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書摘丨中國文明出現比夏代提前了1000年？出土文物這樣重構上古歷史

《中國科技考古文庫》

袁靖 主編

復旦大學出版社

3月20日，三星堆遺址考古工作中新發現的6個“祭祀坑”出土了500多件重要文物，古老而燦爛的文明又帶給了所有人驚喜。三星堆之所以這麼引人注目，是因為它的發現意味著：中華文明的源頭不僅僅是在我們原以為的黃河流域，這個問題的答案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考古工作者們的耕耘和考古學的發展，正為我們揭開中國上古歷史的原貌。。。

考古學對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歷程

文 | 趙 輝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01

真正的歷史是傳說中那樣嗎？

探索中華文明之源的問題不是從來就有的。在中國傳統歷史體系中，對上古時代的認識很成系統。我們現在一談上古時代，必談司馬遷《史記》中的《五帝本紀》。根據現在學者的研究，在司馬遷之前至少有東方和西方兩個五帝的系統和多種說法，司馬遷主張的是他雜糅了兩個系統後的個人見解，但因為《史記》的崇高地位，其說漸為流傳，影響最大，即今天我們所熟悉的黃帝、顓頊、帝嚳、堯、舜這五個古代帝王。

儘管五帝之說有些不靠譜，但古人描述的上古歷史中有很多看似頗為合理的內容，比如在談到上古發明的時候，從“有巢氏”“燧人氏”，到“黃帝作舟車”等，有很多記載。若把這些發明創造按出現的時間排列起來，很符合從簡單向複雜、從低階到高階的技術發展規律。如果說製造技術中最尖端前沿的是軍事工業，那麼《越絕書》中的記載“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黃帝之時，以玉為兵……當此之時，鐵作兵……”，也好像有一個很清晰的技術發展進步的邏輯。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說，最著名的就是《禮記·禮運》篇中關於“大同之世”和“小康之世”的描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從“選賢與能”到家天下，從“天下為公”到迎合私有財產制度的禮義的發生、刑法的建立，以及城防、攻伐等的出現，貌似也很符合社會發展的邏輯。

對傳統上古歷史體系提出根本性質疑的是疑古派。在新文化運動之前，已經有研究者對傳統歷史體系產生懷疑。在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下，以顧頡剛為代表的一批史學家用西方整理史料的方法重新整理了中國歷史史料，得出一個重要結論：我們今天看到的歷史都是“層累地造成的”。因為過去太遙遠、太渺茫，大家對它的記憶本來就是語焉不詳的幾句話，後代的文人、諸子百家和研究者又把自己的想象不斷地附加進去，才變成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樣一部有血有肉的、生動豐滿的歷史，但真正的歷史可能完全不是那樣。所以說，疑古派從史料的可靠性這個根本上徹底顛覆了傳統歷史體系。

疑古派或者古史辨派摧毀了這套“層累的歷史”，但在重建中國上古史時，由於原來的史料或被深度懷疑或被全部否定，他們就無能為力了。考古學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引入中國的。

02

重建中國上古史

從19世紀後期起，一些國外探險家在中國境內從事與考古有關的科考和探險活動，但某些活動以偷盜文物為目的，魚目混珠、泥沙俱下。因此國內有一部分學者認為，既然在中國的土地上有了考古工作，就可以算作中國考古學的開始。但是19世紀後期，疑古派還沒有誕生，重建中國古代史的任務還沒有提出，所以西方探險家的活動在中國學術界未能激起多大反應。儘管敦煌藏經洞的經卷被盜運出國，引起國人大譁，但這與學術研究的關係也不大。在重建中國上古史的任務提出後，如何運用新方法、透過新途徑來重建中國古代史的學術問題受到關注，此時，應該說是安特生的工作給中國學界做了一個示範。

1918年，安特生髮現周口店遺址，不久又發現了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1921年對後者做了發掘。根據在仰韶村遺址的發掘所得，安特生髮現仰韶遺址出土的某些遺物如收割穀物的石刀、三足陶器等和以後的中國傳統文化仍有關聯，由此提出了仰韶文化是中國史前遠古之文化的重要論斷。安特生的工作為中國學術界起到示範作用，即除了使用文獻和傳說的史料來書寫歷史之外，還可以使用地下出土的文物來重新組織和構建歷史。

與前面提到的觀點不同，另一種觀點認為，中國考古學的開端應該由中國學者從事考古工作開始計算，即1926年李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的發掘以及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殷墟的發掘工作。我個人認為，從學理上說，還是從安特生的工作開始算比較合適，後一種說法有點“民族主義”的色彩。

