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叢林世界的嘗試：聯合國的歷史起源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各國的政治家痛定思痛，認為要終結單一民族國家所建構的國家體系，以一種普世主義的想象終極戰爭和族群仇恨的過去。於是作為全球和平和人類發展的產物，聯合國誕生了。儘管今天有不少批評認為聯合國在今天的國際舞臺上作用越來越弱勢，但是在國際合作促進和平與發展的角度上，聯合國依然有著不可取代的作用。而這種理解這種制度設計與理念必須追溯到聯合國的起源——1945年的大國政治家與懷抱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是如何穿過歷史的遺產，去達成這一次人類理想上艱難卻勢在必行的共識。
拋開政治神話和政治學家的後見之明，歷史學家馬克·梅佐爾在《沒有魔法宮》一書中還原了聯合國成立背後的觀念之爭和意識形態起源。聯合國是辯論與妥協的產物，也是人類在兩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上的反思與懺悔。無論是南非總理史末資、歷史學家齊默恩，還是國際法律師萊姆金、印度總理尼赫魯，也許他們的理念大相徑庭，甚至彼此針鋒相對。但是在某個時刻，他們都曾經真誠地相信：聯合國打造的世界，會是人類的未來。但也正是聯合國的這種“曖昧”的態度，使得它可以隨時調適自己的角色，使得人類不再重蹈20世紀曆史的覆轍。
聯合國不是永久和平的烏托邦，也並非大國政治陰影下的提線木偶。它既延續了舊時代帝國治下普世秩序的理想，也啟迪著新興國家對民族獨立的追求。它是兩種文明理念博弈、鬥爭的試驗場，也是人類期望走出叢林世界的嘗試。
我們今天身處的世界，依然在這場觀念之爭長長的陰影之下。
《沒有魔法宮》作者：（英）馬克·馬佐爾 譯者： 朱世龍 版本：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2年5月
馬克·馬佐爾（Mark Mazower）是英國曆史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曾獲沃爾夫森歷史獎和達夫·庫珀獎，國內讀者比較熟悉的是他的《巴爾幹五百年》這本書。在馬佐爾的這部近著《沒有魔法宮》中，他將揭示聯合國的意識形態起源作為首要關注點。
國際關係史學家一般都認為，聯合國是一項二十世紀的發明，它是一種新的國際秩序的化身。這種國際秩序要求用法理管制世界，用集體安全體系取代傳統的列強均勢政治。它質疑戰爭作為一種外交政策手段的合法性，也控制國際競爭，削減國家自由行動的空間。同十九世紀末那種氣氛緊湊的帝國主義競爭與放肆無忌的大國爭霸比起來，這無疑是革命性的變化。
在本書的前半部分，馬佐爾質疑了這種看法，他認為聯合國並非美國理想主義者的獨創，英國的“帝國國際主義者”也為它的出現貢獻了力量與想法。他認為，建立“國聯”和聯合國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帝國，而不是摧毀它。為了佐證這個觀點，馬佐爾重點介紹了兩個人的觀點和作為：一個是南非的史末資（Jan Christiaan Smuts）元帥，他撰寫了聯合國憲章的序言；另外一個是英國曆史學家阿爾弗雷德·齊默恩（Alfred Zimmern），那個時代最著名的國際主義理論家，也是國聯的熱切擁護者。
殖民主義者的世界秩序？
讓我們從史末資說起，作者認為，“如果現代殖民帝國是19世紀晚期一代人的成果，那麼史末資就是隨後一代人的領導者，他們試圖透過國際合作來延長白人統治帝國的壽命。說得直白一點，有一條筆直的……路線將我們從英帝國最後幾十年的憲制重構帶到聯合國的建立。”
