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定：人生就是進擊

一家人合影

馮定與馮宋徹在頤和園知春亭旁

工作之餘，馮定和孩子們在一起。左起老大馮貝葉、老三馮方回、馮定、老二馮宋徹

1957年，馮定率團訪問蘇聯，在莫斯科大學演講

◎馮宋徹

編者按：

今年為著名哲學家、全國政協常委、原北大黨委副書記馮定先生誕辰120週年，本版刊發馮定先生兒子馮宋徹最新完成的悼念文章，以此紀念這位成就卓越的學者。文章從親情的角度，以鮮活的細節，展現了馮定信仰堅定、待人友愛、教育有方的精神面貌，讓我們真切感受到“人生就是進擊”的哲理底蘊。

長子和次子的名字都用了馮定的筆名

我們的父母馮定、袁方夫婦育有三子，老大馮貝葉、老二馮宋徹、老三馮方回。貝葉、宋徹都曾經是父親的筆名，後來成為哥哥和我的名字。

貝葉取自古印度，寫在貝樹葉子上的經文稱為貝葉。那時沒有紙張，貝葉耐磨輕便，古印度人採集貝多羅樹（據說形狀如棕櫚樹）的葉子，用來書寫佛教經文，千百年後字跡仍可清晰辨認，取名貝葉意喻有知識。貝葉是父親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用的筆名。

我的名字是父親在蘇聯報刊發表文章時用的筆名，是俄語Солнце“太陽”的諧音。由於俄語有捲舌音，父親開始用的是“宋爾徹”，後來改為“宋徹”。

弟弟方回的名字取自上古時代的方姓著名人物，也是傳說中的古仙人，相傳他於唐堯時隱於五柞山，堯聘他為閭士，讓他煉食雲母粉，為人治病。仙人道成後被人劫持，關在一間屋子中，求其傳道，仙人用仙術化身而去，以“方回”印封其戶（事見漢劉向《列仙傳·方回》）。取這個名字無非是希望孩子健康長壽，能為社會做事。

“文革”中有人寫大字報，說馮定連給三個兒子取名字都是封資修的，尤其以“宋徹”最為大逆不道，因為是太陽的諧音。有一陣我被迫用化名，把“宋”字去了寶蓋，“徹”字只留右邊的“刀”字，叫“木刀”。有人給我寫信，信封上寫的就是“木刀同志收”。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譯者、中央廣播事業局局長梅益的兒子梅京是弟弟方回在101中學的校友，英語很好。他還曾建議我把名字改為英語Sutra，發音跟“宋徹”類似，是經文、經卷的意思。

“文革”後我們才能堂堂正正地用自己的名字。後來我有了兒子，請父親起名，父親說就用“寧寧”吧，一是出生在青海西寧，二是祖籍是浙江寧波，含兩個地名。深層意思就是不要再亂了，寧寧這一代能平安健康地成長。寧寧之名與父親曾經用的“昌世”名有相同的意思，就是祈盼一個和諧、美滿、幸福的社會。

一次打牌紛爭讓他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

父親對我們的教育很嚴格。

平時父親自己常穿的是一套藏青色布制服，腳著一雙黑色敞口布鞋，接觸他的人都感到他沒有架子，和藹可親。我們跟學校裡大多數學生一樣穿打補丁的衣服，尤其是我和弟弟穿的總是哥哥穿小的舊服裝，這也由此養成了我們艱苦樸素的作風。

初調北京時，父親先在馬列一分院工作，那時還在實行供給制，他嚴禁家裡人去他的單位小灶打飯。一次工人到家中安裝玻璃，我們想用餘料做個萬花筒，被父親制止，還給我們講不動用公家一針一線的道理。父親自己平時除書籍和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外，也從不亂花錢，但他得知他的警衛員家鄉受災時，卻立即拿出一筆數額不少的收入予以支援。後來當這位警衛員病危時，他又利用自己的保健待遇盡力挽救其性命。

