誨。”如此標準答案,並沒有解釋兩個人為何要“相遇於野,二人交射”繼而“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似乎是因為不夠正能量?但因為是典籍,傳世太久,一時不便刪改,就暫且留下這段,讓讀者利用唯物主義觀點自行評判吧。

中島敦的《名人傳》,相當於“紀昌學射”的白話譯本。但不同的是,作者在裡面加了一些心理描寫,而且改寫了結尾——紀昌跟著師傅又修煉了九年後,神情變得呆若木雞,以至於扔掉弓,說什麼“至為無為。至言去言。至射不射。”及至老去,變得更是“不知人我之別。不知是非之分。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甚至竟然連弓的名稱和用途都忘記了。

由此可見,《名人傳》更像取材於《莊子》的一個故事,中島敦將傳奇故事延伸到了生命層次的反思。原來不過是一個神奇而又世俗的“魔幻現實主義”,他將其改編成了“魔幻浪漫現實主義”。

《名人傳》發表於1942年12月1日,三天後,中島敦因病去世。所以,難免會讓人會起這樣的浮想,就是,中島敦預見了自己的死亡,而且符合他“無為而化”的預期,踐行了一位漢學者“入則儒,出則道”的至為純粹的精神路徑。

《名人記》是收錄於中文版《山月記》裡的一個短篇。《山月記》目前國內有多種版本,而且收錄參差不齊,翻譯亦是上下有分。但是貫穿其中的思想並不難以琢磨。有好多人說中島敦寫得就像是小學讀本,這卻正是文章的妙處,簡而不凡,自然而然,清白如水。

這並不說因為中島敦對中華文化的瞭解,文字之中就沒有顯現出自身的民族性,或言之為日本式的表達。《山月記》中收錄的《弟子》,儘管講述的是孔子弟子子路的傳記性文字,但給人的印象如同觀看黑澤明的電影。作家的視角不時會流露出自己的“日本觀”,也就是所謂“菊與刀”的美學中“刀”的痕跡。

《弟子》創作於1942年6月,作者死後第二年才正式發表。和《名人傳》追求的無為相比,這一篇則體現了對莊嚴的一種讚頌。他沒有完全按照《史記》或者《論語》仿寫,而是追求精神氣質上的描摹,有一恍惚我覺得他是在寫李逵,但隨即否定掉了。對夫子無條件的忠誠來自於他的信仰,類似於“護法尊者”,而非李逵之因“孝悌”依附於宋江。他這樣寫子路的死——“在敵人的利刃之下,渾身是血的子路用盡最後的力氣高叫道: 看吧!君子是正冠而死的!”恍若在寫一個日本武士在展演最後的尊嚴。但是,“君子”二字卻帶有鮮明的儒家傳統。

何謂君子?只有謙謙者謂之君子嗎?否,殺身成仁者亦為君子。子路用自身形象否定了“文雅”是文明的終極目標,一個陽剛的、正大的勇者,照樣可以承擔“君子”這一稱號。這可能就是中島敦要表達的——文明不能是文弱,君子不能是弱者。至於這是不是他對中華文明的反思,我也是說不上來。

中島敦對中國古代文學故事改編的時候,中國的作家也在做著同樣的努力。譬如之前,魯迅在二三十年代寫作的《鑄劍》《非攻》等文章,其中則有著中國式的文化反思。《故事新編》,無不有著現實的影子,思想比中島敦的作品意旨更為激烈深刻。中島敦將中華故事注入現代思維,是不是受過魯迅的影響,我也不好說。但是可以看出,中島敦在文字裡追求的還是美學的表達居多,思考人性居多。中島敦第二次到中國旅行的那年十月,魯迅先生逝世,兩個人有沒有過交集,我沒有查到相關資料。

《山月記》中收錄的最為重要的一篇是《李陵》。《李陵》裡邊寫了三個主要人物,李陵、司馬遷、蘇武。這三位都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歷史人物,其故事也都瞭解個大概。如《名人傳》的寫法,中島敦在其中注入了刻畫妥帖的心理描寫,讓人感同身受。他用相對客觀的視角,試驗了人性在強大壓力下的幾種可能。李陵被漢室屠門,司馬遷被漢室淨身,蘇武被漢室遺忘,於是有了三種選擇方式,就有了三種不同的人生:肉身富貴而靈魂恥辱,肉身摧殘而靈魂不朽,肉身超脫而成為英雄。其中有著不得已,又有著必然的因果。但是作為同時代的人來說,我們無法評定此三人誰在精神上更具有英雄品質。廟是蘇武廟碑是李陵碑,二者放在一起,後世的抗遼將領自然覺得違和。可是當時的天漢朝廷未必不是態度曖昧。

能夠戰勝精神上的恥辱,並且頑強活著的人,你能說他是懦夫嗎?這是個體生命與宏觀敘事的相對論。這種矛盾衝突,自然是文學家需要正視的。當這個人所有的血緣關係被連根拔起斬盡殺絕,親緣喪失、親情斷絕,甚至在文化和意志上一併得到清算,成為整個國家機器的敵人——區區李陵,難道還有活下去的理由嗎?即便活下去,也不可能如同小強般心無波瀾,特別是還有個蘇武對照。恥感,追悔,種族的隔膜,每時每刻不在折磨著李陵,如同受刑的盜火者,每日每夜承受著剖心剜腹的痛苦。

看似痛苦是李陵的自我選擇。因邀功而孤身涉險招致身敗名裂,能夠怨誰呢?可惜的是生命的膏火仍在,卻不過徒在消耗,等待著熄滅的來臨。這是一個漫長的熬煎過程,中島敦攫取了這一過程中的一小段,想要說明,生命就是一種受活。接受,承受,忍受,不受也得受,除非不想活了。

艱辛生活的人,都是勇者;堅信生活的人,都是勇者。

子路是勇者,蘇武是勇者,司馬遷是勇者,李陵未必不是勇者。至於紀昌呢?之所以放棄了做一位勇者,是因為他知曉了勇者的秘密。因為勇者,都需要終生和恥辱為敵。他不想這樣,他只想得到靈魂平靜的安放。

2022。03。13

壹點號東夷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