但是，中國考古學的誕生並不完全等於中國文明問題的提出。我們今天所說的“文明”是一個多義詞，大到人類的成就可以稱為“文明”，小到個人修養也可以稱為“文明”。今天我們這裡所說的“文明”，專指最早的國家形態的出現。顯然在中國考古學誕生之初，這個問題並沒有被提出來，因此有必要簡要梳理一下中國考古學如何提出和解決中國文明問題的研究過程。

中國最初的考古工作內容，可以用傅斯年先生為史語所考古組寫的一副楹聯來表達：“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它的首要任務是發現過去有什麼。在這個過程中，遂有了對殷墟的發現、發掘以及結合甲骨文對商王世系的考訂，從而把這段原本為傳說的時代變成了信史時代，以至於後來說到中國文明的時候，西方學者都是從商代開始算，理由是再早還沒有發現系統的文字。

中國考古學的產生一開始就是出於要重建中國歷史的這個根本原因，所以中國考古學從一開始就是歷史學的一部分，它的學科性質在當時就被確定下來。這和北美等新大陸的考古學不一樣，他們把考古學放在人類學的框架下發展，因為北美考古學家所面對的遺物是“異民族”“異文化”的東西，所以要從文化比較的研究角度去考古。而中國考古學是把史前史當作一套完整的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去做研究、去追溯的，這個學科性質和學科目標恐怕不會改變。

改革開放後不久，中國學術界重新開始和國外進行學術交流，在比較了人類學框架下發展的北美考古學之後，中國學界也曾產生過考古學的性質究竟屬於歷史學還是人類學的討論。前兩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有一些學者又要在《文物報》上討論考古學的學科性質，如果看看中國考古學產生的這段歷史，就明白這個問題似乎根本沒有討論的必要了，中國考古學在產生之初，就被賦予了一個歷史學的任務——重修古史。當然，在研究史前史的方法上，我們需要借鑑人類學及相關人文學科的方法和思路，如果完全在中國文獻史的框架下研究考古，被框定住了，畫地為牢，反而不好。但這是另外的問題了。

從20世紀20年代到七八十年代，中國考古學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填補考古發現的時空空白上，我們把這一時期叫作考古學的“物質文化史研究階段”。

這時的中國考古學雖然還不具備提出中國文明相關問題的能力，但一批非常重要的考古成果的產生催生了對這個問題的一些思考。

20世紀50年代，徐旭生根據文獻索引，認為豫西、晉南地區是夏人的主要活動區域，之後他發現了二里頭文化和二里頭遺址。徐先生當時沒有把二里頭遺址定性為“夏都”，這間接導致了今天對“二里頭是商還是夏”的無休止的爭論。新石器時代考古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各地發現、梳理出各個考古學文化的時空關係。鄒衡等學者在建立了三代文化分期的年代學體系後，對先周、先商文化的討論以及對三代周邊地區文化的討論，其實是具有同樣性質的工作。

20世紀80年代初，以蘇秉琦先生提出的“區系型別學說”為代表，中國考古學的物質文化史的研究可算告一段落。但這並不意味著這類研究已經全部完成，在物質文化的框架內，還有許多細節內容我們不太清楚，有些空白還有待發現填補，所以物質文化史的研究會一直持續下去。但在這個輪廓已然清楚的物質文化區系框架基礎上，中國考古學對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物質文化史有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結論性認識。

第一，中國史前文化的發展是多元的，並且在多元發展的過程中進行了越來越頻繁的互相交流，各地文化面貌開始趨同，出現了“一體化”趨勢。蘇秉琦先生描繪中國史前文化是“滿天星斗”，雖然他沒有明確說出“一體化”這個詞，但他在《中華文明起源新探》中借用了承德避暑山莊外八廟之關係的例子，來表達各地文化趨近、趨同的歷史大勢。嚴文明先生則借用了費孝通先生研究中國古代多民族問題時使用的“多元一體”一詞，以說明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經歷了一個多元一體的過程。目前，“多元一體”已經成為被最為普遍接受的歷史概念。

第二，中國史前文化在多元一體化的發展過程中，在某個時間節點上還形成了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

物質文化可以被看作社會發展和運作的表層衍射，物質文化的演進發展大勢也即中國上古時期社會、歷史的大趨勢，這一點非常重要。中國考古學在物質文化史的研究上花了很長時間，但是從重建中國歷史的使命和責任來說，我們一定要把文化史的研究延長和深入到物質文化背後的社會內容上去，不能總是停留在歷史表面現象的梳理上。當然，話要從兩面說，因為有了“區系型別學說”，有了對中國考古學文化大脈絡的基本認識以後，我們才有能力、有時間、有可能去思考更深層次的問題。