這裡需要給大家介紹一點背景知識，講一下史末資何許人也，以及他成為英帝國主義者的歷程。1795年，英國人進入南非，同本地的布林人（荷蘭後裔居民）逐漸交惡。在1899年至1902年的布林戰爭中，英國人部署了幾乎相當於布林人人口一倍半的軍隊，花費了2。2億英鎊，使用焦土策略打贏了戰爭（英國人把11萬布林人關進了集中營，有28000人死在裡面）。在這場戰爭中，史末資是布林游擊隊的一名指揮官。照道理說，布林人、史末資都應該是英國人的世仇才對。但是事實卻並非如此。這是因為在布林戰爭之後，英國人迅速進行了改革，在南非建立了一整套民主選舉和責任制政府體制。英國人並沒有把降服後的布林人排斥在此政治程式之外，布林人憑藉其人數優勢，在選舉中獲勝，逐漸掌握南非的政治主導權。1909年南非聯盟成立的時候，布林政治家路易斯·博塔當選為首任總理。換句話說，英國人雖然打贏了戰爭，卻在勝利之後對布林人一視同仁，拱手將整個南非政權交出來。這種帝國氣度，不可避免的要化干戈為玉帛。史末資說道：“四年之後，除了名字，他們把我們的國家的一切還給了我們。這種信任和寬宏大量的奇蹟以前發生過嗎？”他從此成為堅定的英帝國派。
前南非總理揚·史末資。
史末資在博塔政府裡擔任了多個內閣職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中，他率領南非軍隊在非洲作戰。帝國政府對他另眼相看，提拔他進入英帝國戰時內閣，說得上是位高權重。他在1919年的巴黎和平會議上是英國關鍵代表之一。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他回到南非擔任總理，同時也是帝國事務中的風雲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被任命為英國陸軍元帥。他是丘吉爾的摯友（丘吉爾有“兩隻老情侶鳥在棲木上一起換羽”的比喻），當時人們都認為，如果丘吉爾在戰爭中死亡或者喪失行為能力，他就是繼任英國首相（政府內確實有這個計劃，國王喬治五世也贊成）。
於私，大英帝國對史末資不薄。“人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也不是隻有中國才有的道理。於公，南非白人社會的生存在相當程度上也要依賴英帝國的善意。恰好，十九世紀末的大英帝國也很有種族主義分層治理的味道。在十九世紀晚期，整個英帝國實際上分成了兩個圈子。內圈是英國與英國移民建立的各白人墾殖殖民地。外圈則是除此之外的非白人領土。對主要由白人組成的殖民地，英國的態度非常友好，將之視為合作伙伴。用當時人的話來說就是，“（大英帝國應該是）在一個君主統治之下流淌著同樣的血液的一系列自治民族之間更加緊密的有機聯絡。……從他們相互之間的關係來看，他們是講民主的民族。”十九世紀末的英國人很顯然是重內而輕外的。在他們看來，白人定居殖民地是英國國家的延伸，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卻只是帝國的財產。對史末資來說，英帝國的這種種族主義分層治理的味道是相當對胃口的。因為在同時期的南非，正是種族主義隔離制度建立的時期。少數白人居於廣大黑人的海洋之中，時時刻刻感到憂慮，需要從帝國保護中吸取力量，來維護這一種族隔離體制。
這樣，史末資就將英帝國看成是一種理想的國際秩序。在這種國際秩序中，不列顛作為帝國的首腦存在，以其“道德精神”與影響力領導整個帝國，但並不去幹涉、管制各自治領的內部事務，而是為其提供經濟與政治支援。帝國以某種鬆散的政治聯絡存在，彼此又靠感情、共同的價值觀與經濟利益結合在一起。史末資盛讚英帝國的模式是“唯一成功的國際政府實驗”。又說道：“古老的英帝國再次證明了它的神奇力量，它將每個國家的完全自由和獨立同一個世界性的自由國家集團緊密聯絡在一起，既滿足了民族情感，也順應了國際合作的趨勢，而這兩者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為強大的力量。”
