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心理學》的詮釋（11）——癔症

【《精神分析心理學》的詮釋（11）——癔症】

癔症（分離轉換性障礙）是由精神因素，如生活事件、內心衝突、暗示或自我暗示，作用於易患個體引起的精神障礙。

癔症的主要表現有分離症狀和轉換症狀兩種。癔症的症狀是功能性的，因此心理治療佔有重要的地位。該病預後一般較好，60%-80%的患者可在一年內自行緩解。

一、分離症狀的主要表現

分離，是指對過去經歷與當今環境和自我身份的認知完全或部分不相符合。

（1） 分離性遺忘

表現為突然不能回憶起重要的個人經歷。遺忘內容廣泛，一般都是圍繞創傷性事件。這一遺忘的表現不能用使用物質、神經系統病變或其他醫學問題所致生理結果來解釋。固定的核心內容在覺醒狀態下始終不能回憶。

（2） 分離性漫遊

伴有個體身份的遺忘，表現為突然的、非計劃內的旅行。分離性漫遊的發生與創傷性或無法抗拒的生活事件有關。

（3） 情感爆發

表現為情感分發洩，時哭時笑，吵鬧，對自己的情況以誇張性來表現。發作時意識範圍可狹窄。衝動毀物，傷人，自傷和自殺行為。

（4） 假性痴呆

給人傻呆幼稚的感覺。

（5） 雙重和多重人格

表現為忽然間身份改變。比較典型的就是民間說的“鬼怪附體”。

（6） 精神病狀態

發病時可出現精神病性症狀。與分裂症的區別主要在於幻覺和妄想的內容不太固定，多變化，並且很易受暗示。

（7） 分離性木僵

精神創傷之後或為創傷體驗所觸發，出現較深的意識障礙，在相當長時間維持固定的姿勢，仰臥或坐著，沒有言語和隨意動作，對光線，聲音和疼痛刺激沒有反應，此時患者肌張力，姿勢和呼吸可無明顯異常。

二、轉換症狀的主要表現

轉換，是指精神刺激引起的情緒反應，接著出現軀體症狀，一旦軀體症狀出現，情緒反應便褪色或消失，這時的軀體症狀便叫作轉換症狀，轉換症狀的確診必須排除器質性病變。

（1）運動障礙

可表現為動作減少，增多或異常運動。癱瘓：可表現單癱，截癱或偏癱，檢查不能發現神經系統損害證據；肢體震顫、抽動和肌陣攣；起立不能，步行不能；緘默症、失音症。

（2）痙攣障礙

常於情緒激動或受到暗示時突然發生，緩慢倒地或臥於床上，呼之不應，全身僵直，肢體抖動等，無大小便失禁，大多歷時數十分鐘。

（3）抽搐大發作

發作前常有明顯的心理誘因，抽搐發作無規律性，沒有強直及陣攣期，常為腕關節，掌指關節屈曲，指骨間關節伸直，拇指內收，下肢伸直或全身僵硬，呼吸陣發性加快，臉色略潮紅，無尿失禁，不咬舌，發作時瞳孔大小正常；角膜反射存在，甚至反而敏感，意識雖似不清，但可受暗示使抽搐暫停，發作後期肢體不鬆弛，一般發作可持續數分鐘或數小時之久。

（4）各種奇特的肌張力紊亂、肌無力、舞蹈樣動作，但不能證實有器質性改變。

（5）聽覺障礙

多表現為突然聽力喪失，電測聽和聽誘發電位檢查正常，失聲，失語，但沒有聲帶，舌、喉部肌肉麻痺，咳嗽時發音正常，還能輕聲耳語。

（6）視覺障礙

可表現為弱視、失明、管視、同心性視野縮小、單眼複視，常突然發生，也可經過治療突然恢復正常。

（7）感覺障礙

可表現為軀體感覺缺失，過敏或異常，或特殊感覺障礙。感覺缺失範圍與神經分佈不一致；感覺過敏表現為面板區域性對觸控過於敏感。

三、癔症男性論

癔症男性在臨床上是一個難以澄清的問題。從歷史淵源來說，癔症的產生最早聯絡於女性的性慾問題；從臨床經驗來說，男性的神經症往往以一種強迫症的形式呈現，幾乎很少見到典型癔症特質的男性病人。因此，在浩如煙海的精神分析典籍中，我們看到的往往是杜拉這樣的癔症女性，或鼠人這樣的強迫症男性。然而我們已經知道，當我們將癔症和強迫症當作一種臨床結構而非病理症狀來理解時，二者所分別對應的女性和男性並非是指生理上的差別，而是一種性別氣質的差異，或者說結構位置的差異。