父親在北京西郊玉泉路馬列一分院時，我們弟兄上的是位於五棵松的中央直屬幹部子弟育英小學，住校，每週六下午學生們大都由父母單位的車接回家。1957年我家搬到北京大學，弟弟從小有哮喘病，身體較弱，先轉到北大附小上學。我和哥哥在沒轉到北大附小期間，週末回北大家中就坐公共汽車了。父親只給我們剛好買汽車票的錢，我和哥哥常在週六吃過午飯後徒步從西郊五棵松走回北大，為了省下車錢買零嘴吃。這一下午行程十多公里，到家可以趕上吃晚飯。

記得有一次我們在太陽暴曬下走路，途中酷熱難耐，突然哥哥頭昏，出現了中暑的徵兆，我們趕快在路邊一棵大樹蔭涼地坐下。還好哥哥問題不大，歇了一會兒身體恢復了，我們又繼續步行回家。這種行走磨鍊了我們的意志，鍛鍊了體魄。

父親在家庭生活中也講究民主。我家一般每週日上午開一次家庭例會，主旨就是批評與自我批評，主要內容是我們對一週的學習生活做一次小結，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方面還有不足需要改進等等。父母對我們的學習和操行提出意見、建議、希望，有時也會對我們的過失提出嚴厲批評。

父母主要關心的是我們的學業和品德。開會時氣氛很嚴肅，會前我們都會有些緊張，心中惴惴不安，但會後又感到無比輕鬆。我們有時也給父母提意見，很平等，當然小孩子提的意見都很幼稚可笑，但也有使父親面紅不高興的時候。

比如有一次例會上我說父親打牌不守規矩，當時他就不高興，覺得被冤枉了，甚至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那次打牌，我記得主牌已經調光了，父親也跟出了副牌，可後來他又打出主牌，我說他牌出錯了，他說我記錯了，最後牌打不下去了。一次普通的撲克遊戲為什麼對父親這麼有觸動？後來我想，因為誠實守信是他的為人原則，他也教導孩子們這麼去做，現在說他打牌不守規矩，突破了他的做人底線。今天看來，無論是父親誤出了牌，還是我自己記錯了，都是細微小事。我們當然堅定地相信父親主觀上絕對不會打牌作假，他一輩子無論大事還是生活細節都貫徹著誠實守信的品德。

父親血糖有時低，便在櫃子裡放一些蘇打餅乾之類的零食以備應急用。一次我嘴饞悄悄吃了幾片，父親發現餅乾少了，便問是誰吃的，我說是我。父親不但沒批評我，反而加以表揚，說勇於承認自己做錯的事是好孩子，然後囑咐我下次想吃餅乾說一聲，不要偷偷地拿。

到北大主動拜訪教授們，很多成為了朋友

組織上派父親到北京大學工作，挑起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科建設的重擔。當時有種說法，馮定到北大與馮友蘭唱對臺戲。開始教授們見到他都比較緊張，心存疑慮。父親於是到校不久便經常抽空拜訪他們，廣交朋友。

在哲學系副主任汪子嵩的陪同下，父親廣泛地和哲學系及校內的教授們結交朋友，聽取他們的想法。汪子嵩回憶，陪父親訪問過平常很少見面的教授，如剛從四川回到北大的張頤老先生。陪父親訪問鄧以蟄先生時，很快便談論起書畫來了。鄧先生是有名的收藏家，遇到好友便將珍藏的字畫一幅幅開啟來共同欣賞。汪子嵩在旁也大飽眼福。

父親與教授們從切磋學術到關心生活，聊歷史文化，談得融洽默契，漸漸打消了教授們心中的疑慮。漸漸成了好朋友後，教授們更是經常到我們家中做客。

1957年搞鳴放時，父親聽到東語系教授馬堅的意見，說有一次和父親坐同一車入城，馬堅先生問父親貴姓，父親答姓馮，之後便未再說話，馬堅先生想是不是瞧不起人？父親聽到反映後特意在11月的一個冬日夜晚，約晚上八點從臨湖軒走到燕東園馬先生住處解釋，馬先生釋然。隨後兩人又談了一些阿拉伯文的問題，父親頗獲教益，之後他們倆也成為了朋友。