那麼，是什麼對這種理想構成了最大威脅呢？是帝國間的競爭。史末資認為，一戰表明歐洲內部的舊式同盟政治可以很輕易地破壞歐洲在外部的文明教化使命。因此，戰後必須達成某種新的國際安排，以解決這個問題。所以，為了解決這一威脅，史末資大力支援將英帝國模式推廣到整個國際領域，實現大國協調，穩定殖民秩序。在巴黎和會期間，他大力推動國際聯盟的建立，在二戰結束之後，他又積極撰寫聯合國憲章的序言。
保守主義者眼中的世界
如果說史末資案例主要體現出的是對穩定的、白人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渴望，那麼書中另一位重頭人物，英國曆史學家阿爾弗雷德·齊默恩，則展現的是一位英帝國主義者對國際聯盟應該具備何種形式的思考。
有意思的是，齊默恩也跟南非有點關係。齊默恩是“圓桌騎士”組織的一員。這個組織是南非高階專員米爾納勳爵組織起來的，米爾納當時“一直在尋求解決他們認為是當今最為緊迫的國際問題，即如何在英帝國白人殖民地日益增長的民族主義情緒與倫敦的持續統治之間進行調和。”所以他召集了一幫精英大學裡的年輕知識分子，讓他們來思考自治領與英國之間的關係，來考慮大英帝國應該如何組織的問題。
齊默恩的思考結果是，“英聯邦/英帝國的最大優勢在於其靈活性。正因為它缺乏明確的中央集權政府或清楚的憲制體系，它才能演變和適應他者的政治願望：英帝國的強大，乃源於一種共同意識的出現，而非政治機制的結果。像所有經久不衰的政體一樣，它本質上是一個由共同的道德目標和文化統一起來的社會有機體。”換句話說，齊默恩認為，英帝國的組織最好是非正式的，不要有一個統一的集權政府，也不要有一個規則明確的政治機制來協調中央與各殖民地關係，而是靠某種“大英國社會”來起到團結作用。
作者阿爾弗雷德·埃克哈德·齊默恩爵士1879年出生於英國薩里郡，受教於溫切斯特公學，後在牛津大學新學院攻讀古典學。1903年在牛津大學新學院講授古代歷史，1904年至1909年期間擔任研究員和導師，1930年至1944年，擔任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成為世界上第一位國際關係研究領域的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有：《第三英帝國》（1926）、《民主的前景》（1929）、《中立與集體安全》（1936）和《國聯與法權》（1936）。
對英帝國史比較陌生的讀者讀到這裡，可能會有點疑惑不解，不明白齊默恩用意何在。此處的原委是這樣的：英帝國的組織一向比較鬆散。在不列顛和它的各自治領、殖民地之間其實並不存在一個統一的指揮體系，也沒有什麼憲法檔案來規範之。英國和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地的關係到底為何，帝國的中央機關在哪裡等等問題，其實一直都懸而未決。
到了十九世紀末，世界正進入一個更激烈的競爭時代，當時有很多英國人認為有必要來整合其英帝國。比如在1883年，劍橋大學的歷史學教授約翰·西利（J。R。Seeley）在其名著《英格蘭的擴張》一書中就指出：“在美國做來毫不費力的事情，它（英國）也能夠照辦，那就是將彼此相距遙遠”的各個地區聯結在一個聯邦組織以內。在當時興起了帝國聯邦運動，這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之後在英國及自治領興起的一種思潮與政治運動，目的在於統合帝國，為帝國提供一個正式的政治框架（無論是建立一個帝國聯邦政府，還是建立一個帝國總議會）。
但是這種想法和運動遭到了很多英國人的反對，其中就包括齊默恩。他們認為政治秩序一定是自然長成的。強行去構建一個大政治共同體只會適得其反。這其實是英國保守主義的傳統觀點，這些保守主義者在“人為的團結”和“自然的團結”做了區分，認為強求一個正式帝國只會帶來“混亂、不幸和虛弱”。而現有的情況已經很好，“語言、文化、交流、歷史、共通的習慣、體制和思考方式”足以保證帝國的統一， 政治上的一統只是形式、外表與後果，不足為據。