（1）弗洛伊德論癔症男性

實際上，弗洛伊德並非沒有談及過癔症男性，只是由於精神分析之於女性癔症的研究太過閃耀，以至於讓我們忽略了癔症男性這樣一個邊緣卻重要的臨床位置。另一個需要被承認的事實是，由於癔症男性在臨床上極為罕見，且在症狀呈現上往往十分接近於精神病狀態，因此精神分析家們往往要麼混淆了其與精神病的根本差異，要麼只能在文學和歷史人物中追溯癔症男性的蹤跡。而弗洛伊德為數不多的對癔症男性的討論，就幾乎都來自於對文學和歷史人物的評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在1923年出版的一篇題為《一個十七世紀的惡魔神經症》的文章中對畫家海茲曼的評論。海茲曼聲稱與魔鬼簽訂了契約，於是不斷畫著一幅又一幅的魔鬼畫像。雖然“癔症神經症”這樣的表達並未在該文字中得到具體的表述，但弗洛伊德明確地表示過，他所指涉的是神經症而非精神病，是在“魔鬼學”的外衣下的“癔症的顯現”。

弗洛伊德對此個案的分析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

首先，海茲曼在1669年與魔鬼簽約的事件發生於其父親去世之後。魔鬼替代了亡父的位置長達九年。透過與魔鬼簽約，海茲曼得以從憂鬱症和無能工作的狀態下走了出來。

其次，弗洛伊德的文章表明，魔鬼是父親的替代。海茲曼選擇與魔鬼簽約就證明了他對父親的愛。然而，哀悼轉化為憂鬱意味著俄狄浦斯情結髮展過程中的朝向父親的愛掩蓋了對父親的恨。弗洛伊德在此向我們傳達了一個十分寶貴的示意，海茲曼應該“能夠回想起自己何時和為何憤恨和害怕自己的父親”，他也應該試圖去發現“憎恨父親的典型因素之外的偶然因素”。我們由此首次看到了癔症男性的主要典型特徵，俄狄浦斯情結中朝向父親的極度的恨。最終，對父親的恨被壓抑轉化為將父親視為魔鬼的化身。

再次，對父親的愛與恨在俄狄浦斯情結中有了一個翻轉。為了避免在恨中與父親的衝撞和避免了男性享樂被閹割，閹割問題被轉化到了女性面向上。海茲曼不僅在面對父親時佔據了女性的位置，也試圖將父親女性化。在系列畫的第二幅畫中，海茲曼賦予了魔鬼女性的形象，讓它擁有了一對乳房。事實上，海茲曼走進了一個主觀的僵局。他既拒絕在男性的位置上被閹割，無法面對與父親的直接衝突；也無法在女性的位置上被閹割，無法以女性的姿態去面對父親。因此他只能採取這樣的立場，將魔鬼變成女性，也就是閹割父親，這樣他就能繼續否認自己被閹割了。

最後，海茲曼的僵局和麵對性別選擇的退卻聯絡於一系列對母性閹割的防禦。這是弗洛伊德對於魔鬼女性化的第二層說明。這裡有一個對母親的固著，固著於一個全能的母親，一個沒有被畫槓的大他者。正是這一面向最終讓海茲曼將自己的慾望交到了聖女手中。而這一事實也調和了父親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朝向大他者的過度享樂。這一讓步在海茲曼的日記中呈現了出來。1677年10月26日，他動身前往聖愛蒂安教堂做禱告，在那裡他遇到了一個美麗的女人和一個衣著講究的貴族。這讓他聯想到，他自己曾是這個貴族，並且穿的跟他一樣好。他將這一男性置換為一個女人的愛的客體，透過衣著華貴的特質將自己與慾望的男人發生了認同。然而，這也正是他失敗的地方，被“驚雷和火光”所震驚，他完全放棄了對父親的敵意。

