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走向開放的街市
如果我們是穿越到宋朝的現代人，在宋朝的城市裡行走，將會發現，宋朝城市的形態，跟我們熟悉的現代城市並沒有什麼根本性的差別：都是街巷交錯縱橫、四通八達，市民自由往來；臨街的建築物都改造成商鋪、酒樓、飯店、客邸；每個商鋪都打出醒目的廣告招牌；入夜，店家掌燈營業，燈燭輝映；有的商家還安裝了廣告燈箱，夜色中特別耀眼。這樣的城市形態，我們稱之為“街市制”。——其實，我們也不用穿越時空，展開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便可以領略到宋朝東京街市的繁盛。
不要以為街市是自古皆然的。在宋代之前，這種開放的、自由的城市商業形態是難得一見的。為了讓你略為深入一點理解街市制的來之不易，我們需要回顧一下宋朝之前的主流城市形態。
坊市·夜禁·過所
在街市制形成之前，中國的主流城市形態是坊市制（裡坊制）。典型的坊市制，興起於北魏，鼎盛於隋唐，是古代政府嚴格按照禮制、運用權力人為塑造政治型城市形態的體現，以北魏的洛陽城、唐朝的長安城為代表。
洛陽與長安都有方方正正的城牆包圍著，政府再將城牆內的城市切分成若干個工整的方塊，其中大部分作為居民區，叫做“坊”；個別作為商業區，叫做“市”。北魏時洛陽城，每三百步建一個坊；唐代的長安城，共有一百零八坊和東西二市。
每個坊的四周都修建了圍牆，與外面的大街、大道相隔離，嚴禁居民翻牆，《唐律疏議》規定：“越官府廨垣及坊市垣籬者，杖七十。……從溝瀆內出入者，與越罪同。越而未過，減一等。”政府也嚴禁居民破壞坊牆：“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牆、接簷造舍等，先處分，一切不許，並令毀拆。……如有犯者，科違敕罪，兼須重罰。”坊牆如果倒塌，政府會要求坊內居民及時修復：“諸街坊牆，有破壞，宜令取兩稅錢和僱工匠修築。”
各個坊內部，建有十字型街道：“每坊東西南北各廣三百步，開十字街，四出趨門”，從而將坊劃分成四個區域，如同一個巨大的“田”字。“田”字內的四個區域又各建十字型的巷、曲，如同一個小一點的“田”字。這樣，一個坊被細分成十六個居住點，居民的住宅就分佈在各個居住點中。這便是北魏—盛唐時期一個規範、完美的坊的細部結構，宛如一個大“田”字套著四個小“田”字。
按照北魏—隋唐時期的禮制，裡坊還實行“四民異居”的隔離居住制度，不同身份的居民被安排在不同的坊內居住，比如北魏的平城，“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
裡坊之內，居民也不得擅自開設商鋪。隋朝時，隋文帝駕幸汴州（開封），“惡其殷盛，多有奸俠”，便任命能吏令狐熙為汴州刺史。令狐熙上任後，著手整頓城市：“禁遊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星居者勒為聚落，僑人逐令歸本，……令行禁止，稱為良政。”向街開門、臨街開鋪的行為，在坊市制下是不允許的。所謂坊市制，即“坊”（居民區）與“市”（商業區）分隔開來，唐朝的長安城內，商業區分佈在城市主幹道——朱雀大道兩側的東西二市。長安居民想買東西，通常要跑到東西二市。
市也是一個封閉空間，也有高牆包圍，並實行嚴格的開閉市制度：“凡市，以日午擊鼓三百聲而眾以會。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聲而眾以散”，散市後即關閉市門。甚至市中百貨的價格，也由政府委任的市令決定。
坊市制下的城市格局，高度整齊劃一，一切井然有序，就如一個巨大的圍棋盤，所以唐朝詩人這麼形容長安城：“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顯然，只有完全靠人為規劃、並以強力維持，才能保持這樣的城市形態。任何自發“生長”的城市，都不可能是這個樣子。
