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後主詞對詞境開拓和詞格提升有什麼意義？
李後主，世人向來尊為千古詞帝，言此人愛好詞章，又身為一代帝王，為帝王作詞中的佼佼者。然則李後主之所以身為詞帝，更在於他對“詞”的貢獻。如同沈際飛說：“後主、煬帝輩， 除卻天子不為， 使之作文士蕩子， 前無古， 後無今。”
對此，王國維曾有更精確的評價：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逐深，遂變伶工之詞為士大夫之詞。這樣看來，後主的詞不僅藝術價值頗高，而且在詞的形成和提升上有著無可替代的價值。
後主詞以亡國後為佳，是謂“史家不幸詩家幸”。後主將一腔亡國哀思寄寓詞句之中，更顯功夫。
李煜詞句中的亡國之情
要論及李煜詞作中的深切情意，首先就要面臨一個問題，即，他為什麼選擇了詞來作為自己言情的載體？要知道，五代時，詞是小道、豔科，後蜀歐陽炯《花間集序》論詞的功能道：“有綺筵公子， 繡花佳人， 遞葉葉之花箋， 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 拍按香檀。
不無清絕之詞， 用助妖嬈之態。”又有所謂“詩以言妻，詞以贈妾”的說法，因此若干年後蘇軾一首“十年生死兩茫茫”單論文體也驚起一灘鷗鷺。
自五代到北宋初，士大夫或有以詞贈姬妾娼妓的，卻並不因此自矜，此時的詞還是不入流的文學創作。而後主身為帝王，以此聞名甚至屢有佳作，是自輕了。
但是，也就因此，以詞寄寓亡國之恨，反而是安全的，猶如後世屢屢以女寫男來規避文字獄一樣。那時如果宋室以詞罪人，只會影響到趙宋的形象甚至合法性，徒遭恥笑而已。這也是李煜敢於在詞中寄寓幽怨的原因之一。
李煜的後期詞作，開頭便是無窮無盡的亡國之情，然而這種亡國之情表達起來卻並不單調，頗有九曲迴環之感。
首先是故國之思與去國之恨。《長相思》中寫道，“一重山，兩重山。山遠天高煙水寒，相思楓葉丹。菊花開，菊花殘。塞雁高飛人未還，一簾風月閒。”
後主言明自己與家鄉是山遠天高，無緣再見了，相思之情染紅了楓葉，分明一腔碧血丹心；菊花開了又敗，不僅使人感到時光飛逝的無情，還有“明日黃花”之嘆，而塞雁尚且能夠南渡北歸，自己卻“人未還”，更顯孤寂。
此時後主作為南人，卻以塞雁自比，歸處不同，也與王摩詰“徵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最終以“一簾風月閒”作結，蓋風月乃自然事物，無悲無喜，風月常在，人事俱非，更添一重寂寥絕望。
其次有對家國故人的思念關心和對自身境遇的傷感。《破陣子》寫，“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
開頭是對故鄉家園的想念，一轉變為對過往紙醉金迷生活的懷念，又雜些許自嘲，以沈腰潘鬢極言憔悴，更添悔恨。如今倉皇辭廟，歸為臣虜，亡國辱身，辱之極矣！彼時垂淚對宮娥處，這“宮娥”，也並非實指，而是“靜坐說玄宗”的宮娥，是“只是朱顏改”的宮娥，是他過往帝王生活的見證。
再次還有對過往人事的愧疚和對人生的思考。《烏夜啼》寫， “昨夜風兼雨，簾幃颯颯秋聲。燭殘漏斷頻欹枕，起坐不能平。世事漫隨流水，算來一夢浮生。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
狂風驟雨的夜晚愈發引起他的思緒，於是借酒消愁，最後半醉半醒、半夢半醒，悔恨自己的昨日荒唐，然而世事漫隨流水，無法挽回，只好就此醉去，算來一夢浮生。
這些寄寓亡國之情的後期詞作與他的前期詞風有很大不同。以“異國非所志，煩勞殊清閒。驚濤千萬裡，無乃見鐘山。”為例，雖然此詩名為《亡後見形詩》，然而文體為詩，直說“異國非所志”，且其中情感雖然有憂愁鬱煩，卻無哀婉悽絕處，疑為亡國之前所作。