其實，中國的考古學家也並不是完全沉浸在物質文化史的研究中，他們也在思考造就這些物質文化背後的社會面貌之類的問題。於是就有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以完整地揭露一個史前氏族社會為目的的田野工作，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對陝西西安半坡遺址和臨潼姜寨遺址的聚落復原工作。透過這些工作，我們對當時的社會有了初步的認識。有一段時間的研究充斥著關於仰韶文化階段是母系氏族社會還是父系氏族社會的討論，儘管現在來看，這些觀點有些簡單，考慮不是很周全，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大家都在力所能及地思考著古代社會的發展狀況這類問題則是事實。由於當時中國考古學的重點是填補物質文化年代框架上時空的空白，再加上缺乏科學地揭露和復原史前村落的技術手段和研究方法，因此在物質文化史研究階段雖然一直存在有關古代社會的思考，也一直存在嘗試復原古代社會面貌的做法，但不為主流。

從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考古學進入“古代歷史社會復原階段”。

與“物質文化史研究階段”相比，這個階段所需的研究材料、研究問題和研究方法都有所不同，可以說中國考古學在整個研究體系上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文革”結束後不久，中國學術過去自我封閉的狀態被打破，重新開始與國外學術界的交流。也正是在那個時候，蘇秉琦高屋建瓴地提出區系型別學說，為研究者指明瞭具體的研究方向，這些皆激發了當時考古工作者們主動開展田野工作的熱情。繁榮的田野工作“無心插柳柳成蔭”，得到了一批引人注目、極具衝擊力的考古發現，讓人重新思考中國史前社會的面貌。

舉例來說，考古學家在遼寧牛河梁遺址的幾十平方千米範圍內，發現了十幾處以“壇、廟、冢”稱呼的石構遺蹟。紅山文化的年代大致相當於仰韶文化，按過去的說法，仰韶文化處在母系氏族社會的階段，但大致同時的紅山母系氏族公社居然有牛河梁遺址這樣宏偉的建築成就，這就顛覆了我們對原始社會的傳統認知。又比如，在浙江良渚的反山、瑤山墓地出土了極其精美的玉器，莫角山實為人工堆築起來的超大型土臺基，甘肅秦安大地灣的大型宮殿建築、河南新密古城寨龍山時期高大的城牆、湖北天門石家河大型城址等，都是顛覆傳統認識的發現。這就自然而然地促使人們開始思考：這些考古現象代表著社會究竟發展到了什麼程度？中國文明起源的問題於是被提了出來。

1983年，夏鼐先生在日本訪問時，在學術講演中正式提出了有關中國古代文明產生的觀點。其基本邏輯是：由殷墟以及後來鄭州商城的發現可知，商無疑是一個成熟、發達的文明。如果二里頭是傳說中的夏，它也是一個發展到一定高度的文明。那麼在此之前理所當然還應該有一段文明的歷史，這一段應該在新石器時代的最末期去尋找。幾乎同一時期，蘇秉琦先生根據前述紅山文化等的一系列新發現，也提出了中國文明比學界的傳統認識（也即夏代）提前了1000年的論斷。

以夏鼐先生、蘇秉琦先生為標誌，中國考古學正式提出了中國文明起源的問題。我們知道，文明起源問題的本質是社會形態、社會發展程度的問題。它的提出，標誌著中國考古學從物質文化的表面歷史研究，開始轉入對古代社會歷史的深度復原研究。中國考古學也由於這一重大研究問題的帶動開啟了學科轉型，這是中國考古學學術史中的重要一環。

比較西方考古學，也有一個相似的過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考古學物質文化史的建設已到了一定程度，考古學家開始思考下一步的學科方向。以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新考古學為標誌，學者們開始討論文化變化背後的動力，如環境因素等。大體上說，西方學者是從環境、技術、生產、經濟的角度，開啟了學科向另一個層次的轉變，而中國考古學則是從社會形態角度的討論開啟了學科轉型。但是，不論從環境、經濟、生產的角度，還是從社會的角度出發，研究者最後遲早都要對人類的社會進行整體的把握。所以，東西方學術道路貌似不同，實則殊途而同歸，背後是學科從物質文化史研究開始，由表及裡、由淺入深的發展邏輯在起作用，中外亦然。

選自《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講義》

資料：復旦大學出版社

編輯：徐諾

上觀號作者：書香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