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緒山：唐高宗與景教徒
本文轉自：光明日報
作者：張緒山，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唐代傳入中國的景教，原為流行於敘利亞和兩河流域的基督教派別之一。其創立者聶斯托裡（約380—451年）因主張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分離說而於431年被判為異端，其信徒遷入波斯境內活動，以醫學、天文等技術服務於波斯宮廷。貞觀九年（635年），景教由中亞進入長安，受到唐太宗的優禮相待；而入華景教徒亦極力施展其長技效力皇室，創造對己有利的傳教環境，由此而形成雙方的密切互動。
一
劉肅《大唐新語》曾記載下面一則史事：
高宗末年，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則天幸災逞己志，潛遏絕醫術，不欲其愈。及疾甚，召侍醫張文仲、秦鳴鶴診之。鳴鶴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則愈矣。”則天簾中怒曰：“此可斬！天子頭上豈是試出血處耶？”鳴鶴叩頭請命。高宗曰：“醫之議病，理不加罪。且我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決矣。”命刺之。鳴鶴刺百會及朏戶出血。高宗曰：“吾眼明矣。”
此事因與皇帝有關，故為正史所載。《舊唐書·高宗本紀》繫於永淳二年，《資治通鑑》繫於弘道元年。永淳、弘道都是高宗的年號，實為同一年即683年。
高宗疾病之治療涉及兩個有意思的問題，一是醫者秦鳴鶴採用的醫療技術的來源，二是秦鳴鶴本人的身份。秦鳴鶴治療高宗眼疾採用的似乎是穿顱術。穿顱術在中國可以追溯到很久遠的時代。《三國志·魏志·華佗傳》記載，三國時代神醫華佗曾為曹操實施過穿顱術，“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瘥”。針鬲，即以針刺橫膈膜的穴位。但高宗所患疾病伴有失明症，不同於曹操的頭痛病。秦鳴鶴實施的穿顱術，其目標似在高宗之眼病即失明症，有別於此前流行的醫治頭痛之術。這種治病方法不見於前代典籍，說明它應該是一種新醫術。
這種新醫術從何而來？《新唐書·西域傳》記拂菻國：“有善醫能開腦取蟲，以愈目眚。”《新唐書》所記取自《通典》，《通典》所記來自杜環。751年唐將高仙芝所率軍隊於中亞的怛邏斯與阿拉伯軍隊發生戰爭，遭受敗績，大量唐軍士兵被阿拉伯（大食）軍隊俘虜，杜環亦在其中。他在地中海東部遊歷十餘年後於762年返回中國，撰成《經行記》記載其遊歷見聞，其中明確記載：“大秦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大秦”一名多見於漢魏史冊，指羅馬帝國，尤其是其地中海東部疆域，“拂菻”多見於隋唐史冊，指東羅馬帝國即拜占庭帝國。《經行記》雲“拂菻國……亦曰大秦”。8世紀中葉以後，唐人已知“拂菻”與“大秦”實為一國。
《經行記》所記載的“開腦取蟲”醫術即穿顱術，是希臘古代醫學中的著名醫術，在地中海東岸地區久已流行。出生於愛琴海科斯島的希臘著名醫生希波克拉底在西方世界被譽為“醫神”，早在公元前5世紀（約前420年）就在著作《論視覺》中記載眼睛失明的治療方法：“當眼睛毫無顯著病症便失明時，應切開顱骨，將腦軟組織分開，穿過顱骨使產生的液體全部流出。這是一種治療方法。以這種方法治療，病人便可治癒。”所謂“目眚”可能是由於腦部腫瘤或血栓所致，而“開腦”所取的“蟲”則出乎杜環的想象。高宗治療眼疾所採取的應是來自希臘羅馬的穿顱術。
二
為高宗治病的關鍵人物秦鳴鶴是否為景教徒？學術界存在爭議。以典籍記載而論，其為景教徒之可能性很大。除了杜環見聞並記載的“大秦善醫”這個事實前提外，在華景教徒（即大秦醫生）善醫眼疾並非個例。《李文饒集》卷十二記載，大和四年（830年），南詔攻入成都撤走後，任成都尹的李德裕清點戶口，“蠻共掠九千人，成都郭下成都、華陽兩縣只有八千人，其中一人是子女錦錦、雜劇丈夫兩人、醫眼大秦僧一人，餘並是尋常百姓，並非工巧”。在南詔所俘工匠中，“醫眼大秦僧一人”之所以被特別提及，是因為他屬於當時罕見的“工巧”。景教徒在中國境內常被稱為“大秦僧”。此例說明從事醫療職業、精於眼疾治療應是景教徒群體的專長技藝。
《大唐新語》和《新唐書》稱為高宗醫治者為侍醫張文仲、秦鳴鶴二人，而《舊唐書》與《資治通鑑》獨稱秦鳴鶴一人，這種記載上的差異顯示，秦鳴鶴乃高宗眼疾治療的主導、醫術不凡的一代名醫。但怪異的是，秦鳴鶴之名除此一處得見外，再不見經傳，事蹟全無；而張文仲卻是名留青史，與李虔縱、韋慈藏同以醫顯名，《舊唐書》有傳。其中原因何在？最大的可能是，會昌五年（845年）武宗禁絕外夷各教以後，他的景教徒身份成為禁忌，其名隨之歸於沉寂。
