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永淳：自我迭代進行時
2015 年 9 月 2 日是我的最後一期節目。在那之前，我和夫人向我的父母做了一次彙報，告訴他們，我已經向組織上提出申請，離開中央電視臺。兩位老人的反應出乎我的意料。他們非常平靜地說 ：“既然你做出了決定，一定有你的理由，我們支援你的決定。並且你要知道， 外人都羨慕我們， 有你這樣的兒子。但是作為家長， 每一天看電視， 都在為你提心吊膽， 特別害怕你犯錯。現在， 我們這顆懸著的心終於可以放下了。”
可能每一個播音員以及他們的家人，在心底裡都有這樣一個最樸實、最真實的想法— 害怕犯錯。《新聞聯播》對播音員的要求是最為嚴苛的，要講求客觀，講求準確，而且客觀和準確的程度要達到極致。
我曾向羅京老師請教過一個疑惑。過去我主持《新聞 30分》，在開場時都會說 ：“觀眾朋友中午好，歡迎您收看今天的《新聞 30 分》節目。”可是羅京老師在播《新聞聯播》的時候，每次開場都說“各位觀眾晚上好”。為什麼不是“觀眾朋友”呢？羅京老師告訴我 ：“收看節目的人，我們無法判斷他是不是我們的‘朋友’，所以用‘各位觀眾’來形容這個群體是最為客觀的。”
這就是客觀到極致的表達，不帶有任何感情色彩。這就是《新聞聯播》的價值追求，幾代新聞人一直在堅持。
我是一個“逃兵”，離開了那個平臺。離開的原因與家庭有關，也跟個人有關。家庭發生了變化，夫人的一場疾病，讓我們重新去思考自己所面對的生活。個人原因，主要是自己越來越多地被夫人和孩子提醒，他們批評我“不接地氣”“嘴尖皮厚腹中空”。當然這裡有一些家人之間的揶揄成分，但是我也在反思。
在央視工作的二十年，我從一個對新聞懵懂無知的孩子， 漸漸走上主播臺，再到《新聞聯播》，不知不覺地，變得自以為是起來。自以為了解權威資訊，自以為可以高屋建瓴，誇誇其談，越來越少地進入社會生活，體味人間百態，確實有些不接地氣。
而家人的提醒和生活的變故，讓我重新思考，該怎樣對自己有一個準確的認知。
我跟在座各位同學一樣，也曾年輕過。1989 年，考入了南京中醫學院，學針灸專業。當時懷揣著一個夢想，希望能夠回到家鄉，治病救人。
1994 年，即將畢業的時候，面臨著就業的壓力，針灸專業的學生不太好分配。儘管曾經的夢想是回到家鄉，但那個夢想已經不太現實、不復存在了。我們都希望留在省城，我還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1994 年 3 月，我在實習過程中，每天晚上堅持去圖書館讀書讀報。其中一份電視報上刊登的一小塊招生簡章—北京 廣播學院招收新聞專業節目主持人方向的第二學位學生—讓 我看到了新的機會。
我在大學裡擔任過校學生會主席，組織過很多社會活動， 也在江蘇人民廣播電臺的文藝臺做過兼職主持人，得到了一些肯定。幾乎就在看到招生簡章的那一刻，我就下定決心，要去北京繼續上學。
1994 年考入北京廣播學院，到 1995 年成為中央電視臺的實習生，真的就像做夢一樣。二十年，我並不完美，但我希望自己能夠不斷修正自己，逼迫自己進行迭代。我所認為的“迭代”就是接納並不完美的自己，並且主動地去修正各種 Bug， 去進行自我升級。
新聞的力量源於新聞人的敬畏之心
決定報考北京廣播學院的時候，家裡不算很支援。我父親說，家裡供養兩個大學生—我和我弟弟—壓力已經很大。我明明已經畢業了，可以掙錢幫補一下家庭了，為什麼還要去讀書？我媽媽的觀點是，既然我已經做出了這樣的選擇，就由我去吧，她只提一個建議 ：不要後悔。
我不僅沒有後悔，而且特別感恩這樣一次自我迭代、自我挑戰的機會。先進入北京廣播學院，才讓我有機會在 1995 年進入中央電視臺，參與創辦《新聞 30 分》這個節目。所謂“少年心事當拿雲”，當年的我像一張白紙，懷著滿腔夢想和熱情來到央視，在那個大的平臺上，獲取了無限的能量和成長的空間。每天早上 8：00 開始參與編輯節目，中午 12：00 參與直播，12：30 直播結束，我們一邊吃工作餐，一邊開編後會，討論今天的節目。14：00 又會接到任務，到街頭去進行採訪。1995 年，我第一次做採訪，是參與追蹤報道“面的拒載”。“面的”是 20 世紀 90 年代的一種計程車，遍地都是，10 塊錢 10 公里，非常便宜便捷，但是經常會因為種種原因不停車、不拉客，甚至甩客。當時，做這個新聞的由頭就是有一位老年人被“面的”拒載甩客，造成重傷。我們要透過追蹤報道，分析拒載背後的深層次原因。我們往往只看到事件的表象， 而不知道事件的真相 ；往往只看到區域性的真實，而看不到整體的真實；往往只看到相對的真實，而看不到絕對的真實。
記者的使命就是要努力挖掘，努力透過表象找到背後的真相，來還原，來呈現。也正是那些連續追蹤報道，讓我對新聞這個行業有了更深刻的認知。這份認知就是敬畏之心。
第一次感受到新聞的力量，是 1995 年 10 月，我去河南鄭州採訪了楊宏偉。那年夏天，他剛剛參加了高考，成績比重點院校錄取分數線高出不少，夢想著進入蘭州大學或鄭州大學。可是這兩所大學都因為他“相貌醜陋”，將之視為“身體殘疾”，從而拒絕錄取。
我們的報道題目就叫《貌醜能不能上大學》，這篇報道受到了領導的關注，也受到了全社會的關注。在全球，可以說我們的社會糾偏能力是數一數二的，很快，楊宏偉的命運改變了，他被蘭州大學補錄進去。是我們這一組連續報道改變了一個人的命運，也讓這樣一個社會現象得到了關注。
是因為我厲害嗎？不是。是因為央視這個新聞機構有影響力，有傳播力。這份力量不屬於任何一個個體。新聞媒體的力量在西方被稱為獨立於行政、立法、司法的“第四種權力”，並且對前三者起到監督和制約的作用。作為媒體人，尤其要把握好自己，要對這份權力充滿敬畏。
正因為有了這樣一個基本認知，我在 20 年職業生涯中， 從未間斷過深入一線，包括作為《新聞聯播》的現場記者，親自鑽進下水道，探訪北京的排水工程，報道為何雨季來臨時， 城市總是面臨著被淹的風險。唯有如此，才能讓自己不與時代脫節，知道社會到底需要什麼，我們應該報道什麼。
記得“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開通之後，我的前同事張越分享過一個故事。她隨著慰問團來到偏遠地區，問當地的老大媽：“現在在家裡就能看電視、聽廣播了，您覺得怎麼樣？”你們知道這位老大媽是怎麼回答的嗎？她說 ：“以前不知道這麼多資訊，活得挺安然，挺淡定。現在在電視上看見人家過的日子，一對比，死的心都有。”
我的同事當然會對老人有些勸慰。但是，這就是社會的現實。新聞人不去一線，如何能夠感知到社會的變化、人們真實的所思所想？這樣的探究和成長是無止境的。我們做創業、做報道，都是希望懷著一顆赤子之心，不僅僅做自我迭代，還希望能夠幫助更多的人，一點一點地實現社會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