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快樂的哲學家”的悖論
學界對於波普爾“證偽理論”的質疑其實由來已久。在現實層面，考慮到很多科學研究的複雜性，我們很難聲稱某些經驗能夠毫無爭議地“證偽”某一理論，把理論系統分為可證偽的和不可證偽的是模糊的，可證偽性標準作為劃界標準是無用的。在波普爾看來，一個理論是否可以被證偽，取決於它是否武斷而清晰地說，“某某事件絕不可能發生”，任何符合這一條件的命題都可以被證偽，否則就不可證偽。換言之，
可證偽的意思是允許被證偽，而非找到了可以證偽它的事件。
但是，就拿萬有引力理論來說，在考慮了潮汐阻尼的作用之後，月球仍然存在著無法透過萬有引力理論解釋的運動——科學史中的很多理論在其初期或多或少都存在anomaly，如果將這些anomaly作為證偽一個理論的標準，
那麼許多重要的理論都會被扼殺於萌芽之時。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利維坦 （ID：liweitan2014）
，作者：John Horgan，由譯者喬琦基於創作共享協議（BY-NC）釋出，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標題：《卡爾·波普爾的悖論》，題圖來自：視覺中國
這些年，全世界都越來越關注哲學家卡爾·波普爾
（Karl Popper）
了——當然，即便是這種程度的關注，肯定也達不到波普爾本人的期待。
卡爾·波普爾說，他是他所知道的哲學家裡最快樂的了。“大多數哲學家真的很抑鬱，”他解釋說，“因為他們沒法生產任何有價值的東西。”©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波普爾生於1902年，歿於1994年，
他反對一切形式的教條主義，最出名的貢獻當屬證偽原理。
證偽原理是一種區分真科學
（比如量子力學和廣義相對論）
和偽科學的理論
（比如占星術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
。波普爾指出，真正的科學理論，應當能夠作出可以從實證角度加以檢驗的預測。但他同時也強調，科學家永遠都無法證明某個理論為真，因為下一次實證檢驗或許就會推翻之前的所有結論。實驗的作用只能是證偽某個理論。
波普爾在他1945年出版的著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提出，不僅科學領域，
政治領域也一定要規避教條主義，因為教條主義必然會助長壓迫。
最近這些年，出於對反民主力量抬頭的擔憂，人們又開始重視《開放社會》一書中提到的觀點。
科學界用波普爾的證偽原理抨擊無法用實證檢驗的弦理論和多宇宙理論。這兩種理論的支持者則嘲笑這些批評者為“波普爾的狗仔”。本文作者約翰·霍根
（John Horgan）
在他的作品《科學的終結》
（The End of Science）
就這些問題展開了討論，本文就是其中的部分內容，有改編。
早在1992年採訪波普爾本人之前，我詢問過其他幾位哲學家對他的看法，那個時候，我就開始意識到這位哲學家學術生涯的核心隱藏著一個悖論。一般來說，當你詢問學術界人士對於某位同行的看法時，得到的迴應往往是乏善可陳、司空見慣的褒揚，但對波普爾，情況顯然不是這樣。
大家都表示，
波普爾，這位教條主義的反對派，本人也病態地教條主義。
曾經有這麼一個形容波普爾的笑話：《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這本書的標題應該改為《開放社會的一個敵人》。
為了採訪波普爾，我先聯絡了倫敦經濟學院——波普爾從20世紀40年代後期就一直在那兒任教。秘書告訴我，他一般在位於倫敦郊區的家中工作。我打電話過去的時候，一位帶著德國口音、說話急躁的女士接了電話，她是“卡爾先生”的管家兼助手繆夫人
（Mrs。 Mew）
。
在採訪波普爾先生之前，
我
必須得先給繆夫人發一份自己的作品。
她還給我列了一張十幾本波普爾先生作品的清單，並要求我在採訪之前讀完。發了無數封傳真、打了無數個電話過後，繆夫人終於為我定下了採訪時間。我詢問從附近的火車站出來怎麼走才能到波普爾家時，繆夫人告訴我，所有計程車司機都知道卡爾先生住在哪兒。“他很有名。”