跟坊市制相配套的是夜禁制。唐朝實行嚴格的夜禁制度：每日入夜之後，長安城的街鼓響起，城門與坊門會準時關閉，“五更三籌，順天門擊鼓，聽人行。晝漏盡，順天門擊鼓四百捶訖，閉門。後更擊六百捶，坊門皆閉，禁人行”。所有居民都被限制在各個坊內，不準上街晃盪。坊外街道實行宵禁，你偷偷蹓出坊外大街，即為“犯夜”。按《唐律疏議》，“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閉門鼓後、開門鼓前行者，皆為犯夜”。
只有在“公事急速及吉、兇、疾病之類”的情況下，“犯夜”的行為才可免於追究，但，法律同時又規定，“公家之事須行，及私家吉、兇、疾病之類，皆須得本縣或本坊文牒，然始合行；若不得公驗，雖復無罪，街鋪之人不合許過。”有緊急事需要夜行的人，必須持有官府批准通行的“公驗”，否則，會被巡夜的金吾兵扣留下來。至於“公驗”是什麼，後面我們會細說。
為了向居民曉示夜禁時間，唐朝政府採納了官員馬周的建議，在長安城設定街鼓，以鼓聲宣告夜禁開始：“舊制，京城內金吾曉暝傳呼，以戒行者；馬周獻封章，始置街鼓，俗號‘鼕鼕’，公私便焉。”於是，街鼓敲響之後的長安城，如同當時一首“鬼詩”所描述：“六街鼓歇行人絕，九衢茫茫空有月。”
夜禁制與坊市制相互配合，以街鼓為同一觸發機制，一個指向對市民活動時間的限制，一個指向對市民活動空間的限制，共同塑造了中世紀城市的井然秩序。
唐代還有另一項限制市民長距離活動的制度：市民與商人如果要出遠門，進出關津，需要先向官府申請通行證，這一通行證叫做“過所”。過所之制始見於漢，魏晉南北朝相沿，至唐朝時最為完備。
唐時過所的申請程式非常繁複：首先，申請人要請好擔保人，向戶籍所在地的里正說明出行的目的、時限，請里正向縣政府呈牒申報；縣政府收到申辦過所的文牒之後，要對申請人進行審查，凡服力役期限未滿或犯罪之人，不得申請過所：“有徵役番期及罪譴之類，皆不合輒給過所”。審查透過之後，縣政府再呈牒送州政府的戶曹審批。戶曹逐項核查無誤，才會給申請人發放過所。
過所一式兩份，一份給申請人，一份存檔備查。過所上面詳細寫明：1）出行人的姓名、年齡、身份和籍貫；2）隨行人員（如親屬、奴婢）的姓名、年齡、籍貫、數目；3）攜帶物品（如牲口）的名稱、特徵與數目；4）出行的時間、目的地；5）擔保人是誰；6）離鄉後本戶的賦役由誰代承。經過關津、州縣、軍鎮時，官府都要勘驗過所。沒有過所的人，不但不得通行，還會被抓起來；有過所、但過所登記的資訊與持有人現狀不符者（比如說，過所登記的馬匹是三匹，但實際上你攜帶了四匹馬），也不予放行。
甚至出行人在異地住店，也要驗看過所。隋朝的一則敕令規定，“舍客無公驗者，坐及刺史、縣令。”轄區內若有旅店接收沒有公驗的客人，州縣長官要連坐問責。此處的公驗，是指官府發給的證明文書，其中包括過所。前面我們說過，夜禁制下，有緊急事需夜行的人，須持有公驗，這個公驗亦相當於過所。
現在好像許多人都在爭說盛唐、大唐盛世、唐人的自由與開放，但，若是讓習慣了逛夜市、吃宵夜，喜歡“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的你穿越到唐朝城市生活，親自體驗一把坊市制、夜禁制與過所制疊加的滋味，不知道你還會不會一廂情願地想象大唐朝的“自由與開放”。
坊市制的瓦解
坊市制非常符合禮制的審美，但完全不合市民日常生活的邏輯。因此，它遲早會受到牴觸。大約在中晚唐的時候，長安的居民已經對坊市制作出不自覺的挑戰，包括：
一、侵佔坊內的街巷、造屋開店。如唐代宗大曆年間，諸坊市街曲出現了“侵街打牆、接簷造舍”的現象；又有不少官員（可以將他們理解為擁有特權的居民）乾脆在“坊市之內建邸鋪販鬻，與人爭利”。朝廷指示：這些不法行為“並宜禁斷”。
二、坊門不按時啟閉。如唐文宗太和五年（831），有巡使報告皇帝，長安有居民“向街開門，各逐便宜，無所拘限，因循既久，約勒甚難。或鼓未動即先開，或夜已深猶未閉，致使街司巡檢人力難周，亦令奸盜之徒易為逃匿”。巡使還建議：“請勒坊內開門、向街門戶，悉令閉塞。”
