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恪勤：“模仿時代”終結合乎歷史發展邏輯

法國《費加羅報》網站近日刊登文章稱，俄烏衝突標誌著對西方模式“模仿時代”的終結。“模仿時代”由對民主、人權和市場經濟為基礎的西方模式早晚會展現普適性為基礎，建立在模仿者和被模仿者之間的不對稱之上。它可以給模仿者一個方向和模板，但同時意味著模仿者承認自己政治上的失敗和道德與意識形態上的屈服。而被模仿者擁有老師評估學生是否正確抄寫的權利。

文章認為，冷戰結束後，欣喜若狂的情緒在西方佔了上風，對未來的確定性佔了上風，西方干涉主義，比如對南聯盟的干涉，被當作是一場“人道主義戰爭”。然而，干涉主義動搖了模仿的實質，俄烏衝突標誌著“模仿時代”終結，“肯定的時代”開啟，世界各大陸都出現“去西方化”程序。

《費加羅報》的這篇文章，是對福山“歷史終結論”的反思。冷戰結束後，西方陷入自我迷信的狂熱中，然而30年過去，連福山本人都承認，歷史並沒有“終結”。而西方模式是人類未來唯一模式的神話已經破滅。歷史沒有“終結”的原因，是西方模式本質上並不具備普適性，意圖將只在西方特殊社會歷史文化中成長起來的模式推向世界其他國家，是將各國發展的特殊性和複雜性簡單化與理想化了。許多非西方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發現，單純的西方模式無法應對本國文化、歷史、民族、宗教背景下發展的需要，由此開始逐漸從自身國情和需求出發，借鑑其他國家經驗，在全球化條件下揚長避短，尋找適合自己的模式和道路。在這一過程中，本國曆史、文化、國情、制度等因素日益發揮重要作用，自我意識日漸覺醒和成熟。這方面，比較典型的國家有中國、印度、俄羅斯、東盟國家以及其他眾多的發展中國家。

實際上，對西方模式的懷疑和不認同始終伴隨著冷戰後時代，世界各國發展的多樣化、多元化日益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而俄烏衝突中西方對俄羅斯的極限制裁正在加速這一過程。西方國家為了極限制裁俄羅斯，將一些國際規則政治化、武器化，各國因此更要考慮自身發展的安全性、全面性和非依賴性，完全照搬西方模式的時代已經成為歷史。

自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及隨後的歐債危機開始，西方對自身模式也已經產生懷疑，自我批評的聲音很高。近年來，慕尼黑安全會議連續多屆的主題都圍繞“西方沒落”和“拯救西方”展開。在這個過程中可明顯看到，西方自身尚且沒有找到一條正確的發展道路，何談說服他國繼續保持對西方模式的崇拜？

全球化帶來許多現實問題，但在全球化影響下，人類事實上正日益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全球性問題需要全人類團結起來共同應對。當前西方正處於十字路口：是東西共治，進一步加強全球合作；還是為了保持住自己在國際事務中的特權、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寧願自損八百也要傷人一千，把矛頭對準發展中國家，將國際關係重新拉回大國地緣競爭中去，強行、人為地將世界分為西方與非西方、民主聯盟與專制體制等陣營，進一步分裂世界？應該看到，在破除對西方模式迷信已經成為潮流的今天，西方要重回對世界統治的舊夢中去，只會給人類帶來更多問題。（作者是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中國歐洲學會德國分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