正是這一面對父親時的“膽怯”的特質讓我們在1928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弒父》中看到了相似之處。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學中以一種昇華的形式完成了弒父，來表達對父親的恨。但就像弗洛伊德一開始就強調的，除卻藝術成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個懦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從小就罹患疾病：“突然而無由的憂鬱症發作”、“總感覺自己就快死了”。弗洛伊德毫不猶豫地將這種情感解釋為對死亡的認同。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表現的最為明顯。因此可以將癔症男性視為一種“為了對抗憎恨的父親而希望自己死的自我懲罰”，和無法接受自身朝向父親的恨，以及對閹割的恐懼。

（2）拉康論癔症男性

在拉康的文獻中，癔症男性也似乎從未得到清晰的闡述。雖然他在評論哈姆雷特、蘇格拉底或黑格爾等文學或歷史人物時用了癔症這樣的詞語，但卻從未澄清過這一沒有被弗洛伊德詮釋充分的曖昧概念。拉康的這一立場表面上看來似乎是矛盾的，但能夠表明他並沒有執著於證明某個診斷的合理性，而是試圖在行動、轉移、科學和辭說等層面上來重新審視和澄清癔症的狀態。正如其晚期的書寫中所顯示的那樣：“並不存在普遍意義上的癔症，而在他或她身上運作的只是認同的機制而已。”

拉康在《慾望及其詮釋》的討論班中對哈姆雷特進行了分析。拉康並沒有否認弗洛伊德的觀點——後者在《釋夢》一書中將哈姆雷特看做一個癔症，因為他在謀殺Claudius時退卻了。然而拉康提出了一個問題，是什麼讓哈姆雷特最後以一種悲劇的方式去行動了。他的回答是，是哈姆雷特對拉爾特的認同，藉此完成了奧菲莉亞的哀悼，也就是說，他證明了原先假定的可以被找到的喪失客體是無法令她滿足的。同樣受到拉爾特死亡的觸動，哈姆雷特在喪失客體的不可能性中看到了自己的慾望之因，並因而能夠去刺殺Claudius。用拉康的話來說就是“閹割的誕生”。慾望的被尋回解放了哈姆雷特的行動。

在《論移情》討論班中，拉康又對蘇格拉底提出了同樣的發問。就像他在《無線電話》中所說的，蘇格拉底之所以是一個癔症，是因為“他把主人逼到牆角來生產知識”。拉康並不是在強調蘇格拉底的症狀，而是把他放到了知識的位置，把意見轉變為知識。蘇格拉底並非因此就是一個分析家，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的行動與是分析行動是類似的。事實上，在《論移情》中，拉康討論了蘇格拉底是如何讓阿西比亞德透過神像揭露自身的慾望的。蘇格拉底把自己放到了一個女人的位置，把真理隱藏在愛情背後。這樣，他就得以成為了阿西比亞德的客體小a。

拉康對癔症辭說的展開有助於我們進一步在臨床上去澄清有關癔症男性的問題。我們知道，當拉康在談論男性和女性時，他所指涉的絕非生理上的性別，也非社會學意義上的性別身份，而是一種主體在結構層面上的性化位置。而這種性化位置的形成與閹割的引入及其效應是密不可分的。對於一個異化主體而言，為了認同代表符號秩序的父法，就必須接受閹割，延宕乃至擱置某些衝動的滿足，放棄原初的慾望物件和享樂之道。這一結果導致了存在的欠缺和主體的分裂。

然而，即便一切異化主體都經受了閹割，閹割所產生的效應對於不同主體來說是不盡相同的，而正是這種差異性造成了性化位置的差別。如果主體在經受閹割後能夠把自己完全整合進符號界當中，把他者視為一個完整的、大寫的“一”，從而神聖化父性法則，那麼他就從根本上內化進了陽具能指的意義，從而將主體的享樂縮減為陽具享樂，那麼我們可以說，他就站在了男性的性化位置上。在這個層面上，大他者的欠缺是不存在的，而他的追求就在於去成為那個沒有欠缺的大他者，成為符號界的皇帝。