三、坊牆倒塌了沒人願意修復。早在唐中宗時，“洛陽縣申界內坊牆因雨頹倒，比令修築。坊人訴稱：皆合當面自築，不伏率坊內眾人共修。”按唐朝法律，坊牆倒塌，要由全坊居民出錢維修，但現在有坊牆“因雨頹倒”，坊內居民卻不願意承擔修整的責任，認為應該由塌牆對面的那一家人負責修復，為此還鬧到了衙門。可以相信，在唐朝中後期的長安城，有一些坊牆已經倒塌，且未及時修復。
當然，這類對坊市制的衝突是區域性的、零星的，而且，唐政府也極力維持坊市制，不容破壞。但到了唐末—五代，經長年的戰亂摧殘，許多城市的坊牆都被推倒了，坊市制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宋王朝立國後，作為首都的開封府，已找不到多少坊牆。
失去了坊牆的阻擋，東京居民自行擴修建築物，臨街開鋪，“侵街”成風，導致街道狹窄，街市雜亂無章，整個城市面貌跟井然有序的長安城大不一樣。我們猜想，宋朝政府應該很希望恢復長安舊制吧，畢竟整齊劃一的坊市結構更符合禮制的審美嘛。於是，至道元年（995），宋太宗“詔參知政事張洎，改撰京城內外坊名八十餘。由是分定佈列，始有雍洛之制”。這個“雍洛之制”，便是指唐代長安與洛陽城的坊市制。不過，張洎應該是給東京各坊修建了牌樓，統一編訂坊名，而不是重建坊牆。
鹹平五年（1002），宋真宗又任命謝德權拆除汴京的侵街建築物，謝德權以霹靂手段拆遷後，上書建議置立“禁鼓昏曉，皆復長安舊制”。這個“禁鼓昏曉”，就是重新設立街鼓，入夜擊鼓，宣佈夜禁開始。生活在宋神宗時代的宋敏求回憶說，“京師街衢，置鼓於小樓之上，以警昏曉。”
其實，一些生活在坊市制已全面瓦解的宋朝城市的正統士大夫，也很懷念隋唐時期的坊市制，比如北宋的宋敏求這麼讚歎盛唐長安城：“（裡坊）棋佈櫛比，街衢繩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差不多同時代的呂大防認為：“隋氏設都，雖不能盡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佈，閭巷皆中繩墨，坊有墉，墉有門，逋亡奸偽無所容足。而朝廷宮寺、門居、市區不復相參，亦一代之精製也。”南宋的朱熹也說：唐朝的坊市制“最有條理”：“城中幾坊，每坊各有牆圍，如子城然。一坊共一門出入，六街。凡城門坊角，有武侯鋪，衛士分守。日暮門閉。五更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承振，坊市門皆啟。若有奸盜，自無所容。蓋坊內皆常居之民，外面人來皆可知”。還說，“本朝宮殿、街巷、京城制度，皆仍五代，因陋就簡，所以不佳。”
真是“距離產生美”。所以，我們也能夠理解宋初政府為什麼會有恢復長安舊制的做法。
然而，在坊市制趨於解體的歷史程序中，夢想“皆復長安舊制”的復古主義終究要被噴發出來的市民與商業力量所拋棄。宋敏求的《春明退朝錄》說，“二紀以來，不聞街鼓之聲，金吾之職廢矣。”《春明退朝錄》成書於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前後，二紀為二十四年，由此可推算出，至遲在1050年左右，即宋仁宗皇祐年間，開封的街鼓制度已被官方廢棄。坊牆都被推倒了，你還敲什麼街鼓呢？坊市制徹底瓦解了。
到了陸游生活的時代（12世紀後期），宋朝的年輕人已經完全不知道唐代的街鼓制度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了：“京都街鼓今尚廢，後生讀唐詩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
夜禁制的鬆弛
隨著坊市制的解體，夜禁制也鬆弛下來。
我們已經知道，唐朝有嚴厲的夜禁制度，街鼓的設定便是為了配合夜禁。惟元宵節三天不禁夜：“西都禁城街衢，有執金吾曉暝傳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許馳禁前後各一日，謂之放夜。”唐詩名句“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說的便是元宵節的“放夜”。