這些保守主義者倒不是一味守舊，而是看到了在一個民族主義的世界裡面組織一個國際組織/帝國必然面臨的政治困難。而大英帝國的這種模糊性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主權政府之間的紛爭。
當齊默恩在考慮一戰後國際聯盟問題的時候，很自然地就把大英帝國的經驗帶入進來，他認為要建立一個世界政府或者管制性很強的國際組織是不現實的。“齊默恩建議和談代表們考慮的是某種比不定期的會議更具永續性，但比建立一個世界國家要少得多的東西。國聯將正式建立並持續存在，但實質上是一個大國論壇。”“他批評國聯僅僅透過促進統一的和標準化的國際法體系就可以維護世界和平的建議‘不僅幼稚，而且……荒謬可笑’”。齊默恩贊同“國際社會”這個概念，認為“它不是由正式的規範，更不是由國際組織及其煩瑣且自私的官僚機構，而是由一種共享的道德共同體意識聯絡起來的”。而這種國際社會/道德共同體有它的領導人，在一戰之前是英國，在一戰之後則是美國。
總之，齊默恩所提倡的國聯和聯合國形式，更多是一種國際論壇，而不是對大國有約束力的正式國際組織。我們會發現，日後的國聯和聯合國，確實也體現出了齊默恩所倡導的這些特徵。這當然是諸多合力造成的，但齊默恩之類的理論家確實也提供了思想資源。
聯合國的“非正式性”
在我看來，《沒有魔法宮》這本書是典型的“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馬佐爾的重要結論是，“聯合國是帝國的產物”，但無論是凱末資這位政治家，還是齊默恩這位理論家，都看不出來能左右聯合國意識形態的跡象。英國在二戰後國力衰弱，也更不可能起主導作用。所以，這個結論不免誇大其詞。不過，如果換個角度來理解，將“聯合國是不是由帝國主義者主導建立的”這個問題轉為“英國自由帝國主義者是怎麼理解國聯和聯合國的”或者“十九世紀的帝國秩序同二十世紀的新國際秩序之間有何承繼關係”，那麼，本書的描述就確實稱得上新穎和引人耳目。
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50個國家的代表齊聚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舉行了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
本書確實有一重要創見——過去我們一般認為聯合國是一個革命性的創造，是理想主義者對帝國秩序的否定，帝國是一套現實主義的國家爭霸體制，帝國與聯合國之間不相容。本書則指出，事實並非如此。十九世紀末的英帝國主義者們確實已經有了一個非霸權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模板，所以後來他們比較能夠接受國際聯盟和聯合國這樣的新事物——無論是像史末資這樣把它看成是抑制歐洲國家競爭、保證白人文明優先地位的工具，還是像齊默恩這樣將之看成是一個非正式的國家合作機制（在其中，大國憑藉其規範上的影響力領導之，各國的主權都不至於受到過多的束縛）。
馬佐爾在本書中主要是批評聯合國中的“帝國”成分，認為聯合國在起始的時候受到了帝國主義者的左右。我倒認為，這些帝國成分並不一定都是什麼壞事，十九世紀末的英帝國主義者由於他們自己的困難，已經對國際合作有了一定的思考，正是這些帝國成分發揮了一定正面作用，在舊秩序和新秩序之間幫助搭出了橋樑。試想一下，假如國聯和聯合國真的建立起了一個嚴格的國際事務管制機制，有一個權力集中的中央機構，那麼主權國家和它的激烈矛盾與衝突就是可以預見的。聯合國的論壇性質可能是“恰恰好”，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在這個意義上說，聯合國的這種“模糊狀態”來自於歷史智慧。我們很難設想一個沒有聯合國的國際秩序，也只有聯合國的“模糊”，使得人類在今天達成了長久的和平與繁榮。