相反，如果主體只是部分地接受了閹割，那麼他就得以認識到大他者是不完整的和欠缺的，然而正是這種欠缺進一步誘發了他的慾望，讓他堅決地追求那個永恆失落的物件，要求從大他者那裡得到對自身的確認，甚至試圖透過填補大他者的缺失來讓自己成為大他者的慾望之因——先讓大他者在暫時的滿足中確認其存在，再迅速拋棄大他者，讓其意識到自身是匱乏的，唯獨他才有可能填補大他者的缺失。這一更加堅決且徹底的立場正是女性的性化位置，他把對大他者的質詢當作一種策略，力圖透過不斷的要求來暴露大他者的欠缺，從而完成對大他者整一性的顛覆。因而拉康也將女性視為一種“非-全”（pas-tout），兼具著陽具享樂和大他者享樂的可能性。

（3）癔症男性的結構性差異

癔症男性之所以長久以來一直在臨床上被忽略，主要來自於以下兩點原因。

其一，癔症男性很難進入分析，以至於臨床上幾乎無可直接觀察的案例可參考，而只有在臨床之外的人物形象上才可能看到其獨特的結構性特徵。

其二，癔症男性在症狀呈現上有時接近於作為一種典型神經症的癔症，有時又往往有妄想等典型的精神病現象，因而要麼容易被誤認作癔癥結構，要麼被診斷為精神病結構。但無論如何，只要依循著神經症/精神病的分類邏輯對之進行診斷，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之於神經症和精神病的結構性差異。因此，有必要釐清癔症男性與神經症以及精神病之間的結構性差異。

具體來說，癔症男性由於性別位置的變動會呈現為以下兩種差異。

第一種是如海茲曼一樣，拒絕讓自己成為女人，所以就想方設法讓父親成為女性，例如在藝術中付諸行動，這令他更接近於精神病。

另一種就是接受了自己在女人的位置，從而變得娘娘腔，而在症狀呈現上更接近於神經症。

在精神病的維度上，癔症男性總是擁有一個全能的母親和一個軟弱的父親。母性大他者不僅剝奪了父親的陽具，還把自己的孩子當作其慾望的享樂工具。換言之，母親把孩子當作陽具本身，而不是一個歷經閹割而獲得父性法則的擁有陽具的主體。因此，癔症男性無法充分獲得來自父親的陽具性意義。從這個層面上來說，父性功能的缺失讓癔症男性與父之名直接遭到除權的精神病主體呈現出某種程度的一致性。然而需要澄清的是，精神病的父親是一種完全的缺席，癔症男性的父親則是一種缺失的在場。因而不能把癔症男性簡單等同於精神病主體。

在神經症的維度上，癔症男性並不是像一個強迫症主體一樣，去推動作為一個主人能指的父親的死亡，而是以癔症症狀的形式將壓抑物返回，從而去認同父親。例如，癔症男性雖嫉恨父親，但總是藉由壓抑機制將恨轉化為愛，從而像一個女人一樣愛父親。這是因為，癔症男性在面對大他者的慾望時向自身的慾望讓步了。他不願知曉主體的真相，面對閹割的威脅只能以一種退行的方式返回到症狀當中。但從反面來說，主體的退行又在另一個層面上維繫了部分的父性功能。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唐璜式的花花公子，他們總是需要尋求不同的女人來證明自己一息尚存的陽具功能，然而卻無法如同一個真正的陽具男性一樣對自己的慾望負責，因而總是在佔有女性後又迅速將其拋棄。這種將女性放置到作為慾望之因的物件小a而非將其物化並推向死亡的立場讓他在結構的層面上更接近癔症而非強迫症。

總之，決定癔症男性最終導向精神病還是神經症的位置的是其面對有缺陷的父性功能的不同姿態。如果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去認同閹割，那麼部分的父性功能就得以被註冊進主體秩序當中，從而在症狀的呈現上更接近於神經症；倘若面對父親的閹割他採取了強烈的拒絕姿態，而返回到對母性大他者的過度認同當中，那麼他就如同父之名遭到除權的精神病一樣，具備了妄想發作的可能性。