“去卡爾·波普爾先生家，麻煩了。”我在火車站打了一輛車，爬進車廂時說道。“誰？”司機先生問。“卡爾·波普爾先生？著名的哲學家？我從來沒聽說過啊。”司機先生說。不過，他的確知道波普爾先生住在哪條街上，並且幾乎沒費什麼力氣就找到了波普爾的居所。那是一棟兩層小樓，四周都是修剪整齊的草坪和灌木。
敲門後，一位留著黑色短髮、穿著黑色褲子和襯衫的高挑漂亮女士為我們開了門。她就是繆夫人。
繆夫人和客人面對面交流時的態度比在電話裡也好不到哪兒去。
她在領我進屋時，強調卡爾先生有些疲憊。前一個月正逢波普爾九十大壽，無數的採訪和道賀令他疲憊不已。另外，他還在精心準備京都獎
（日本的諾貝爾獎）
的獲獎感言，這也耗費了他不少精力。因此，繆女士告訴我，最多隻能和卡爾先生面談一小時。
1936年，波普爾與哈耶克（Friedrich Hayek）。© Humanist Heritage
波普爾正式現身之前，我正不斷地調低自己的心理預期。波普爾真人有點駝背，彎著腰，而且很矮。而我之前認為，像他這樣的犀利哲學大家一定十分高大。不過，雖然體型矮小，但波普爾精神矍鑠，就像一位羽量級拳擊手。
他手上拿著一篇我之前為《科學美國人》撰寫的文章，主題是量子力學如何動搖了物理客觀性。“我一個字都不相信。”他帶著德國口音咆哮說。
他告訴我，物理學中完全沒有“主觀性”的位置，
無論是量子理論還是其他物理理論，都是如此。他從桌子上拿起一本書，然後砰地一聲摔到地上，叫道：“物理學，是這樣的！”
在後續談話中，波普爾時不時地就從椅子上跳起來，去找那些能夠支撐他觀點的書或文章。努力回憶某個名字或某個日期時，他總是不停揉著太陽穴、咬牙切齒，很是痛苦的樣子。談到某個話題的時候，他一時想不起“變異”這個詞，便反覆地用力拍打前額，嚷道：“那個什麼詞，什麼詞，什麼詞！”
採訪開始後，波普爾很快就滔滔不絕起來，以致我開始懷疑自己是否能夠詢問事先準備好的問題。“我已經90多歲了，但還是能夠思考。”他鄭重宣告，就好像我對這一點有什麼疑問一樣。
波普爾強調，他熟悉20世紀科學領域的所有巨匠，比如：愛因斯坦、薛定諤、海森堡。
波普爾對玻爾——這個他自稱“很瞭解”的人——持批評態度，因為正是玻爾將“主觀性”引入了物理學。波普爾表示，“玻爾是一位了不起的物理學家，甚至可以說是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但從哲學角度上說，他太可悲了，沒人可以和他交流。和他討論問題時，他總是喋喋不休，然後讓你講上一兩句，接著立刻打斷。”
波普爾坐定後，繆夫人就準備轉身離開。波普爾請她去找找一本書。於是，繆夫人就消失在了我的視線裡，回來時卻是兩手空空。“對不起，卡爾先生，我找不到”，她回覆說：“除非有更細緻一點的資訊，不然我也沒法找遍每個書箱啊。”
“讓我想想，它是在右邊那個轉角，不過之前我拿過它，有可能……”波普爾的聲音漸漸弱了下去。繆夫人似乎像是白了白眼睛，但又好像沒真的白，接著就又走開了。
趁著波普爾停頓的這個機會，我抓緊問道：“我想問問您關於……”
“沒錯！你應該問我問題的！我不應該越俎代庖。你可以先把你的問題全講出來。”
我特別提到，他的作品裡似乎流露出一種對絕對真實概念的憎惡。“不，不！”波普爾搖著頭回應說。和那些邏輯實證主義前輩一樣，波普爾也認為，科學理論是可以“絕對”正確的。實際上，他“絲毫不懷疑”目前的一些理論是正確的——不過，他拒絕透露具體是哪一些。但是，另一方面，邏輯實證主義者認為，我們可以知曉理論是否正確，對於這一點，波普爾並不支援。“我們一定要區分真實性和確定性，前者是客觀且絕對的，而後者是主觀的。”
另外，實證主義者還認為，科學可以簡化為一種正式邏輯系統或方法。這也是波普爾不贊同的。
科學理論是一種發明，一種創新。它更多地是基於科學家的直覺，而非之前已有的實驗證據。“縱觀科學的歷史，到處都充滿了懷疑和推測，”波普爾說。“這是一段了不起的歷史，也成了我們人類的驕傲。”說到這裡，他伸出雙手，捧著臉，吟誦道，“我相信人類。”
出於類似的原因，波普爾也
反對決定論。
他認為，決定論與人類的創造力和自由意志背道而馳。“決定論意味著，如果你掌握了足夠的物理、化學知識，就能預言莫扎特明天要作什麼曲”，他說，“這顯然是個荒唐的結論。”早在現代混沌理論主義者之前許久，波普爾就意識到，不止量子系統，即便是經典的牛頓理論，也是不可預測的。他朝著窗外的草坪揮了揮手說，“每一棵草都包含了無序。”
© Charlotte Sleigh
談起自己和哲學家同行們的關係緊張，波普爾反倒是非常驕傲。
