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德勒退役:他是一個懂得戰鬥的藝術家

編者按:

2022年9月15日,費德勒在個人社交平臺釋出宣告:在拉沃爾杯後結束自己的職業生涯,正式退役。

他面向所有人說,網球帶給他的一切已經超乎了他想象,這一路上的朋友、對手、一切熱愛網球的人們,都是他遇到的最好的禮物。經過三年的體力康復,他最終放棄與時間和身體對抗,接受了身體給他的“明確資訊”,宣佈退役。

日後,他還會繼續打球,但不再出現在大滿貫或巡迴賽上。以另一種方式繼續著自己的熱愛,但不執著於永遠站在高點。把傳奇留在身後,瀟灑轉身,是對時間贈予的天賦最好的敬意。

以下內容摘自浦睿文化的《弦理論》:

在過去幾年裡,幾乎所有喜愛網球運動以及在電視上觀看男子網球職業比賽的人都經歷過所謂的“費德勒時刻”。

在這樣的時刻裡,觀看這位年輕的瑞士人比賽,會讓人下巴掉落、眼球凸起,發出的聲音會讓隔壁的夫妻前來核實你的情況是否還行。你如果打網球的次數足夠多,就會理解,你所看到的他的打法對你來說是不可能實現的,“費德勒時刻”因此顯得更為刺激。

費德勒退役:他是一個懂得戰鬥的藝術家

我們都可以舉出各自的例子來。比如,在2005年美國網球公開賽的決賽中,第四盤一開始,由羅傑·費德勒向安德烈·阿加西發球,雙方在中等偏多的回合數里相互擊落地球,這種打法依靠的是現今底線強攻型比賽中特有的蝶翼型走位。費德勒和阿加西從各自的區域拉球,都想打出底線直接得分球……到最後,阿加西突然間打出一記勢大力沉的反手對角線擊球,將費德勒遠遠地拉到他的反手區(他的左邊)。費德勒接下球,卻削出一記伸展性的反手短球,將球打到越過發球線約1米遠的地方,這當然是阿加西揚名立萬的一招,而當費德勒奮力往回奔跑、重新回到場地中央時,阿加西卻已移動到位,在球上升時回打了那記短球,將球正好重重地打到同樣的反手角,企圖打亂費德勒的腳步。

這一招生效了——費德勒依舊站在底角附近,但向中線附近跑去,而球此刻正朝他身後的某個點奔去,這個點就是他剛剛所在的位置,他已經沒有時間轉過身體了,而阿加西則在打出這記短球之後,從反手側的角度朝球網奔去……費德勒此刻的打法在某種程度上瞬間扭轉了危機,他向後跳了三四步,以讓人難以置信的速度從反手邊角擊出一記正手球,全身的重心都往後移。正手打出的那球是一記快速上旋球,完完全全地越過了網邊的阿加西,後者突然朝球奔去,但球已經越過他,朝邊線直直地飛落下去,正好落在阿加西右邊的角落裡——直接得分。費德勒在球落地之後,依舊在往後跳步。

紐約的球迷同往常那樣,在突然爆發出聲響之前的幾秒裡被震驚得一語不發,而約翰·麥肯羅戴著他那副黑人耳機在電視上說(多半是自言自語,但聽起來貌似是在說):“怎麼可能從那個位置擊出直接得分球?”他說的沒錯:考慮到阿加西的位置以及他世界級的移動速度,費德勒不得不把球壓低到5釐米的空間裡,以便使球超過他。他做到了!快速往後移動,沒有準備時間,身體沒有一絲重量壓在這記擊球后面。簡直不可思議,此舉就像是《駭客帝國》裡的動作。我不知道別人會怎麼說,但我的妻子說,她趕過來時,爆米花已在椅子上落得到處都是,而我單膝下跪,眼球看上去就像在新奇玩具店裡出售的假眼球。

不管怎麼說,這就是所謂的“費德勒時刻”的一個例子,而這還只是我在電視上看到的——事實上,電視上播出的網球比賽讓網球運動充滿現場感,非常像色情電影賦予了人類情愛可感受到的現實感。

