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解密:《詩經》中“周南”“召南”的真實含義及其重要意義
（作者：趙輝）《詩經》作為中國古代詩歌開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其在中華文明中的歷史地位毋庸置疑。但其中的許多未解之謎，在歷代研究者的在殫精竭慮、不勝疲憊的解謎失敗之後，仍然撲朔迷離。《詩經》研究者的當代研究成果，大多停留在對前輩觀點的重複解讀註釋中，有關《詩經》的現有“學術成果”大多數是出於推斷與猜測，對《詩經》的深入研究並無實質性進展，對中華文明的瑰寶《詩經》所包含的歷史價值認識也無實質性突破。
關於《詩經》的開篇《詩經•周南》、《詩經•召南》中的“周南”與“召南”的真正與具體的含義，從孔子推崇《詩經》以來，還沒有形成對“周南”與“召南”具有說服力的統一定論。在對“周南”與“召南”意義理解的模糊化與簡單字意理解，體現了現代《詩經》研究者的固步自封與無所作為。雖然每年關於《詩經》的學術論文有數百篇，但大多是彼此相互羅列文章、引述觀點，一篇論文引述幾十條註釋，對《詩經》的深入研究並無太大價值；也使得現代人仍停留、侷限在2500年前孔子對《詩經》的理解與認識水平。
不能解決《詩經》中“周南”與“召南”的真實含義，就無法讀懂整部《詩經》所包含的積極社會意義，就無法理解《詩經》在中華文明發展中里程碑的意義與中華文明的發展脈絡。
歷代《詩經》研究中，關於“周南”與“召南”的理解與觀點，大同小異，基本把“周南”與“召南”定義為地域名稱， “二南”是對周公、召公治下南國各小國的泛稱，《詩經》中的“二南”作品是南國地方的民歌。這種簡單的理解與認識對《詩經》研究，無法提供正確的方向，阻礙了《詩經》的深入研究，使得《詩經》研究止步不前，無法為其它領域的研究，如中國遠古歷史、中國遠古文明發展脈絡提供有力的支撐。
《呂氏春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有組織按計劃編寫的文集，上應天時，中察人情，下觀地利。《呂氏春秋》作為十二紀、八覽、六論，注重博採眾家學說，是在秦國丞相呂不韋主持下，集合門客們編撰的一部黃老道家名著，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呂不韋對此書十分看重，他自己認為這部號稱《呂氏春秋》的書是傑作，誇口說該書是包攬了“天地、萬物、古今”的奇書。呂不韋想以此作為大一統後的意識形態。但後來執政的秦始皇卻選擇了法家思想，使包括道家在內的諸子百家全部受挫。《呂氏春秋》集先秦道家之大成，是秦道家的代表作，全書共分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餘萬字。
在關於“二南”問題，《呂氏春秋》之《季夏紀第六》中明確記載：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
翻譯為現代文為：禹巡視治水之事，途中娶塗山氏之女。禹還沒有來得及與她舉行儀式就到南方巡視去了，塗山氏之女就叫她的侍女在塗山南面迎候禹，她自己於是作了一首歌，歌中唱道：“候望人啊”。這是最早的南方音樂。因周公和召公時，曾在那裡採風，後人就把它叫做“周南”、“召南”。
對於這段史料記載的真實性與可靠性，呂不韋為了《呂氏春秋》的精益求精，也是為擴大影響，呂不韋還想出一個絕妙的宣傳該書的辦法，他請人把全書謄抄整齊，懸掛在咸陽的城門，聲稱如果有誰能改動一字，即賞給千金。訊息傳開後，人們蜂擁前去，包括諸侯各國的遊士賓客在內，卻沒有一個人能對書上文字加以改動。
這段《呂氏春秋》的記載不僅印證了“大禹會諸侯”的地點為安徽省懷遠縣的塗山南麓，為蚌埠市禹會區大禹會諸侯地點的挖掘考證，提供有力的證明，也為破解千年《詩經》之謎提供詳實的資料。
原始資料有了，史料也很真實可靠，翻譯也很簡單明瞭，但對它的解讀就考驗研究者的眼光與理解力。只有對它的正確解讀，才能為《詩經》研究發展，提供正確的途徑與方向，為《詩經》眾多未解之謎破解提供有力的線索。