布林戰爭：殖民統治的第一道裂痕
書裡面還有一件事值得深究，那就是史末資和尼赫魯在聯合國中的爭執。本書主要是想透過這次爭執，說清楚聯合國如何從“白人的工具”轉變為現代民族國家的論壇。但我覺得這一章的內容更能說明英帝國的內在困境。
近代有些帝國（如英、法）與各古代帝國非常有一點非常不同的一點：這些其帝國在本土實現了普遍公民權與包容性的社會權利，其統治精英是在這一基礎上被選拔出來的。那麼，這些國內政治原則要不要（或能不能）適用於其征服而來的海外領土上，就構成了一個基本難題。如果將母國的政制、法律適用到屬地身上，要麼使得該地方無法施行專斷統治（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喪失了這塊地方對帝國本土的價值），要麼使得這個地方的人民能夠參與帝國本土政治（從而在社會層面上對帝國本土社會構成了競爭與威脅）。但如果不加適用實施，則母國的意識形態又有破產之憂（當初這些意識形態興起的時候往往是以普世的面目出現的）。人們發現，由此構成的矛盾幾乎是難以解決的。一種討巧的方法是訴諸種族主義，認為有的種族適於民主或法治，有的種族在文化上就是適應不了。這樣，帝國可以透過某種“多元文化”體制結合在一起。但是種族主義帶來的問題是，它也會打擊屬民中那些合作者的積極性，進而導致在帝國的治理結構上出現產生大的縫隙。
1948年聯合國大會上的尼赫魯。
英國對印度的統治就是如此。正如上文所說，英帝國其實帶有相當程度的種族主義分層治理的色彩，對白人自治領很不錯，但是對非白人的其他殖民地就很歧視。對英國人來說，對“印度人到底是不是英國人或在未來能不能夠成為英國人”這個問題，是比較猶豫的。在印度大起義之後，英國人傾向於回答：“不是”。這既體現在英國非常不願意在印度建立代議制責任政府上面，也體現在英國人並不給予印度人英國公民身份或帝國公民身份一事上。
在南非，布林人面對占人口絕對多數的黑人，具有非常強的不安全感，為此他們一直在推動建立一個種族隔離制度。當時南非已經有了一批印度移民，這是帝國人口流動的產物。布林人非常希望把他們也管制起來，他們的態度是“印度人不應該被賦予平等的權利，以免在未來幾個世紀裡，印度種族的巨大水庫……被開啟，從而導致整個帝國自治領被淹沒”。這既包括取消南非印度人的選舉權，也包括禁止他們與白人通婚，或購買土地、移居等等。
布林人的反印情緒之所以高，是因為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之前，布林人在南非的經濟社會地位並不是最高的。1910年，布林人只佔城市人口的29%，到了1936年，他們才超過了50%。這些新城市移民相較於英語人口來說，普遍貧窮、受教育程度低、自卑和感到不安全。他們中的四分之三是工人階級。相對於南非黑人而言，印度移民很顯然要更有知識和技能，他們的生態位與布林人最接近，因此布林人對他們的排異心理也最強。
布林戰爭中的布林游擊隊。
面對南非政府對印度人的歧視政策，印度新政府提出了抗議。“印度政客希望倫敦有所作為。但英國政府無意干預，因為它無法解決目前的僵局，並認為這是屬於印度和南非之間的問題。”馬佐爾直接指出了英國這種不干預態度的根結所在——“英聯邦要保持凝聚力的話，就意味著得設定某種仲裁程式以解決成員之間的爭端，但實際上並不存在這種正式機制，主要是因為印度在英聯邦內的地位尚未確定。”換句話說，英國人由於自己的種族主義態度，和帝國本身的“非正式性質”，實際上阻礙了帝國的團結和統一。
從印度新政府的角度來考慮，如果問題在英帝國/聯邦內無法得到解決，那麼就只能藉助於新的國際平臺——聯合國——來發出抗議之聲。這就是史末資和尼赫魯在聯合國中爭執的來源，也是英帝國失敗的明證。
作者/鄭非
編輯/袁春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