入宋之後，夜禁制並沒有被正式宣佈廢止。不過，乾德五年（967）正月，宋太祖下詔將元宵放燈時間延長至五天：“上元張燈舊止三夜。今朝廷無事，區宇乂安，方當年谷之豐登，宜縱士民之行樂。其令開封府更放十七、十八兩夜燈。後遂為例。”換言之，“金吾不禁夜”的時間，從三天變成了五天。
稍前，乾德三年（965），宋太祖已宣佈縮短夜禁的時間：“令京城夜漏未及三鼓，不得禁止行人”；又“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來，不得禁止”。不妨跟唐朝的夜禁時間對比一下：唐朝夜禁是從“晝漏盡”，擊鼓六百下之後開始，至次日“五更三籌”結束，換算成現在的時間單位，大約從晚上7點至第二天早晨4點為夜禁時段。宋初將夜禁的起始點推後到“三鼓”，約夜晚11點。那宋初的夜禁時間又結束於何時呢？從天禧元年（1017）東京的官營賣炭場“以五鼓開場”可推知，開封的夜禁結束於五更，即凌晨3點左右。也就是說，唐代的夜禁時間為9個小時，北宋初的夜禁時間只有4個小時，夜禁縮短了5個小時。
——不要小瞧這短短的幾個小時，它可以滿足許多市民的夜生活了。
到了北宋後期與南宋時期，夜禁制度即便仍然保留，也已經完全鬆弛下來，甚至可能名存實亡了。因為我們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與吳自牧《夢粱錄》的記述，開封的“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耍鬧去處，通宵不絕”；杭州的夜市，“最是大街一兩處麵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麵店，通宵買賣，交曉不絕。緣金吾不禁，公私營幹，夜食於此故也”。“通宵不絕”、“通宵買賣，交曉不絕”、“金吾不禁”的資訊均顯示，在孟元老與吳自牧生活的時代，城市夜禁的古老制度已被突破了。“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不再只是元宵節的“夜未眠”，而是成了宋朝城市生活的常態。
夜禁制的鬆弛，或者說廢棄，促使宋代的城市出現繁華的夜市，城市居民開始獲得豐富的夜生活。
唐朝的城市也有夜市，特別是在坊市制不那麼嚴格的城市，比如揚州，唐詩人王建就有一首《夜看揚州市》描述揚州的夜市：“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但在長安，夜市是被禁止的，唐文宗開成五年（840）十二月，朝廷特別釋出了一條敕令：“京夜市宜令禁斷。”以至民間偷偷交易的夜市，被誤以為是“鬼市”：“俗說務本坊西門是鬼市，或風雨曛晦，皆聞其喧聚之聲。秋冬夜多聞賣乾柴，雲是枯柴精也。”
而在北宋東京，入夜燈火通明，人聲鼎沸，瓦舍勾欄，酒樓茶坊，笙歌不停，通宵達旦。“冬月雖大風雪陰雨，亦有夜市”。馬行街的夜市尤其繁華：“天下苦蚊蚋，都城獨馬行街無蚊蚋。馬行街者，京師夜市酒樓極繁盛處也。蚊蚋惡油，而馬行人物嘈雜，燈光照天，每至四更鼓罷，故永絕蚊蚋。”徹夜燃燒的燭油，燻得整條街巷連蚊子都不見一隻。
唐朝人也有徹夜不眠的夜生活，但不眠之夜通常只屬於貴族官宦之家，就如一首唐詩所形容：“六街鼓絕塵埃息，四座筵開語笑同”，市井的冷清與朱門的喧鬧，構成強烈的對比。
到了宋代，這樣的對比竟然顛倒過來——市井間喧譁、熱鬧的夜生活，將豪華的皇宮襯托得冷冷清清。我舉個例子吧：某日深夜，宋仁宗“在宮中聞絲竹歌笑之聲，問曰：‘此何處作樂？’宮人曰：‘此民間酒樓作樂處。’宮人因曰：‘官家且聽，外間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宮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為渠，渠便冷落矣。’”
其實宋仁宗時代街鼓的廢棄，已經顯示了夜禁制度的鬆懈。官府都懶得敲響街鼓，“以警昏曉”了，說明已經沒有多少人在乎夜禁制度了。
