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家“在讀”| 楊揚：讀一本好書，可以明白很多道理——關於丹欽科的回憶錄《文藝·戲劇·生活》

這些天在書房裡翻來翻去，想找一本好看的書消遣，最終吸引我的是弗·伊斯坦布·涅米羅維奇-丹欽科的回憶錄《文藝·戲劇·生活》，譯者是大名鼎鼎的焦菊隱先生。

2022年5月1日，本文作者楊揚於滬西寓所

丹欽科的名字對於熟悉戲劇的人來說，並不陌生，他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俄羅斯的大導演，一生最大的貢獻，是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起建立了莫斯科藝術劇院，將契訶夫的《海鷗》《三姊妹》和《櫻桃園》等作品成功搬上舞臺。斯坦尼將這些戲劇表演的舞臺經驗提升為系統的戲劇理論，建立起席捲全球的斯坦尼體系。從戲劇專業角度講，丹欽科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是他最早意識到契訶夫戲劇的潛在價值，說服了對戲劇創作失去信心的契訶夫，同意將《海鷗》重新排演；也是丹欽科說服了斯坦尼，請他留意契訶夫戲劇不同於以往任何劇作家作品的特殊之處。記得王元化先生在晚年談戲劇的文章中，曾批評斯坦尼理論體系的僵硬，而把其中的一些有價值的戲劇發現歸功於丹欽科。

從丹欽科的回憶中，我感受到的不只是戲劇藝術方面的啟發，而是一切文藝成長過程都必須經歷的歷練和必需的素養。在丹欽科成功之前，他像很多人一樣經歷過挫折和失敗，但他沒有氣餒。他有自己的藝術理想，一路走來，因為理念不同，不得不跟自己昔日的同仁、朋友分道揚鑣，直到他遇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兩人一拍即合，建立了莫斯科藝術劇院，著力打造屬於藝術劇院特有的演出劇目，最終獲得成功。斯坦尼之所以能夠和丹欽科合作，除了他有胸懷能夠容納丹欽科之外，也與藝術理念上的相投有關，他們都不滿於當時流行的戲劇演出，希望建立一家符合自己戲劇理念的藝術劇院。建立藝術劇院，除了錢，除了演職人員，最重要的還是要能夠提供具有高品質的戲劇劇目。照一般人的想法，找名角，排演一些戲劇史上叫得響的劇目，總會名利雙收。但丹欽科之所以高出同時代的很多導演之處，就在於他放棄了這種行業陳規，選擇了一條屬於藝術劇院特有的戲劇演藝新路。他是最早意識到契訶夫的劇作《海鷗》符合藝術劇院的創新理念，具有巨大的藝術潛力。這一探索過程也是世界藝術史上極其有名的創新案例：《海鷗》最初由名望比莫斯科藝術劇院大得多的聖彼得堡小劇院排演，在聖彼得堡上演時，完全失敗。當時對劇作家契訶夫的精神重創，可以從契訶夫的書信中見出。他沮喪至極，感受到巨大的羞辱；他甚至懷疑自己的戲劇寫作才能，表示再也不寫劇本了。

丹欽科

在莫斯科藝術劇院第一次演出《海鷗》時，契訶夫躲到外地，不敢到場觀看演出。演出的第一幕剛剛合上時，劇場長時間靜默，演員們幾乎絕望得要哭出聲來，突然觀眾席上爆發出掌聲，這掌聲越來越大，經久不息，最後演出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這一過程中，承受壓力最大的，是導演丹欽科。他不僅要說服契訶夫同意他排演《海鷗》，而且還要不斷提醒包括斯坦尼在內的劇組所有人員，《海鷗》不是一般的戲劇，是與歷史上以往所有戲劇完全不一樣的偉大的戲劇。我想這不僅僅需要極大的勇氣，更需要極高的藝術鑑賞力。

丹欽科在回憶錄中，非常詳盡地記錄了自己是怎樣走近契訶夫的，簡單地說，是在長期的戲劇表導演實踐和戲劇教學訓練中，丹欽科看到了現有戲劇表演的種種不足，萌生出尋找新的出路的念頭，並在契訶夫戲劇中最終找到了突破口。對於莫斯科藝術劇院而言，排演《海鷗》是一個標誌，丹欽科在回憶錄中說，莫斯科藝術劇院此前排演過其他一些劇作家的劇目，但俄羅斯評論家一致認為，莫斯科藝術劇院是從《海鷗》的排演開始，具有了自己的標誌和品牌。它不僅是在排演劇目，更是把它自己的一套戲劇標準，貫徹到每一個具體排練和演出環節，由此與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演出劇團相比，形成了鮮明的特點，這種特點顯示出莫斯科藝術劇院在藝術理念上的創新和領先，在世界範圍內吸引了很多劇團紛紛效仿，對世界戲劇產生了廣泛影響。

莫斯科藝術劇院是中國戲劇藝術家們學習的楷模，一提藝術劇院，人們便會不自覺地想到契訶夫的戲劇，曹禺先生稱之為“契訶夫情結”。焦菊隱先生在1940年代抗戰困難時期，抱病翻譯丹欽科的回憶錄，這種選擇體現了中國戲劇藝術家的理想品格和藝術識見。焦菊隱是燕京大學的畢業生，1935年赴法國巴黎大學學習，1938年獲博士學位。他回國後擔任過多所藝校的專業教師，因不滿教學過程中的不良習氣，離開院校，自己翻譯、介紹國外的戲劇作品，希望以此推動中國戲劇藝術向高水平方向發展。除了翻譯丹欽科的回憶錄，焦菊隱還將契訶夫的《伊凡諾夫》《海鷗》《凡尼亞舅舅》《三姊妹》和《櫻桃園》等劇作翻譯過來，介紹給中國讀者。他是中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戲劇理論的忠實踐行者，但也正是焦菊隱，最早在中國話劇領域提出了民族化與民族風格問題。作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第一任總導演，焦菊隱先生是把莫斯科藝術劇院作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標杆，他希望北京人藝像莫斯科藝術劇院那樣擁有一系列屬於自己獨特品牌的優秀演出劇目。他執導的郭沫若的歷史劇《虎符》《蔡文姬》，老舍的《龍鬚溝》，都有不俗的表現，但最具標誌性的話劇是他導演的《茶館》。《茶館》之於北京人藝，猶如《海鷗》之於莫斯科藝術劇院，從此中國戲劇人就以這樣的劇目演出標準來要求中國的話劇藝術，不僅僅是表導演，而且還包括排練、舞美等一系列與戲劇相關的環節，都有了明確的標準和規範，所以，有評論者認為《茶館》不僅僅是一部優秀話劇，更是新中國“國家戲劇”的最高典範。但這種“國家戲劇”不是國家意志灌輸下來的結果，而是像焦菊隱、老舍這樣一批傑出的戲劇藝術家持之以恆、長期努力的結果，而焦菊隱先生的這種戲劇理想，正是從丹欽科的回憶錄中不斷汲取力量的。

焦菊隱先生

焦菊隱先生在譯後記中，有長長的文字說明自己與這部譯作的親密關係。他在人生最艱難的低谷階段，靠翻譯這本書來尋求精神支撐，從這本書中他看到了從事戲劇這一行當的前途和價值。讀這樣熱情的文字，再回過頭去看丹欽科的回憶內容，你會想到翻譯不只是一種語言轉換，更像是不同文化之間的靈魂交流，就像當年傅雷翻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多夫》和《貝多芬傳》那樣，真正起到振奮人的精神作用。

2022年4月於滬西寓所

（楊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