四、癔症存在情境

癔症並非僅僅是一個古老且過時的女性病理症狀，如果遵循著哲學人類學和現象精神病學的立場，它還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內存於人格結構的普遍形式和一種在場的形式主義，從而考察其如何在主體間世界的時空場域中進行轉換和表達。換言之，我們對癔症的理解就從對其病理成因的考察轉變為對其生存感知的質詢。如此一來，癔症就作為一種存在情境而被賦予了新的可能性。

（1）時間性

時間性是現象學研究的一個基本範疇。胡塞爾強調的作為一種內時間意識的內在時間，以及以及法國現象精神病學先驅尤金·閔可夫斯基從柏格森的“綿延”（durée）概念發展而來的“生命時間”（le temps vécu），為精神病學的現象學研究劃定了基本研究主題。在時間性問題上，首先應該區分作為科學和常識的時間以及作為綿延的時間。前者是一種物理性的、鐘錶上的那種可量度和分割的時間，是一種完全遵照固定速率行進的時間。後者則是一種純粹流動的、不可分割的鮮活連續體，是一種從屬於主體性的心理實體。對於作為一種人性存在的主體來說，正是這種綿延的生命時間構成了主體的內時間意識，是其將自身連線向世界，並將世界的形象內投進主觀感知的重要媒介。

在拉康的臨床結構觀中，並不包含一個所謂的“正常人”範疇，而心理學意義上的“正常人”實際上是一種隸屬於神經症結構的主體。由於無論神經症主體抑或精神病主體，實際上都是一種人性存在，因而對其時間性的考察也必然落到生命時間或綿延時間的範疇上。與精神病主體的生命時間完全斷裂或扭曲不同，神經症主體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內時間感知的一致性。然而，由於生命時間的不可分割性和不可度量性，並不能就此認為神經症的生命時間是一種平均流動的心理實體。實際上，主體對生命意識感知的主觀性也決定了生命時間是一種綿延不居的變化體。

作為神經症的最基本形式，癔症在時間性的範疇上最能體現出這種快速流動和不斷生成的過程。癔症是一種極度擅於將生活事件“情境化”的主體，它擁有一整套完全自洽的信念，並在這些信念的基礎上，將一系列孤立的事件聯結成一個情境整體，最後藉以想象界賦予的一致性和連續性功能，建構起一個關於世界的穩定表徵，完全地“投身於世”。在這一建構過程中，一旦舊的信念與現實情況發生衝突，癔症就不斷透過認同和投射等心理機制去生成新的信念來替換掉既有的矛盾信念，從而在一個動態的層面上維繫其關於整個世界的表徵的相對穩定性。由於始終投身在這種動態穩定的情境化世界中，癔症主體的時間流動總體而言快速且順暢，即便偶有擠壓，也會很快會消弭在新興製造的信念浪潮之中。在這裡我們有必要對癔症主體的時間性和精神病結構下的躁狂症主體的時間性做一個區分。通常來說，躁狂症的時間感知也處在不斷流動生成的過程中，但不同的是，躁狂症生成的是每一個提前到來的瞬時（instantané），是不可被整合進主體時間流的粉碎顆粒。用拉康的術語來說，躁狂症無法如癔症一般，藉由想象界賦予主體結構一種連續性和一致性，而是滯留在大量的實在界殘渣當中，其體驗到的只能是一種破碎且斷裂的時間感知。

我們可以在臨床上看到癔症主體的這種時間性的呈現。通常來說，一次傳統的精神分析會談時長往往設定在45分鐘左右。在這一框架下，癔症往往會在一次會談中跳躍性地談及不同主題，並且在會談結束的時候仍然言猶未盡。在這種情形下，分析家和分析者都難以抓住話語的中心主旨，真理被掩蓋在了大量的瑣碎的自由聯想的材料中。面對這一困境，拉康派往往採用彈性時間會談的形式，在無意識剛剛顯露的時刻突然中止此次會談。這樣一來，分析者就能夠抓住無意識真相冒出的時刻，以便在走出分析室後展開真正的分析工作。