過所的消失
前面我們說過，唐朝還有過所制度，有時候坊市制與夜禁制還需要過所制的配合，如市民夜裡有急事要外出，必須持有官府頒發的過所。
那麼宋朝時過所制度還保留嗎？從《宋刑統》的文字來看，法有明文規定：“五更三籌正，衙門擊鼓，聽人行；晝漏盡正，衙門擊鼓四百搥訖，閉門，後更擊六百搥，坊門皆閉，禁人行。違者笞二十。故注云：閉門鼓後、開門鼓前，有行者皆為犯夜。故謂公事急速，但公家之事須行，及私家吉凶疾病之類，皆須得本縣或本坊文牒，然始合行，若不得公驗，雖復無罪，街鋪之人不合許過。”看起來唐朝的坊市制、夜禁制與過所制一古腦都延續下來。
然而，研究宋代法制史的朋友都知道，《宋刑統》抄自《唐律疏議》，連諸多不合時宜、脫離宋朝社會實際情況的條款也照抄不誤。實際上，這些法律條款都是“沉睡條款”，無法執行，比如《宋刑統》規定“擊（鼓）六百搥，坊門皆閉”，但北宋時東京的坊牆早給推倒了，又哪裡來坊門？就算有坊門，朝廷已重新立法，三鼓之前不得禁止行人，又怎麼可能“晝漏盡”就開始關閉坊門？
因此，我們決不能因為《宋刑統》中有“若不得公驗，街鋪之人不合許過”的條款，就認定宋朝保留了唐朝的過所制度。
其實早在五代的後唐，由於長年戰亂、制度崩潰，已出現“出入過所事，久不施行”的情況。很可能自此過所制度便作廢了。生活在南宋前期的洪邁更是提供了一條非常重要的資訊：“然‘過所’二字，讀者多不曉，蓋若今時公憑、引據之類。”可知，至遲在洪邁那個時代，宋人已經不知道“過所”二字究竟是什麼意思，就跟當時的後生對街鼓“茫然不能知”一樣。顯然，作為一項社會制度的過所，已經遠離宋朝人的生活太久了。
不過，過所的消失，不代表宋朝平民出門遠行就不需要申辦任何通行證。宋王朝在軍事要塞、邊境一帶設有關禁，商民出入關禁，還是要驗看通行證，比如“自來入川陝之人，依法經官司投狀，給公憑聽行”，因為宋政府在川陝設有關禁，如劍門關。只是宋人不再將通行證稱為“過所”，而是叫做“公驗”或“公憑”。
所謂“公驗”、“公憑”，顧名思義，即是指政府頒發的證明文書。在宋朝，稅務機關發給商民的納稅憑證、市舶司發給海商的出海貿易許可證、政府發給僧侶的度牒，都可以叫做公驗、公憑。換言之，宋朝並沒有出現一個專門用來稱呼通行證的名詞。我們去檢索《宋會要輯稿》，會發現宋人提到的公驗和公憑，通常都是指納稅憑證，只有極少數情況下指通行證。從這裡可以看出，在宋政府的施政日程表中，徵稅的重要性遠遠大於對商民出行的管制。
實際上，宋朝官員呈給朝廷的報告書，已經透露出路證公驗荒廢的資訊：天聖六年（1028）九月，益州鈴轄劉承顏言：“西川往來商旅，有公憑者則由劍門經過，無者並自閬州往來，蓋自利州入閬州由葭萌寨，並有私路入川。”政和元年（1111）四月，又有臣僚言：“關防之禁，昔年經由汜水、潼關，機察甚嚴，既抄錄官員職位，又取券牒（即公憑）逐一檢認軍兵。今緣邊關陝，所至關津，未有過而問者，昔者以關禁之嚴，戍兵無逃竄之路，今則相攜而去，略無留礙。”
唐朝政府對過所的審批、勘驗都非常嚴格，不但出入關津需要驗看過所，而且州縣官也會查驗過所，投宿旅舍也要出示過所。宋朝公憑的申請手續，則沒有唐朝過所那麼繁瑣，而且，只是在出入關禁時才驗看公憑，一般情況下，走州過縣是不用通行證的。對投宿異鄉旅店的客商，宋政府也不會關心他們是否持有通行證，而是更注意他們有沒有按規定繳納商稅，宋朝的一本行政指南書提出，縣衙應當要求經營邸店的店家“說諭客旅，凡出賣系稅行貨，仰先赴務印稅訖，方得出賣”。至於路證公驗，則完全沒有提及。
事實上，跟漢唐時期相比，宋朝社會的一大特徵就是人口流動非常活躍。宋人自己說：“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土，轉徙四方，固不為患。”這裡的“近世”，無疑指宋代；宋人之所以“輕去鄉土，轉徙四方”，原因之一便是政府對人口流動的管制大為減少了。而人口的流動，顯然給宋代商業的興起、城市的發展注入了動力。
（原題為《走向開放的街市》 來源 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