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開啟一本書，有的註釋篇幅甚至超過了正文

作為書的讀者，我們或許有個直觀感受是，這幾年註釋的篇幅似乎比以前更大了。開啟一本書，有的註釋篇幅甚至超過了正文。

這當然不是指整本書一大半都是註釋，而是有許多書，翻看幾頁，會發現有那麼一兩頁是滿篇的註釋。如果是尾註，放在書的最後，有註釋的頁數加起來幾十上百也是可能的。這些繁多的註釋，似乎以“高人一等”的姿態宣告我們沒有能力讀下去。而我們本身也經常以一本書有沒有滿篇的註釋，來決定是看還是不看，背後的假設都是，一本流暢的、沒有註釋或參考文獻也能把事情講清的書，似乎才是好書。

一本採取“尾註”的書的註釋厚度（右邊是註釋）。

註釋，這種有腳註、尾註、旁註等多種形式的格式已經普遍存在於人文社會科學讀物。我們今天就聊一聊它。有的註釋可能淪為修飾專業性、學術性的門面，而這不是註釋的全部面貌。有的註釋，作者甚至會直接來一句“其實我也不知道這個說法出處是哪的”。

撰文 | 羅東

原本處於紙的邊緣的註釋，彷彿一直在悄無聲息地向紙的中間擴張。過去，一般的兩三行，多的十幾行，現在再多一些的能佔去大半頁。甚者，有的書的某幾頁，一眼望去只有頂部的一行字是正文，其他部分都是密密麻麻的、一行接一行的註釋。當然，這個說法指的，不包括經典專有的註釋版或者評註版。

就拿身邊的一本新書來說。

上面這張照片是《破產書商札記》中譯本

（商務印書館，2022年6月）

的第68頁。其實這一條註釋還未完，翻篇，下一頁接著還有幾行。全書中像這樣註釋篇幅過半的還有幾頁。

譯者注，是譯著最常見的一種註釋型別。假如原著出版的年代久遠，並且文化背景與本國語境有比較大的差異，那麼譯者注是必要的。而這些必要性就體現在原書提到的某個容易引起歧義的概念、某本陌生的書、某個遠去的作家或學者等。要是譯者注沒有完成這項工作，通常還需要由編輯寫“編者注”對此補充。

其實，也可以說，譯者注是譯者某種主體性的展現。這是因為只有在“譯者序”“後記”和譯者注等為數不多的地方，譯者才有表達其本人思考的正當性。當譯者寫譯者注時，他們能暫時不受原書的限制，圍繞某個詞語自主地新增內容，有時是對原書的延伸，有時是接著原書的某個觀點繼續談論，在譯著印刷上留下“我讀過，我思考過”的痕跡，成為它的一部分。譯者的這一資格，是其他人沒有的。

這種主體性的展現慾望也可能導致註釋“過剩”，把沒有必要註釋的、沒有必要寫那麼長註釋的地方都一一大加註釋，而這在譯著中並不少見。此時需要的反而是剋制。比如，《破產書商札記》的譯者注多是關於“破產書商”提到的一些書和作家的介紹。有的註釋，一兩句也可。有的註釋同時解釋了某本書的出版情況，幫助我們瞭解“破產書商”為何在書中會提它，而這些才是有稀缺性、更有意義的資料，哪怕未必能展現譯者本人的翻譯意志。

《馬大帥2》（2005）劇照。

除了譯者注，最常見的還得是作者本人的註釋。

這部分註釋有一個基本功能是告訴讀者某個概念、描述或判斷的來源出處，有時相當於“參考文獻”，卻又不同於“參考文獻”，作者在註釋這裡有更自由的寫作形式，比如出處可能未必是有固定引用格式可寫的文獻，而只是朋友之間的交談。人類學家斯科特

（James C。 Scott）

在《作繭自縛》一書中談論到人類用火歷史時說，初民用火的證據至少可以追溯到四十萬年前，甚至更早，總之遠早於智人的出現。這個判斷是怎麼得來的呢？他在註釋中說，“根據的是我和大衛·溫格羅

（David Wengrow）

的個人交流”。後者是考古學家，其職業身份和研究領域使斯科特這一段引用具備判斷上的合理性，向讀者宣告這一判斷的知識依據。註釋比“參考文獻”更自由的寫作形式還體現在，作者可以藉助註釋來說明是透過何種方式得知引用的文獻。巫鴻在《全球景觀中的中國古代藝術》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1月）