他曾在1946年同維特根斯坦起過爭執。當時，波普爾正在劍橋大學講課，維特根斯坦打斷他稱，“哲學問題不存在”。波普爾當場反駁，並稱這樣的問題其實很多，尤其是在建立道德規則時，會遇到很多哲學問題。當時坐在火堆旁撥弄火堆的維特根斯坦聽罷，拿起一根撥火棍指著波普爾，叫道：“舉一個道德規則的例子！”波普爾迴應說，“不要拿撥火棍威脅來訪的講課人。”接著，維特根斯坦就怒氣衝衝地走出了房間。
對於那些認為科學家出於文化、政治因素，而非理性因素，才堅持科學理論的哲學家，波普爾表示厭惡。他認為，這類哲學家不滿於被大眾視為不如真正科學家的現狀，並且正在竭盡所能地“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
對於那些認為“知識”只是人類用來攫取權力的後現代主義者，波普爾尤為憎惡。
“我不看這些傢伙的作品，”波普爾一邊說，一邊揮著手，就好像是要驅散什麼難聞的氣味。他還補充道，“我曾經見過福柯。”
我提出，後現代主義者是在嘗試描述科學是怎樣被實踐的，而波普爾則是在努力解釋科學應該怎樣被實踐。出乎意料的，波普爾點了點頭。“這個說法非常好，”他說，“如果你對科學應該是什麼毫無概念的話，就不可能明白科學到底是什麼。”
波普爾承認，科學家們總是會因為各種原因無法達到他認為他們該有的理想狀態。“
由於科學家會因為他們的工作，也就是科學，而獲得補貼，那麼科學肯定不會和它應該呈現的樣子一模一樣。
這是無可避免的。很遺憾，但這種墮落確實存在。但我不會再討論這個話題了。”
不過，波普爾隨後還是談到了相關內容。“科學家應該勇於自我批評，但現狀並不是這樣。”他提出，“所以我真的希望，像你這樣的人，更多地把科學家帶到公眾面前。”說到這兒，他指了指我。波普爾盯著我看了一會兒，然後提醒我說，這次採訪可不是他主動要求的。“我可壓根兒沒要求你來”，他還特地強調。
©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接著，波普爾開始對大爆炸理論展開技術層面的批判。“事情總是這樣”，他總結說，“人們總是會低估面對的困難。大爆炸理論的呈現方式，就好像一切在科學層面上都具有確定性，但其實，科學確定性並不存在。”
我詢問波普爾，生物學家是否也過分痴迷於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畢竟，他之前曾提到，這個理論有自我論證的問題，因而是偽科學。“說它是偽科學可能是有點過了”，波普爾輕蔑地揮了揮手，說道，“我不會固執己見。”突然，他又敲著桌子喊道：“但我們確實應該去找找有沒有可以代替它的理論！”
科學家們總是希望能找到某種終極理論，對此，波普爾也持不屑的態度。
“很多人覺得所有問題都可以解決，還有很多人不這麼認為。而我覺得，我們的確已經取得了很多科學成就，但離所謂的終極理論，還差得很遠。給你看看一段和這方面內容相關的文字。”說罷，他起身慢慢地走了出去，回來時手上拿著自己的作品《猜想與反駁》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他開啟書，虔誠地讀著自己撰寫的文字：“我們都一樣，永遠都是無知，沒有盡頭。”
談到這裡，我決定問出我最在意的問題：
他的可證偽概念是可證偽的嗎？
波普爾瞪著我，然後表情稍微放鬆了些，並且把手放在我的手上。“我不想傷害你”，他溫和地說道，“但這是個愚蠢的問題。”他帶著探詢的眼神凝視我的眼睛，詢問是不是某個反對他的人要求我這麼問的。我撒謊說，確實如此。“肯定是這樣。”波普爾愉快地說。
“哲學研討會上，當有人提出某個新鮮觀點時，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稱他不符合自己的標準。至於你提的那個問題，簡直就是我可以想到的最愚蠢的批判方式之一！”他表示，他的可證偽概念，其實就是一種區分實證知識和非實證知識的標準。
至於可證偽概念本身，那“顯然是非實證的”，
它並不是科學領域的概念，而是哲學領域的概念，或者說是一種“元科學概念”，甚至並不是對所有科學分支都有效。
波普爾似乎是在承認他的批評者們是對的：
可證偽概念只是一種指導方針，一種經驗法則，有時有用，有時沒用。
波普爾表示，此前他從未迴應過我剛才提出的那個問題。“我覺得這問題實在太愚蠢了，根本不值得回答。你不覺得嗎？”他反問說，語氣又柔和了起來。我點了點頭，說道，我也覺得這問題有點傻，但我覺得應該問您一下。波普爾微微一笑，用力握了握我的手，喃喃道：“沒錯，很好。”