從新聞報道的角度來說,羅傑·費德勒沒有什麼熱點新聞。他25歲,是現今活在世上的最出色的網球運動員之一——或許是迄今為止最棒的。市面上充斥著他的傳記和報道。《60分鐘》在去年剛對他進行了專題報道。有關羅傑·費德勒先生更多的資訊——他的背景;他在巴塞爾的故鄉;他父母對他的才華明智且不加剝削的支援;他的少年網球生涯;他早年間因脆弱和脾氣所招惹的麻煩;他深愛的啟蒙教練於2002年的突然離世,如何既打擊又磨鍊了他,並助他成為現在的自己;39個單打冠軍;8個大滿貫頭銜;對陪他參賽的女友(這在男子比賽中實屬罕見)做出的慎重承諾,與之保持著罕見的穩定關係,以及對各種豔遇的從容處理(這在男子錦標賽中聞所未聞);他那老一套的禁慾主義、鋼鐵般的堅硬、良好的運動員精神、顯而易見且全面的正直、深思熟慮、慷慨解囊——都可以在谷歌上搜到。

費德勒退役:他是一個懂得戰鬥的藝術家

費德勒在上海訓練

如果你從未在現場觀看過這位年輕人的比賽,那麼就親自看看神聖的溫布林登的草地賽吧。在2006年該賽事進行的14天裡,天氣先是名副其實的灼熱,然後風雨交加,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你就會明白某個媒體的巴士司機所說的“殘酷到近似宗教體驗”是什麼意思。起初聽到類似的表述,你或許會懷疑它有蠱惑人心之嫌,彷彿它和人們描述的對“費德勒時刻”的感受一樣,不過是另一番誇大其詞的形容罷了。不過,那位司機的話確實不假——確切地說,是靠心醉神迷的瞬間感悟獲得的——儘管需要花點時間,並認真地觀看比賽才能明白。

美感並不是競技體育的目標,但是高水平的運動卻是展現人體之美的首要渠道。美之於高水平運動,大體與勇氣之於戰爭相似。

我們在此談論的人體美感是指某種特定的美感型別,或許可以稱之為“動態之美”。其能量和感染力無處不在。它與性或者文化正規化無關。真正與之相關的,其實是人類與擁有軀體這一事實的和解。

當然,從來沒人在男子運動中談論美、優雅,或者身體。男人或許會公開聲稱他們對運動的“愛”,但是那種愛勢必被投射並且體現在戰爭的象徵中:淘汰或晉級、排名和排位的等級制度、不厭其煩的資料和技術分析、部落和(或)民族主義的狂熱、制服、大量的噪聲、橫幅、怦怦直跳的心臟、臉部塗繪,等等。出於一些不是很好理解的理由,對於我們大多數人而言,戰爭的符碼比愛的符碼更安全。

費德勒退役:他是一個懂得戰鬥的藝術家

世博期間,費德勒來到上海

我們可以在拉菲爾·納達爾身上發現戰爭的符碼,這個西班牙人天生具有運動員的體質,外加百分之百地爭強好勝,在你看來就是人中豪傑——挽起袖子露出的二頭肌,以及歌舞伎般的自控力。再加上,納達爾也是費德勒的天敵,擁有一具軀體也有許多不好的地方。如果說需要一些例子才能明白這一明顯的事實,我們可以很快地列舉出傷病、疼痛、氣味、噁心感、衰老、重力、膿血病、笨拙、疾病、極限——所有這些我們軀體的意願和實際能力之間的對立例子來。難道沒有人曾懷疑過,我們在與擁有軀體這一事實和解時需要幫助嗎?我們渴望和解嗎?畢竟,死去的是你的軀體。

很顯然,擁有一具軀體還是有很多不錯的地方,只不過在現實中感受和體會起來更難。就像是某種罕見的、高峰體驗般的感官頓悟(“能有眼睛看到此番日出之景真讓人開心!”等),偉大的運動員引領我們意識到去觸碰、感知、穿過空間以及與物體接觸時是多麼值得稱道的事兒——假定,偉大的運動員用身體能夠辦到的事兒是我們這些人只能在夢中做到的。但是,這些夢是非常重要的,它們彌補了許多。

並且是2016年溫布林登錦標賽的最大驚喜,儘管他最擅長打紅土場,沒有人指望他透過此地比賽(草地賽)的最初幾輪。相反,費德勒則通過了半決賽,並沒有製造任何驚喜或者纏鬥的情景——他將每個對手打得落花流水,以至於電視和紙媒都擔心他的比賽會無比沉悶,根本無法與足球世界盃體現出的民族主義的狂熱相比。