中探討了墓葬與藝術的關係，他引用法國學者雷吉斯·德佈雷

（Régis Debray）

《影象的生與死》的一個結論，即“影象源於喪葬”，並新增一條註釋說明，“在此我感謝鄭巖使我注意到這本書的中譯本”。他這樣說不意味著是因為鄭巖才知道《影象的生與死》，而意味著因此才得知該書已經翻譯出版。而這也是一種對讀者的“交待”。他在書中更關鍵的一處“交待”是在講中國墓葬美術發展的轉變部分，其轉變是從“器物觀點”到“建築觀點”，而這個看法不是他本人的原創。他在註釋中是這樣說的：“在我教的一門有關墓葬藝術的研究生討論課中，賴德林最先提出了這一對概念。”只不過，此處的“賴德林”應該是指賴德霖。

除了能對無法列入“參考文獻”的出處作說明，註釋也能對那些能列入“參考文獻”的出處作更多說明，有時甚至可以獨立成文。法國學者保羅·利科

（Paul Ricœur）

在《弗洛伊德與哲學：論解釋》

（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2017年4月）

一書中關於弗洛伊德與“壓抑”研究的一條註釋，竟跨三頁紙，不得不說是註釋成文的最佳例子了。

下圖是這條註釋的一部分。

社會學家米切爾·鄧奈爾

（Mitchell Duneier）

的《人行道王國》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3月）

在人行道與居民福利這個故事中的一條註釋，也可以稱之為能單獨成文的一篇文章了。

而在現代出版中，註釋不是從最初就有這麼大篇幅的。1899年，凡勃倫

（Thorstein Veblen）

寫出《有閒階級論》，看不到註釋，連參考文獻也是沒有一處的。我們當然也可以推測，註釋是現代學科分工，或者說現代知識分工和學科專業化的產物。知識積累到某種複雜程度，沒有百科全書式人物，沒有哪篇文章、哪本書沒有對其他知識的引用。即便在遙遠的過去，聖賢可立言，他們在表達思考時也參考和引用，耳熟能詳的經典例子有孔子和《論語》，此外，古希臘哲人老普林尼的《博物志》也說，“承認我從哪些文獻中受益是一件愉快的事，體現了一種光榮的謙虛”。問題在於，他們的出處可以融入正文當中。這在19世紀甚至20世紀前半葉尚且是可能的。因此，作為老制度經濟學派的奠基者，凡勃倫能將他人的研究和他本人的思考融在正文，出版《有閒階級論》，到了後來的新制度經濟學派，比如諾斯

（Douglass North）

等人，他們就只能寫滿篇的註釋了。反叛者如社會學家C。賴特·米爾斯，在批判社會科學研究若干取向的時候也沒有拋棄註釋。

在這個過程中，註釋的有用性被發現了，它也成為學術寫作的一種必備格式。不過我們無法得知這些轉變的具體時間，因為歸根結底，註釋成為格式只是一種過程，而算不上事件。當一個人進行寫作尤其是學術寫作時，再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在格式上無拘無束了，只有接受註釋格式，才有可能被人認同。有了這層認同，也才可能發表或出版，否則不被接納，有被當作“民科”的風險。而隨著註釋的演變，它不只有文字敘述，還有數學模型，甚至後者已經變得比較尋常了。

上圖是安瓦爾·謝克

（Anwar Shaikh）

的《資本主義 ： 競爭、衝突與危機》。這位並非“正統”“主流”的經濟學家，也一樣會將數學模型

（哪怕是簡易的）

寫進註釋。用公式進行論述是整個學科絕大多數人對話的基礎。

註釋象徵的——並且實際上也是——嚴謹性確實是其他形式比不了的。且不說它限制了作者“天馬行空”的邊界，迫使作者不斷思考哪些部分是他人的，是借鑑的，或者是需要對話的，而且它也讓出版社和期刊的編輯們可以查詢並核對引用，對錯誤的地方加以修正、確認。糟糕的情況當然是註釋淪為學術性、專業性的修飾，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它提供了面紗，用複雜而高階的格式掩蓋平庸無奇的思考。

然而，註釋也建造了某種虛妄的高牆，以至於我們現在拿到一本書，若是打開發現無處不在的註釋，會不自覺地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讀下去。結果，我們把“有沒有滿篇註釋”當作識別一本書是否有意思的標準，如果有似乎就是死板的、沒意思的，是不適合閱讀的。

寫作者和出版社大概也意識到這個問題，減少腳註，把註釋統一放在書的最後也成為這幾年比較流行的方式。

歷史學家王笛的《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這本書原本和其他書不一樣，它並不是常見的文章合集，而是有整體性的專著。不過，王笛是在註釋中回顧關於哥老會、袍哥的研究的，並指出缺乏專門研究。而這部分相當於“研究綜述”的內容卻沒有放在正文，最終，讀者看到的是，他寫了一條整整一頁多的註釋，而且排在了全書的最後。的確，這樣的處理方式使敘事增加了許多連續性和可讀性。經濟學家汪丁丁的《思想史基本問題》

