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課本講不清的“牛李黨爭”，他們到底爭個啥？
“牛李黨爭”是歷史教科書上少數沒有解釋清楚的政治現象。
有一種主流說法認為，“牛李黨爭”是代表“寒門”的牛黨對抗代表“貴族”的李黨。其理由是牛黨的代表人物李宗閔、牛僧孺透過科舉入仕，而李黨代表人物李德裕是透過門蔭入仕的。
對此需要了解的是，牛黨領袖李宗閔乃是李唐宗室鄭王李元懿之後，他跟李德裕一樣，也是貴族出身。
其實，在唐朝皇帝口中，沒有“牛李黨爭”的說法，只有“二李朋黨”之說。
文宗所說的“二李朋黨”就是李德裕和李宗閔這對冤家，因李宗閔比牛僧孺先入相，後來才由“二李”演變為“牛李”。
所以，“牛李黨爭”絕不是貴族對寒門的鬥爭。而是其他原因。
憲宗朝李吉甫做宰相的時候，歷史上評價這段時期唐朝政治是比較清明的，還沒有出現黨爭現象。
李宗閔和牛僧孺兩人系同科進士，情好甚恰。他倆接受朝廷考察對策的時候，由於年輕氣盛，直言不諱，“指切時政之失，言甚鯁直，無所迴避。”
由於把朝政批判得過於尖刻，把宰相李吉甫氣的夠嗆，以至於在皇帝面前不得不自我辯解，還流下了眼淚。
為此，李吉甫對李宗閔和牛僧孺二人刻意壓制，兩人多年不得調任，前途一片黯淡。
元和七年，李吉甫去世，壓在頭上的大山沒了，李宗閔、牛僧孺才迎來出頭之日，隨即均被提為監察御史，開始了揚眉吐氣的仕途生涯。
李吉甫雖已逝世，卻有個非常優秀的兒子：李德裕。
他胸有大志、學貫古今，有澄清天下之志，卻一貫鄙視科舉，屢次拒絕朝廷的徵召，後來才透過門蔭踏入仕途。
裴度一手提拔了李宗閔，跟李德裕也志同道合，畢竟在裴度手裡也曾削藩成功的。
從裴度的角度來說，在大是大非上，李宗閔和李德裕確實沒有爭鬥的必要。
不過後來，一場科舉考試又加深了雙方的芥蒂。
李德裕、元稹、李紳（後來都成為宰相）三個翰林學士聯合起來，上奏說主考官錢徽受了李宗閔請託，結果李宗閔被貶出京城，好不容易考上進士的女婿蘇巢也被剝奪資格。
古人特別在意名聲，考上進士又是特光耀門庭的事情，這次李德裕讓李宗閔丟人丟到了家。
從此，雙方樑子深深結下，“自是紛紜排陷，垂四十年。”
唐朝在“安史之亂”後，文臣、宦官和藩鎮成為了帝國維繫平衡的三方勢力。
在以往唐朝政治開明的時期，宦官和藩鎮都是不成為勢力的，文臣一旦做強，就有可能實現唐朝的復興。
裴度之所以能夠輔佐唐憲宗平定割據的藩鎮，就是因為皇帝、文臣之間總體還是一條心的，沒有出現嚴重的黨爭分裂現象。
而文臣之間一旦出現了朋黨，就難以集中力量對付宦官和藩鎮，唐朝必然會陷入一個持續衰退的時期。這就是“牛李黨爭”帶給大唐的重大負面影響。
因為無論是李德裕、鄭覃還是李宗閔、牛僧孺，都算綜合能力、影響力很強的實力派，尤其是李德裕和牛僧孺，都是“出將入相”的典型，不僅做宰相有能臣之名，治理地方也是一把好手。
那麼，期間有沒有別的勢力打破黨爭的格局呢？
還真的曾經有代表“第四種”勢力崛起了，差點把文臣、宦官集團一舉掀翻，其代表人物就是李訓和鄭注。
李訓精通易經，鄭注精於藥學，都得到了唐文宗的寵幸，成為新的權力核心。
這兩人先是把李德裕和李宗閔都雙雙排擠出京城，隨後預謀發動“甘露之變”誅殺所有宦官。
這場政變卻由於準備倉促而失敗了，李訓和鄭注遭到了宦官的反殺，當時在京城的其他宰相和百官被牽連殺害的也有一大批。
“甘露之變”的結局，意味著圖謀打破權力格局的李訓、鄭注“第四種”勢力的失敗，同時標誌著宦官集團進一步掌握了朝政。
“牛李黨爭”不僅有個人私怨，還有政見分歧。
大致來說，李德裕一派是進取型的，以削平藩鎮為己任，他輔佐的武宗會昌年間，已經逐步收服了藩鎮，形勢一片大好之際，崇尚道教的唐武宗因吃了道士的“長生不老藥”，英年突然早逝，李德裕也因失去了皇帝支援，導致復興大唐的偉業功敗垂成。
牛僧孺一派是姑息型的。需要說明的是，在當時對於藩鎮姑息不等於就是錯的。唐德宗曾輕易對藩鎮開釁，遭到了皇帝出逃的“奉天之難”，唐朝差點提前結束。
牛僧孺在很多問題上，他的執政思路是“遇事則緩”，如對幽州形勢判斷和騷亂處置是非常正確的，朝廷不費吹灰之力就順利度過了危險期。
但牛僧孺對李德裕的掣肘則是大錯特錯，他曾建議皇帝把李德裕招降吐蕃維州的將領及家屬送還吐蕃，這些人交回去後都遭到了虐殺，好不容易奪取的維州千里之地奉還吐蕃。
牛僧孺也是因為這件事情，威望大損，很快被罷相。
但他們都沒有影響到帝國的整體運作，沒有引起傷筋動骨的後果。
“牛李黨爭”的受害者則一大批，我們所熟知詩人官員的元稹、白居易、李商隱其實都是受害者，他們不自覺地被捲入了黨爭的旋渦，或多或少地影響了仕途的順利發展。
唐武宗即位後，李德裕秉政，“牛黨”宰相李宗閔、楊嗣復、李珏都被貶到嶺南地區，其中李宗閔從宰相被貶為郴州司馬，死在了貶地。
唐武宗駕崩後，李德裕下臺，又被“牛黨”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等人殘酷迫害，從宰相貶為潮州司戶，後又貶為崖州司戶，一路貶到了海南島，顛沛流離地死在了那裡。
李德裕一向有中興大唐之志，他的一生可說是自始至終都在為大唐的復興事業而披肝瀝膽、嘔心瀝血，他也確實有這個能力。
他的死，不僅代表了“李黨”的徹底失敗，也意味著朝中正義力量的喪失。由於他的悲慘結局，後來終唐之世，再也沒有像他那樣大智大勇的人物出現，唐朝進一步陷入到苟延殘喘、得過且過的狀態，很快就遭遇了慘烈覆亡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