對此，根據筆者的解讀：“南”為產生於“大禹會諸侯”的塗山地區的一種音樂風格，也就是現在位於安徽省懷遠縣地區的一種音樂型別，是大禹的妻子塗山氏於四千年前開創的一種音樂曲調。後來，因為周公和召公時曾來此採風，定製為周朝禮樂的一部分，周朝人把這種音樂風格叫做“周南”、“召南”。對此相信大多數《詩經》研究者應無異議，而對“周南”與“召南”為什麼會被列為《詩經》開篇，其隱含的深意，才是破解《詩經》之謎的關鍵。
筆者在關於《詩經》的相關文章中，論述了《詩經》大部分產生於安徽省懷遠縣的春秋向國，是以尹吉甫為代表的詩經創作群體，在一百多年時間內，以春秋向國為主要創作地點，以四言文體為主的詩歌作品。春秋向國向城遺址位於塗山之北15公里左右，大禹治水的塗山其時正處於春秋向國境內，為春秋向國境內的歷史名勝。做為向國的詩人們把產生於本國境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周南”與“召南”音樂型別與詩篇，列為《詩經》的開篇，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這也成為筆者關於《詩經》大部分作品產生於春秋向國提供了強力的證據；也是筆者關於《詩經》非孔子編撰，而為向國公主向姜編撰的有力證據。
周公一生的功績被《尚書·大傳》概括為：“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成王。”周公在五年營建洛邑成周的第二年來到成周管轄下的向國境內的塗山地區採風，收集“南音”，定製周朝禮樂。《呂氏春秋》的記載表明《尚書·大傳》的表述絕不是憑空杜撰。產生於塗山地區的“南音”因周公、召公的推崇，被向國詩人命名為“周南”“召南”，並在向國人編撰的《詩經》中排放在起始篇章中，難道不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嗎？
在《詩經》之《鼓鍾》中“鼓鍾將將，淮水湯湯”“以雅以南，以龠不僭”，表明詩經的作者更是把誕生於淮水的“南音”，推崇為最高雅的音樂，是周樂的代表，其魅力讓“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體現了詩經作者對故鄉的懷念，對故鄉音樂“南音”的懷念。在《詩經》中，有七篇以“南山”為賦、比、興的詩作，“南山”不僅是春秋向國對位於南方15公里遠的塗山的實景描述，更是表達了向國人對誕生“南音”之塗山的一種崇敬，是對大禹與塗山氏女千古流傳愛情故事的嚮往。
以此，我們也可以對《詩經》中的風、雅、頌的分類，形成一個基本觀點，就是《詩經》是按音樂風格分類，而不是按照《詩經》作品的地域分類，一個作者或一個地區作者的作品可以被編撰者分類到風雅頌的不同音樂類別中。打破傳統對《詩經》作品的區域認識，才能根本解決《詩經》的眾多之謎，為《詩經》研究開創一個全新的思路。
“周南”與“召南”不能簡單理解為周公、召公統治區域南方作品的集合。如果簡單的話，從孔子開始的二千五百多年時間內，眾多的《詩經》研究者早就應破解了《詩經》的身份之謎。對於筆者的觀點與結論，本文中論述的不足與留白，有心者可以詳細加以探究；反對者可以進行詳實認真的批駁，在探討與爭鳴共同推進《詩經》的深入研究。任何真實的事物，都是經得起時間和全方位的考驗，在探討、爭論中還原事物的真實情景。
綜上所述，《詩經》開篇的“周南”與“召南”為四千年前產生於安徽省懷遠縣境內塗山地區的由塗山氏女開創的一種音樂風格——“南音”“南樂”，因受到周公和召公兩位名人的推崇，而被後人定名為“周南”與“召南”。塗山氏女也是有史記載以來，中國最早的詩歌創作者與中華音樂奠基人。《詩經》將“周南”與“召南”定為開篇，是因為《詩經》的編撰者為塗山地區的春秋向國公主向姜，而將本國地區流傳的音樂定為周朝數種音樂的起始。其為破解《詩經》千古之謎、證明筆者關於《詩經》的論斷，又添一強有力的證據。 作者：趙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