看到波普爾如此和藹可親，我便提出了另一個尖銳的問題：之前在波普爾手下做研究的一名學生曾控訴他無法忍受任何批評意見。波普爾的眼睛似乎冒起了火。“完全是瞎說！我聽到批評意見時是很高興的！當然，回答你剛才問的那種愚蠢問題，以及對於那些聽過回答還揪著不放的人，我也的確高興不起來。我覺得那樣的問題、那樣的做法沒有任何意義，所以也不會容忍。”波普爾還表示，如果他的學生這麼做了，會直接把他扔出教室。
這時，繆夫人從門外探出頭來，告訴我們已經聊了三個多小時。我這才發現，廚房已經透出了些做飯時才有的紅色火光。繆夫人有些急躁地問道，我倆還準備聊多久？是不是應該幫我叫輛車？我看了看波普爾，他露出了一副壞男孩的標準笑容，但精神頭確實不如談話剛開始時那樣了。
我不經意地提出了本次採訪的最後一個問題：為什麼波普爾他在自傳中稱自己是他所知道的最快樂的哲學家？
“大部分哲學家真的活得很壓抑”，波普爾回答說，“因為他們無法生產任何有價值的東西。”
說到這，波普爾滿意地看了看自己，又瞥了瞥帶著一旁帶著驚恐表情的繆夫人。接著，他的笑容慢慢退去。“最好別把剛才這話寫出來。”波普爾對我說，“我的敵人夠多了，我不應該用這種方式迴應他們的。”這一刻，他顯然有些焦慮、不安，然後又補充說：“但事實就是這樣。”
我詢問繆夫人，我是否可以看看波普爾準備在京都獎頒獎儀式上發表的獲獎感言。“不，現在不行。”她簡略地迴應說。“為什麼不行？”波普爾問道。“卡爾”，繆夫人回答說：“我一刻不停地在編錄第二版獲獎詞的內容，我有點……”她嘆了口氣說：“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她還補充說了一句，總之，她現在還沒有最後版本。波普爾問道，那沒有編輯過的原始版本不行嗎？繆夫人聽了後大步走開了。
回來的時候，繆夫人拿著一份波普爾獲獎感言的原始版本，並把它推給了我。“你那兒有《傾向》
（
Propensities
）
那本書嗎？”波普爾問繆夫人說。繆夫人撅了撅嘴，快步走去隔壁房間。與此同時，波普爾則向我解釋了那本書的主題。
他說，我們可以從量子力學乃至經典物理學中汲取的一大重要結論就是：
沒有什麼是確定了，沒有什麼是早就決定好的，沒有什麼是完全可預測的，有的只是發生各類事件的“傾向”。
波普爾還補充了一個例子：“比如說，此時此刻，繆夫人有找到我那本書的傾向。”
“哦，拜託！”繆夫人的叫嚷聲從隔壁傳來。很快，她就回到了我們的視線裡，這一次完全沒有掩飾自己的憤怒。“卡爾，卡爾先生！你已經把家裡最後一本《傾向》送出去了。你怎麼搞的？”
“那我肯定也是當著你的面把最後一本送出去的。”波普爾宣稱。
“我不覺得”，繆夫人嗆聲說，“送給了誰？”
“記不得了。”波普爾不好意思地咕噥道。
屋外，一輛黑色計程車已經停在了車道上。我向波普爾先生和繆夫人道了謝，感謝他們的熱情款待，然後就離開了。車子啟動之後，我問司機是否知道這屋子裡住著誰。他回答，不知道，住著某個名人？我說，是的，卡爾·波普爾先生。聽到他疑惑地問了一句，誰？我又解釋說，卡爾·波普爾，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好吧，沒聽說啊。”司機先生喃喃道。
波普爾的墓碑。© wikipedia
兩年後，波普爾與世長辭，《經濟學人》
（Economist）
稱讚他生前是
“在世哲學家中最知名、作品受眾面最廣的”
。不過，正式的訃告指出，波普爾對歸納法的處理，也即其可證偽理論的基礎，
並不為哲學家後輩們接受。
“按照他本人的理論，波普爾先生應該會對這一結果感到高興。”《經濟學人》特別指出，“然而，他不能這麼做。這就是諷刺之處，波普爾不能承認自己錯了。”
懷疑論者可以避免陷入自我矛盾的境地嗎？如果他做不到這點，如果他傲慢地宣揚理性的謙遜，那麼是否會讓他的工作遭到否定？並不完全如此。這樣的悖論其實恰恰證明了這些懷疑論者的觀點：對真理的追求永無止境，而且這條路上滿是荊棘、陷阱，即便是最偉大的思想家也不免跌落其中。
“我們都一樣，永遠都是無知，沒有盡頭。”
原文/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cross-check/the-paradox-of-karl-po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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