另外，秦鳴鶴的“秦”姓也頗含意蘊。雖然歷史上“秦”姓未必都是外族血統，但來自大秦（羅馬帝國）的人員多以“秦”為姓，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孫權黃武五年（公元226年），大秦的一位商人自交趾（今越南）來到建康（今南京），在中國文獻中留下了“秦論”的名字。中國歷史上，歸化中國的外國人多以其母邦為姓，這種習慣在唐代尤為盛行。漢魏史冊視“大秦”為制度完備、文章華美的理想國度，甚至稱大秦人“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衣服車旗，擬儀中國”。景教徒久居中國，獲知此類對己傳教活動有利之資訊，必甚重視之，以其為獲得唐朝廷與民眾之認同的捷徑，以母邦為其姓而善加利用，進行自我宣傳。秦鳴鶴以“秦”為姓，顯有彰示其“大秦”國人身份的意涵，而“鳴鶴”一名則可能轉自敘利亞語讀法，教徒中以此為名者不乏其人。
景教入華之初，以“波斯經教”見稱，一個多世紀後，唐朝廷獲悉“波斯經教”乃“出自大秦”，天寶四年（745年）玄宗詔令全國各郡的“波斯寺”一律改稱“大秦寺”，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建立。唐朝廷如此優渥景教，景教徒為皇家效勞而贏得皇室垂青，想必是重要原因。換言之，治療高宗眼疾是景教徒在中國從事醫療活動的一次重大實踐，是景教徒在中國境內以醫術助力傳教的例證，在傳教策略上與明清時代的在華基督教團體可謂如出一轍。
三
而高宗疾病醫治過程似還隱匿著更多細節。高宗自顯慶（656—660年）以後即罹患疾病。《舊唐書》稱“帝自顯慶已後，多苦風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詳決。自此內輔國政數十年，威勢與帝無異，當時稱為二聖”。《新唐書》記載“高宗自顯慶後，多苦風疾，百司奏事，時時令後決之，常稱旨，由是參豫國政”。《資治通鑑》記載更詳：顯慶五年（660年）“冬，十月，上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後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高宗之病至顯慶五年已很明顯，故由武則天協助處理政事。此後高宗的頭風病未見好轉，有加重之勢，遂考慮由武則天攝政。《資治通鑑》記上元元年（674年）：“上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知國政。”
自顯慶至上元元年，高宗罹患頭風病已有十幾載，此間發生過兩起重要事件。一是蘇敬等藥家撰成藥典《新修本草》（一名《唐本草》）。藥典對“底野迦”加以詳述雲：“底野迦，味辛、苦，平，無毒。主百病，中惡，客忤邪氣，心腹積聚。出西戎。雲用諸膽作之，狀似久壞丸藥，赤黑色。胡人時將至此，甚珍重之，試用有效。新附。”二是拜占庭帝國向中國遣使的外交行動。《舊唐書·西域傳》：“乾封二年，（拂菻國）遣使獻底也伽。”乾封二年即667年。這是繼貞觀十七年（643年）拂菻國遣使後的第二次遣使。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於第一遣使所貢獻的赤玻璃、綠金精等物，第二次遣使帶來的是一種藥物（底也伽）。這兩個事件中均涉及同一種藥物，似與高宗疾病隱含某種關聯。
底也伽是希臘羅馬世界的傳統藥方，發明甚早。有人認為公元前4世紀約旦城的希臘人、醫生安德魯馬庫斯，在希臘馬其頓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波斯、印度之際創制此藥，其目的是用於被毒蛇咬傷後的解毒；也有人認為是公元前1世紀黑海南岸本都國王密特拉達特的御醫加耳透阿斯所創。據羅馬博物學家普林尼記載，這種藥劑由六百種不同原料混合而成，但其主要成分是鴉片。羅馬名醫蓋倫改進底也伽配方，此藥又被稱作“蓋倫丸”。蓋倫曾以此藥為羅馬著名的馬可·奧勒略皇帝治療頭痛病。在羅馬帝國時代，底也伽被視為“萬用藥方”，用於治療慢性頭疼、眩暈、耳聾、中風、視力差、嘶啞、咳嗽等疾病。拂菻使節向唐朝皇帝貢獻底也伽，不是尋常之舉，最大的原因應是皇家所需。蓋域外使節向皇帝進獻奇珍異寶、稀見方物，乃屬正常；若非皇家所需，貢獻藥物實為中國文化傳統所忌。由此我們推測，其中隱秘的真相可能是，高宗患病多年求藥醫治，景教徒想到了古希臘的傳統藥方，認為底也伽可以醫治皇帝疾病，建議高宗服用。高宗長期飽受頭痛折磨之苦，在中醫治療不見效果的情況下，決定試用。這一訊息由景教徒傳回拜占庭帝國，遂有拜占庭使節貢獻底也伽之事。與此同時，蘇敬等醫家奉敕編撰《新修本草》，對底也伽獲得了更多新知識，並將這些知識寫入了新藥典。《新修本草》所謂“新附”即新加入的知識，應來自景教徒所作的介紹。
底也伽雖然可以減輕高宗的頭痛之苦，但在根本上不能治癒其頑疾，故其病情仍在加重，以致發展到“目不能視”。《資治通鑑》記高宗弘道元年：“十一月，丙戌，詔罷來年封嵩山。上疾甚故也。上苦頭重，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秦鳴鶴的診斷是“風毒上攻”。所謂“風毒上攻”或“風上逆”，乃是中國傳統醫學的說法，可能是中國史官記載此事時借用的固有之詞，其實應是腦瘤或腦血栓壓迫視覺神經造成失明。秦鳴鶴採用希臘羅馬世界流行的針刺法為高宗實施手術治療，使腦瘤或血栓暫時消失，病情得以緩解，高宗短時間內產生“吾眼明矣”的感覺，但腦瘤或血栓病灶不能徹底清除，遂於十二月駕崩於洛陽貞觀殿。來自希臘羅馬世界的殊方藥物底也伽，以及景教徒實施的醫療，雖沒有治癒高宗的疾病，但顯示了景教徒以行醫助力傳教，竭力接近皇室，以獲取傳教方便條件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