（2）身體性

身體性的維度是癔症臨床特質的最典型體現。癔症在其最初始含義上指的就是那些無明顯器質性病變而產生的極度誇大的情緒反應以及痙攣、抽搐、暈厥、感覺麻痺等軀體症狀。即便往後隨著精神病理學以及精神分析的發展，癔症的概念逐漸被前者改造為“分離轉換型障礙”，被後者擴大為一種普遍的神經症結構，但對該範疇的臨床描述中最典型的當屬其“戲劇性”的特質，亦即情感和身體上的誇張化反應。法國精神分析學家Nasio認為癔症的身體症狀學可被總結為生殖器官的抑制（包括早洩、陽痿、性冷淡、性厭惡等），以及非生殖器官卻極度性化，感受到持續的性興奮。這是對癔症身體性維度的戲劇性特質的精準表述。

這種戲劇性是建立在壓抑-轉換的基本心理機制的基礎之上的。具體來說，癔症的慾望總是與大他者聯絡在一起，並且總是以否定的方式表達出來。因此，朝向他者的慾望就以壓抑的方式進入無意識，再透過身體的層面上表達出來。由於作為一種心理能量的驅力總是以性化的方式呈現，對它的否定轉換到身體層面上就表現為一種生殖器官的抑制和非生殖器官的性化。這樣一來，我們就得以在臨床上觀察到諸多癔症性的身體症狀：非器質性的性冷淡或性厭惡，或者非倒錯性的戀物癖等。

從現象學的角度上來看，癔症對身體性的否定實際上是由於完全割裂了“我所是的身體”和“我所有的身體”之間的差別。換言之，身體（corps）成為了與存在絕對相異的肉身（chair）。通常來說，人的主體和自我從映象階段開始就已經得到區分。自我以身體作為媒介，裝填著主體的存在。由於自我和主體的不對稱性，主體也就成為了一個異化主體。而在癔症身上，這種相異性被延展到了極致，自我成為了一個完全被他者命名的空殼。因此，當癔症由於生活事件的變故而遭受到來自主體存在最深層的動盪時，就完全淪為了他者享樂的工具。這種指向他者的慾望急欲尋求被他者命名，而一旦遭到否認，就完全喪失了自我在世界上的立場，從而表現得極度誇張而近乎瘋狂。從臨床症候學的角度上來看，癔症誇張性的身體表達確實接近於精神病發作時的景象，但二者畢竟不同：精神病的發作是一種完全脫離現實的妄想，而癔症性的誇大則以現實為根基。然而現象學家Capelier指出，在這種危機制造的縫隙中裝填的反而才是本真。癔症最終依附於其生存的直接性，在喪失的那一刻暫時連結向了自我。換言之，癔症在發作的那一刻如同精神病主體一般做出了反異化的嘗試，從而得以觸碰到了實在界。

（3）情感性

癔症在情感性的維度上主要表現為矛盾心緒（ambivalence）。矛盾心緒指的是在和同一個物件的關係中，同時存在相互對立的傾向、態度和感覺，特別是愛與恨。從精神分析的客體關係理論來看，矛盾心緒是嬰兒從偏執分裂心態走向抑鬱心態的必然階段，他開始將對作為客體的母親的非好即壞的判斷逐漸整合為愛與恨並存的矛盾心態。這一轉變意味著，嬰兒在對客體關係的認知上打破了自我中心主義式的全能幻想，而開始能夠以一種第三人稱視角多角度地、客觀地認知和評估自身與客體及外在世界的關係。這是一個獨立主體形成的基本標誌。

癔症並非主體性建構的失敗，毋寧說是主體性發展矯枉過正的結果。因此，作為主體性建構的重要標誌，矛盾心緒是癔症主體在情感性維度上的基本呈現。但與一般性的神經症主體不同，癔症的矛盾心緒並非對客體關係的客觀化和整體化的認知，而是一系列尚未完全整合和內化進主體情感的相互拮抗的矛盾情緒的總和；但又不同於呈現出偏執和分裂樣態的極化情緒（例如被愛妄想或迫害妄想）的精神病主體，癔症主體的心緒是多維度的、簇狀的。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癔症主體在情感性上往往表現得誇張且善變，在欣喜若狂與勃然大怒之間可以無縫切換，對客體的愛與恨也往往只發生在一念之間。