不過,7月9日那場男子決賽卻是每個人的夢境。納達爾和費德勒之間的對決是對上個月法國網球公開賽決賽的重演,在那場比賽中,納達爾獲得了勝利。截至現在,費德勒在一整年裡只輸掉了四場比賽,但都是敗在納達爾手下。大多數比賽都是在慢速的紅土場地上進行的,那是納達爾最擅長的區域;草地則是費德勒最擅長的比賽場地。從另一個方面來說,第一週的熱浪已經將溫布林登場地裡的水分烘烤出來,乾燥的場地使選手們更慢了。另一個事實是,納達爾已經調整好了,將基於紅土比賽的優勢轉移到草地上——透過擊落地球,移動到更靠近底線的位置,克服對網前球的不適應。第三輪,他將阿加西打得狼狽不堪。有線電視媒體已經陷入瘋狂。開賽前的中心球場裡,穿著嶄新拉夫·勞倫牌制服的裁判正走入場地,這套打扮看起來就像孩子穿的海軍服。從南邊後圍欄上方的玻璃縫隙裡望去,廣播評論員正在椅子裡上躥下跳。

溫布林登錦標賽的決賽圍繞著復仇性的敘事展開,國王對峙弒君者的情節塑造出鮮明的角色對比。這是歐洲南方激情四射的男子氣概與北方心思縝密、冷靜客觀的藝術氣質之間的對決。狄俄尼索斯和阿波羅之間的較量。屠夫刀和手術刀之間的碰撞。左撇子和右手運動員的相遇。世界第二和世界第一之間的決戰。納達爾,這位將現代底線強攻型比賽發展到極致的選手,遭遇了改變現代比賽的人,而此人的準確性和多樣性就如同其步伐和速度,都是他的撒手鐧,但是此人也有可能尤其害怕前者,並在心理上對之有所避諱。一位英國體育記者與搭檔一起,在媒體席裡激動地重複了兩遍:“這將是一場戰爭。”

費德勒退役:他是一個懂得戰鬥的藝術家

費德勒在上海地鐵與人交談

再加上,這裡是中心球場的主賽場。而且,男子單打決賽總會在為期14天的比賽中的第二個星期天舉行,溫布林登錦標賽總會弱化首個週日的比賽,以此突出第二個週日比賽的重要性。亂頭風颳了一早上,吹倒了停車標牌,吹得遮陽傘翻了面,但在比賽開始前一個小時突然停止。太陽出來時,中心球場的防水布已經被捲起來,固定球網的架子也被收了起來。

費德勒和納達爾在掌聲中走入場地,例行公事地對著豪華包廂鞠躬。瑞士人穿著一件奶黃色的運動外套,就是耐克公司指定他在今年溫布林登錦標賽網球賽上穿的那件。費德勒,也許只有費德勒,穿起短褲和運動鞋來並不顯得太奇怪。西班牙人照例什麼熱身裝備也沒穿,所以他的肌肉會立馬暴露在你眼前。

他和瑞士人全身上下都穿著耐克的裝備,頭上戴著幾乎一樣的頭巾,那上面的耐克鉤正好落在額頭正中的位置。納達爾在頭巾下面把頭髮紮了起來;但是費德勒沒有,他梳理和撩撥披散在頭巾之外的頭髮的樣子,在電視觀眾看來就是他的招牌動作。同樣,納達爾在局中得分的間隙則會強迫性地向球童要毛巾。不過,在現場看球,還可以看到一些招牌性的、習慣性的附帶小動作。

極為細心的羅傑·費德勒會把運動上衣掛到場地邊緣的備用椅的椅背上,這樣一來,衣服就不會皺了——每場比賽開賽前,他都會這樣做,此舉有某種稚氣和古怪的舒心感。抑或,他總會在比賽進行到第二盤的時候時不時地更換球拍,總會把新的球拍放在同一個用藍色帶子封口的透明塑膠包裡,並且總會小心翼翼地將這個包拿下來交給球童看管。

納達爾在發球前拍球時,總會習慣性地不停地將長短褲從臀部往上提。他在底線邊遊走時,總是惡狠狠地來回盯著別人看,就像一個等待挨鞭子的罪犯。你如果近距離觀看,還會發現瑞士人發球時也有其古怪之處:他在開始做動作之前,會把球和球拍引到身前,精準地把球放在拍面下面、球拍頸部的“V”字形格槽前,只放一會兒。如果位置不夠完美,他會不斷調整球的位置,直到正好為止。這一舉動發生得特別快,但每次都會上演,一發和二發時都會。

納達爾和費德勒此刻正利用寶貴的10分鐘互相擊球熱身。裁判控制著時間。這些職業網球選手在熱身時有明確的秩序和禮節,電視工作者認定,觀眾是不會對這些感興趣的。中心球場可容納1。3萬多名觀眾。另外還有幾千名觀眾,就和那些每年自願做類似事情的人一樣,先在門口購買一般入場券,然後聚集起來,帶著食品籃子,噴著防蚊噴霧,在1號場地外的大螢幕前觀看比賽。在這裡,你只能和其他人一樣看個大概。