到燕南園後父親與教授們的關係依然融洽，哲學系系主任鄭昕夫婦常在週日來與父母打橋牌，母親總是熱心地招待咖啡、點心等。

住在朗潤園的黃子通老先生也常來坐坐。之前黃老先生一次來臨湖軒家中時和父親談得高興，竟然乘興回到朗潤園居室，拿了三幅古畫折返回來，非要父親選一幅。

還記得有一次，黃先生到家中來，父母讓我們把一篇文言文故事翻譯成現代文請黃老點評。他拿著我們的譯文興致勃勃地一一說來。因為我知道古代死刑有“秋後問斬”的做法，翻譯時用了這一提法，黃老認為我行文比較老成。繼而對弟弟方回的作文大家讚賞，說文章充滿率真之氣，希望他保持這種本色。

在燕東園時，洪謙教授家院中有一棵杏樹，每到杏子熟了，洪先生會挑上一籃好杏送給我們全家品嚐。我家搬到燕南園後，洪先生仍然讓小兒子洪元碩騎車送杏子來，其情篤篤。

北京大學著名歷史學家商鴻逵教授也跟父親結下很好的友誼，曾經送給父親一把他題寫扇面的扇子，1980年端午節又題寫他作的兩首詩贈予父親。

家裡常開燈謎會、故事會

母親袁方是富有生活情趣的人，逢年過節會在客廳擺上些小物件，壁爐上方掛起一串彩燈，很有節日氣息。有時還會搞燈謎晚會，就是每人提供一些謎語，可以是現成的，也可以是自己創作的。如是自己創作的，父母還會加以點評，猜中了就會有巧克力等獎品。

有一次我抽了一條謎語，謎面是“黑格爾開汽車”。母親說這條謎語不是給你們猜的，是專門讓爸爸猜的。最後父親給出什麼答案不記得了，我好像也不太懂。但謎面我的印象深刻（也可能就是那一刻觸發了我的哲學興趣），後來我才知道黑格爾是唯心主義哲學家，開汽車就是司機，所以將其合起來就是蘇聯當時的外交部長維辛斯基（諧音）。

父親也注重對我們的智力開發。我家住在馬列一分院時，週六晚上會安排一次講故事的活動。父母讓我們弟兄三人把自己看過的故事講述一遍，最後就故事內容做個小結，這是關鍵的一個步驟。我記得有一次我講了一個好人抓小偷的故事，講完後考慮了一會說：這個故事說明壞人最終不會有好下場，還得到了父母的讚賞。

儘管父母在生活上要求我們艱苦樸素，但我們學習上有什麼需要父親會毫不猶豫地滿足。1956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蘇聯人寫的《青年數學叢書》，哥哥很想要，父親就託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編輯買來一套，這套叢書對哥哥以後走上數學研究的道路影響很大。

我家的書架上有不少文化歷史名著，還有父親送我們看的《綱鑑易知錄》，是清朝人寫的通俗中國歷史讀物。

大概是哥哥上初一時，母親買了一本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的根據大仲馬小說改編的《三個火槍手》，我們弟兄幾人看得非常入迷，結果父親也把這本書拿來看了一遍。大人看書的感想就是和孩子們不一樣，我們是看情節，看熱鬧。父親看完後則對我們說：那個火槍手一開始是皇后派的，反對主教，最後還不是歸到主教手下了。

看《說岳全傳》時，大家對秦檜恨之入骨。父親則告訴我們其實根子在皇帝趙構。這種感想啟發了我們看問題要看到本質。

父親的好學習慣保持終身，我們從小耳聞目染。1983年，父親在《哭冶方》一文中記述：他在上海華東局時，百廢待興，工作任務十分繁重，他卻在緊張工作之餘，與孫冶方合請了一位白俄老太太，跟她學俄文，每週兩次，在早上上班前到她的住處去上課。而他學俄文的目的是讀更多的馬列文獻。

對某些自然科學的掌握程度令有關專家都頗為驚訝

父親十分重視研究和利用新的科學成果，對於社會科學方面的新成就，他也極為重視。他覺得搞哲學應該多懂得一些自然科學的知識。

哥哥馮貝葉曾回憶，他看到一篇關於對宇宙模式理論的文章，對父親說作者對宇宙模式的理論太機械和簡單。父親說哥哥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是反駁這種說法不能光用抽象的哲學理論，還要結合具體的自然科學知識和道理，繼而感慨可惜自己年輕時家裡條件不好，沒能上大學，對自然科學懂得太少，其實年輕時，他對自然科學是很有興趣的。他這麼一說，哥哥覺得自己只懂一些數學，對物理也不懂，所以後來他雖然經常關注物理學方面的新進展，但也不敢隨便發表意見了。