（東方出版社，2019年3月）

則將註釋直接寫入正文，在處理註釋上也不同於一般做法。他在“情境與表達”這一章，在講完企業家與“我執”、“破我執”問題之後，轉而寫了下面這樣一段話。

在人力資本的時代，由於創造價值的核心因素是人——德魯克（Peter F。 Drucker）稱之為“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而不是物質資本，當代社會正在逐漸重新定義“企業”，從而重新定義“企業家”（最新發表的著作，可參閱：Kate Raworth，2017，

Doughnut Economics：Seven Ways to Think Like a 21st-Century Economist

，我建議的中譯標題是“甜甜圈經濟學：七種方式像21世紀經濟學家那樣思考”，Random House Business Books）。

如果以句號為結束的標識，以上就是一句話。它使用了破折號、引號、括號和斜體。其中括號裡關於“最新發表的著作”的內容基本上等同於一條註釋，換作其他作者，它可能出現在腳註或尾註，而不太可能被放進本來有點複雜的句子。這一寫法，有一氣呵成的閱讀感。因為正如我們知道的，註釋和正文雖在內容上為一體，實際是兩部分。有的時候，註釋甚至是在正文初稿已經完成後，為了修改格式而新增上的，該加什麼，如何加，都是學術發表這個流水線工程非常理性的考慮結果。

以上這些改變，其實都沒有放棄註釋。縱然是以“業餘者”而非專業者身份寫《業餘者說》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7月）

的法學家王人博，跳出學科專業化的範圍，進入那些他不專長的領域思考，也還是在按照一般的方法做註釋和參考文獻。除此外，再比如，羅翔寫《刑法學講義》

（雲南人民出版社·果麥，2020年8月）

、陸銘寫《向心城市》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

，言語之間，都在試圖克制專有術語，多有口語表達，可就是這樣的“通識寫作”也沒有改變做研究的註釋習慣。“通識寫作”是面向大多數讀者的。註釋讓有好奇心進一步追問的讀者知道，作者的想法從何產生，依據是什麼，不至於產生“他什麼都懂”的幻覺。於他們的同行而言，“通識寫作”有了註釋和參考文獻，能儘量避免被以“非正式論文”等名義竊取。

然而，一種形式一旦產生就有其邏輯和命運。註釋也一樣。註釋是一種理性的格式，而這種理性可能使人誤以為它能保證書中論述的，是可靠的，是客觀的，而忘記了對什麼註釋、寫什麼作為註釋，引用誰、繞開誰，感謝誰、提及誰，都有作者的個人意志。更別提比較混亂的二手轉引。

《圍城》（1990）劇照。

前面提到的斯科特，在《作繭自縛》的“穀物立國”這一章節有個有意思的註釋。他比較水運和陸運，認為用輪船或者小駁船來運載貨物，其效率遠高於驢子或馬車的陸路運輸。這一結論差不多可以算作常識了，不需要什麼論證。而斯科特偏偏習慣的是敘事，於是，他講起了故事，說一直到1800年

（在汽船或鐵路出現之前）

，一個人乘坐馬車從倫敦到愛丁堡的時間，另一個人若乘船，可以從英格蘭的南安普敦抵達南非的好望角。這句話有具體的數字，那麼有何依據？沒有料到的是，他在註釋中是這麼說的，“我確切地記得是在一本講述19世紀英國曆史的著作中讀到的，就在開篇的段落，不過我的一位審讀者卻對此提出挑戰，認為這很可能是一種‘城市的迷思’。雖然我無法找到原初的引文，但我可以更紮實地呈現這一論斷”。接著他開始論述，一條大篇幅的註釋也就產生了。

這個註釋使人懷疑，這是否能寫進註釋，斯科特本人難道就不能去檢索一下，憑回憶找找當初那本書，接著按照一般的格式寫成註釋或參考文獻嗎？或許，這件事的確有難度，他早就不知道到底是哪本書哪個人說的，也不可能回憶起來——出版《作繭自縛》原版時他81歲。

至少，他沒有跳過這處需要註釋的地方，也沒有另找或曲解文獻。其實，註釋並不是我們每個人都有興趣，也不是都有需求讀的部分。有了這個準備，再複雜的註釋也未必能妨礙我們的閱讀過程，而當我們需要檢索時，又能找到靠譜而真實的註釋。這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