亡國之後，他的境遇為之一變，詞作也褪盡之前的脂粉氣，變得“言近而旨遠， 詞淺而義深”，使他自己的詩詞水平得到昇華。以詞言情，固然是寄人籬下、仰人鼻息的無奈，然而也正是他這些亡國之後的作品，使詞的創作迎來一陣新風。
後主詞在詞的開拓中的作用
前面已經提到，詞在五代到北宋是“小道”，不僅被人看輕，而且為人所不齒，如果身居高位而正經作詞，甚至是一種“黑歷史”。《南唐書》卷六《女憲傳》記載：小周後自昭惠殂，常在禁中。
後主樂府詞有“釵襪下香階，手提金縷鞋”之類，多傳於外。至納後，乃成禮而已。翌日，大宴群臣，韓熙載以下皆為詩以諷焉。小周後未成為皇后之前常與李煜在禁中廝磨，後主作豔詞傳於外，人不見怪，然而一旦納為皇后，群臣馬上諷諫，可見詞體之卑。
那麼後主之作詞，以王國維看來是“變伶工之詞為士大夫之詞”，後主之對詞的開拓所做的貢獻也在其中了。
首先，後主詞為詞的書寫提供了另一種可能，使詞的內容突破了男女之情、風月故事而變為可以直接書寫士的痛苦和更宏大的思考，“境界始大”。
尤其是後主之後，頗有一批詞人受此啟發，於逆境時棄詩作詞，委婉表達自己的心境而又能規避風險，免於猜疑。當越來越多的詩人將詞引以為精神的烏托邦，詞也就從伶工之詞轉為士大夫之詞，其中或有風月閒愁，也成為“香草美人”式的一貫表達。
其次，後主詞的審美價值也一貫被人認可。在宋文人中，蘇轍稱其“淒涼怨慕”， 李清照贊其“文雅”“奇甚”， 皆可看出宋人對李煜詞的欣賞，在柳永之前，李煜詞受到了眾人的模仿和欣賞。即使這種審美價值主要是遣詞造句的功夫，也可見李煜詞影響之廣了。
第三，從情感上講，抒發情感的主體這時候發生了轉變，從為他人言情的“伶工之詞”，變為抒發胸臆的“士大夫之詞”。後主以詞言情自不必提，而在他之前的詞往往辭藻追求華麗，於情卻虛浮。
胡應麟說，後主一目重瞳子， 樂府為宋人一代開山祖。蓋溫、韋雖藻麗， 而氣魄傷促， 意不勝辭， 至此君方是當行作家， 清便宛轉， 詞家王、孟。
這就是說溫、韋的詞辭藻華麗然而氣韻不暢， 內容貧乏，相比之下李煜詞卻一氣呵成，清便婉轉。
這是當然的，後主之前，詞的主體和內容都圍繞伶工娼妓之類，然而不是他們自己所做，是出於文人之手，難免不真，而且有想當然的虛幻、猜度的可能，這樣詞中的就不是這些人本身，而仍然是文人眼中的他們。自從李後主之後，這種代他人言情的限制被突破，詞語的情感表達就更真切了。
明人甚至對他推崇備至，說後主是“宋人開山祖”，是“詞之正宗”，這種評價也需要歷史地看待。
第四，從表現力上看，胡適認為李煜詞是“歌者之詞”， “抬高了詞的意境， 加濃了詞的內容”，這就是說詞在此之後更加地具有了表現力，所謂“曲子詞之有真生命， 蓋自後主實始發揚。”又是一重突破。
除此之外，後主對於詞的地位自卑而尊也有一定的影響。從伶工之詞變為士大夫之詞，是“詞體詩化”的預演，文體上有了提升，詞格上也有了提升。傳統詩學觀認為詩言志， 詞言情， 後主卻直接用詞抒發內心感慨， 賦予詞體以詩的功能， 極大地拓展了詞語的表現力， 突破了“詞為小道”的傳統詞學觀。
這種“詩化”，就是說賦予詩的真情、詩的功能、進而取得詩的地位。後主使詞能夠託物言志，柳永變曲子詞為長調，蘇軾出婉約入豪放，使詞擺脫曲調的限制，不再“填詞”，詞的境界、意境、品格從此極為開闊。
近人龍榆生說“詩客曲子詞， 至《花間》諸賢已臻極盛。南唐二主， 乃一掃浮豔， 以自抒身世之感與悲愍之懷；詞體之尊乃上躋於《風》、《騷》之列”，此之謂也。
小結
亡國是李煜自身的痛苦，但卻促使他探索詞的更開拓用處。藝祖雲：“李煜若以作詩功夫治國事， 豈為吾虜也。”這是趙匡胤以勝利者姿態作出的點評，而他也確實開拓了自己的精神天地，一派刺骨的胸襟。
用詞，他委婉地寫出自己的亡國之思，卻也從此使詞的意境、境界有所突破和提升，開詞體詩化之先河，成為一代詞宗。
因此應當說，文學和藝術價值之外，李煜之所以在詞的發展史上佔據一席之地，由來並非無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