開打前,在靠近攔網的地方,正在舉行儀式性的投硬幣環節,該環節將決定誰先發球。這是溫布林登錦標賽的另一項禮節。今年獲得投擲硬幣殊榮的是威廉·克里斯,他將在裁判和賽事監督的幫助下完成這項使命。威廉·克里斯,17歲,來自肯特,兩歲就罹患肝癌,在手術和可怕的化療的救治下倖存至今。他是代表英國癌症研究會來這裡的。他面板白白的,臉蛋是粉紅色的,身高差不多隻到費德勒的腰間。

球迷高聲呼喊,表達對名譽性的投擲硬幣環節的讚許。在整個過程中,費德勒臉上都掛著冷漠的微笑。在球網的另一邊,納達爾像拳擊手那樣一直在原地跳步,並來來回回地揮舞著手臂。我不知道美國廣播電視網是否會直播投擲硬幣的環節,也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剪掉這項儀式來插播廣告。隨著威廉·克里斯在別人的陪伴下退場,觀眾發出一陣稀稀拉拉、雜亂無章的歡呼聲,大多數球迷並不知道該怎麼做。彷彿這項儀式一結束,為什麼請這個孩子進行這項儀式的真實情況就被人瞭解了。請一個身患癌症的孩子,在夢幻般的決賽中投擲硬幣,給人一種突出某件事的重要性的感覺——讓人覺得這件事既令人不舒服又正常。這種感覺,要想說出它意味著什麼,話在嘴邊但說不上來。這種難以說清的感覺會在最初的兩盤比賽中持續。

費德勒退役:他是一個懂得戰鬥的藝術家

費德勒溫網現場觀賽

其實,這不是費德勒在溫布林登錦標賽進行到第二週時第一次遇上患病的孩子。就在距離男子單打決賽還有三天時,在位於媒體中心三樓的國際網球聯合會(ITF)的一間狹小、擁擠的辦公室裡,舉辦了一場與羅傑·費德勒先生一對一的特別採訪。採訪一結束,費德勒就在ATP球員代理人的護送下,從後門走出去,去參加下一場安排好的義務性活動。

ITF的一個人(在整個採訪過程中,他一直在大聲嚷嚷著打電話)現身,短暫地詢問羅傑。這個人就和ITF的其他所有人一樣,用不太濃重且常見的外國口音說:“聽著,我一般不喜歡這麼做。我這麼做是為了我的鄰居。他的孩子生病了。他們想要籌款,都計劃好了,所以我想問你是否可以在一件T恤衫或者什麼東西上面籤個名,你知道——什麼東西都行。”他看上去很窘迫。那位ATP的球員代理人朝他微笑。不過,費德勒點了點頭,聳了聳肩,說道:“沒問題,我明天帶來。”

第二天就是男子半決賽。其實,ITF的這個人是在向費德索要他自己的T恤衫,或許還是比賽時穿過的,沾著他本人汗水的。(費德勒在比賽結束後把他用過的頭巾丟給球迷,接到的人不是噁心到吐出來,而是很開心。)ITF的那個人以很快的速度謝了費德勒三次之後,搖了搖頭說:“我討厭做這件事。”費德勒依舊半個身子在門口,說:“沒問題。”確實,這沒什麼問題。

就和其他所有職業運動員一樣,費德勒會在比賽時換好幾次衣服,並且給某人留一件,在上面簽上自己的名字。費德勒倒不是想成為甘地一樣的人——他沒有停下腳步詢問這個孩子的病情。他不會超過限度,裝出很關心別人的樣子。這個請求對他而言,只不過是另一件不得不去面對、會讓他當下稍許分心的微不足道的應酬罷了。不過,他確實答應了,而且會記得的——這一點你可以放心。並且,這件事之後不會讓他分心,他不允許自己分心。他非常善於處理這類場外的事情。

考慮到辦公室的空間,還有最基本的信念,我才不會去完整地記錄這樣一場涉及安保難題的一對一採訪。簡單說來,這次採訪就像那種古老的故事:一個人登上一座高山,去和一個坐在蓮花上的老者談話,只不過在當下的情況裡,這座大山完全由體育界的一些官僚組成。的,還是見證他比賽時展現出來的美感和天賦。你更想間接地去弄明白一些與美學相關的事物,或者據此聊上幾句,又或者——如同阿奎那處理他自己那些不可言喻的事情——試著用它不是什麼來定義它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