父親到北京大學工作後，利用北京大學科系齊全、人才濟濟的優勢，經常把數學系、物理系的專家、學者，如孫小禮等請到家裡。記得那時每週六下午都有北大教員來家裡講課，客廳裡還支起一塊小黑板，父親認真地聽講記筆記。內容有物理前沿量子力學等問題，結果他對有些問題的掌握程度使有關專家都頗為驚訝。

父親的《平凡的真理》出版不久，有一位社會名流在政協開會時問他：“你的書我已經看過了，你過去是不是當過醫生？不然，怎麼會對大腦皮層活動那麼熟悉？”

有一次父親和我們探討如何理解月亮自轉一週和圍繞地球公轉一週正好吻合。他拿一個酒瓶當月亮，客廳的圓桌當地球，他舉著酒瓶繞著圓桌轉，給我們比劃講解。

“文革”中我們一家被掃地出門，從北大燕南園到蔚秀園一間只有七八平方米的斗室中，房間裡只能擱下一張上下床和一張桌子。這一段是父親處境最困難的時期。

母親的新四軍戰友來蔚秀園看望，她們也是新四軍江淮大學同學。當年母親在新四軍江淮大學當聯絡員，也是學員。父親時任中共淮北區委宣傳部長及新四軍四師政治部副主任兼宣傳部長，去江淮大學做過報告，所以母親和她的戰友同學都是父親的學生。母親戰友們說蔚秀園房屋雖小，卻有一股濃郁的書香氣，一小盆文竹青翠挺拔，四處堆滿書籍。

她們看望父母時，父母十分高興，絲毫不談及自身遭受的種種痛苦與不幸，反而撩起床單給客人看床底下滿滿的書。這些書由於封存竟然在浩劫中倖存下來。父親風趣地說：“我們是以書本為床鋪。知識是無價的，如有機會我們仍要讀書，仍要研究學問。”這或許就是父母留給我們的遺產。

父親愛說的一句話也成了我的座右銘

“文章千古事，風雨十年人”是父親很喜歡的對聯，來自唐朝詩人杜甫《偶題》一詩的首句。父親認為文章是傳之千古的事業，而其中甘苦得失只有作者自己知道。我想“千古事”是指文章的重要性，好的文章能流傳千古，自然要慎重對待。“風雨十年人”是指人在社會上所經受的風風雨雨。

整個對聯的意思就是，文章將被千古流傳下去廣為人知，多經歷人生路上的風風雨雨將會成就一個人，這兩句詩連在一起就有了更深的意義。這句詩父親用以自勉，同時也是教育子女的話。他要求我們做學問要踏實紮實，做人要經風雨，見世面，二者要高度統一，但第一位是做人，人做好了學問也就能做好。

一年冬天，我從青海地質隊回家探親，擠在蔚秀園小屋中睡上鋪。當時哥哥在河南，弟弟在雲南兵團，如果都回家都沒地方待。假期滿我要返隊了，走的當晚天空飄著小雪花。父親送我到蔚秀園外的公共汽車站，他非要幫我提皮箱。皮箱裡面有書分量不輕，我幾次要自己提他都不讓。他或雙手一起或輪換著提皮箱，在昏黃的路燈下磕磕絆絆地走。小路上鋪有一層薄雪，路面坑坑窪窪的，他一直堅持送我到汽車站。我上車後還看見他在雪中的身影一直目送著我離去，此情此景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腦海中。

人生就是進擊，這是父親喜歡說的一句話。1980年春，北大哲學系77級的部分同學和他座談人生意義問題，他結合自己的經歷談了許多。他指出，逆境總是有的，人生就是進擊，既然是進擊，就有困難和順利兩種可能。進擊者也會遇到逆境與順境這樣兩種境遇，順境固然值得珍惜，逆境也未嘗不是一種鍛鍊。這篇談話後來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

“人生就是進擊”是父親一生悟出的哲理。我想我父母的一生就是對這句話的最好詮釋。如今“人生就是進擊”這句話，也成為了我的座右銘。

供圖/馮宋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