在現象學家舍勒看來，愛和恨的情感交織實質上是源自於愛的本質無限性與愛的自然限制之間的矛盾。換言之，恨源自於愛的無限欲求得不到迴應和滿足：恨無時無處不是我們的心靈和性情對破壞愛的秩序的反抗。因此對舍勒來說，愛優先於恨，任何恨的行為都以一種愛的行為為奠基。也就是說，愛即是恨。當癔症對待客體的情感由愛轉恨或者相反時，並不需要找到充足的理由，因為對癔症來說，愛和恨從本質上來說不過是一體兩面，都是主體朝向大他者的慾望在情感性上的表徵而已。

（4）主體間性

精神分析學家Nasio認為，癔症的這種主體間性特質主要表現為其在關係中總是尋求一種永不滿足的自我。癔症總是不自覺地在與他人的情感關係中賦予一種無意識幻想的疾病邏輯。在這種幻想中，它扮演著一個不幸的受害者角色，因此始終對他人以及這段關係不滿。它試圖透過這種持續性的不滿來減輕自身的焦慮。因為不滿意味著它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因滿足享樂而帶來的危險。癔症總是將極致的享樂理解為一種因亂倫或死亡而帶來的痛苦；而這種享樂的後果便是變得瘋狂和存在的消散。因此可以說，正是這種對享樂的恐懼構成癔症的永不滿足的自我的根源。

在現象學的立場上，癔症的這種不滿足的自我表現為它透過視覺性和聽覺性的滲透，去佔據公共空間的全部位置。換言之，在主體間的公共場域中，癔症總是試圖不斷逾越主體間的界限，侵佔他者的空間。對它而言，這種侵佔的全部意義便是為了獲得他者的認可，因為只有這樣，它才能夠在主體間的場域中錨定住自身的存在位置。現象學家Rojas Urrego強調相遇和在場的聯絡：它們共同存在，相互包含。對癔症來說，這種相遇正是一種展示的時機，是將自己的獨特習慣、態度和風格呈現給世界，獲得世界和他者的承認，並以此呈現出主體在場的絕佳機會。用拉康的話來說，主體的慾望是來自大他者的慾望。這樣一來，主體性的建構就圍繞著大他者的慾望進行，被大他者的話語所異化。而對於癔症來說，這種異化是更加徹底的，它始終致力於將大他者的慾望神聖化，並試圖讓自己成為一個特殊的客體，以能為大他者所慾望，並最終透過成為大他者的慾望物件來掌控大他者。這便是癔症的享樂（jouissance）之道，亦即，在一種主體間的慾望關係中，始終維繫一個不斷追求和索取的張力，因為這樣一來，她就成功地佔據了他者的客體小a的位置，成為了一個永遠被慾望，且永遠不滿足的客體。

五、癔症的心理治療

癔症的症狀是功能性的，因此心理治療佔有重要的地位。心理治療中，注意建立良好的醫患關係，給予適當的保證，忌諱過多討論發病原因；檢查及實驗室檢查儘快完成，只需進行必要的檢查，以使醫生確信無器質性損害為度。

（1）個別心理治療

首先詳細瞭解患者的個人發展史、個性特點、社會環境狀況、家庭關係、重大生活事件，以熱情、認真、負責的態度贏得患者的信任。讓患者表達、疏洩內心的痛苦、積怨和憤懣。醫生要耐心、嚴肅地聽取，稍加誘導，和患者共同選擇解決問題的方法。

暗示治療是治療分離轉換性障礙的經典方法，特別適用於那些急性發作而暗示性又較高的患者。暗示治療的包括覺醒時暗示、催眠治療、誘導療法等。

（2）系統脫敏療法

系統脫敏療法是行為療法之一。透過系統脫敏的方法，使那些原能誘使此病的精神因素逐漸失去誘發的作用，從而達到減少甚至預防復發的目的。

（3）分析性心理治療

醫生可採用精神分析技術或領悟療法，探尋患者的無意識動機，引導患者認識到無意識動機對自身健康的影響，並加以消除。主要適用於分離性遺忘、分離性多重人格、分離性感覺和分離性運動障礙。

（4）家庭治療

當患者的家庭關係因疾病受到影響，或治療需要家庭成員的配合時，可採用此方法，用以改善患者的治療環境。

丁俊貴

2022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