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上逗人笑，臺下辛酸淚，一個罹患重度抑鬱症的喜劇演員的自白

很多人都喜歡看蝙蝠俠的電影，他與大反派角色“小丑”正邪交鋒的激烈情節，受到很多影迷熱捧。所以，去年上映的電影《小丑》也獲得了熱烈反響，一時成為網路熱點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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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影中，“小丑”亞瑟是一個為人帶來歡樂的小丑，擅長逗人開懷大笑，並立志成為脫口秀演員。但現實中，他屢屢受挫、遭人嘲笑，逐漸罹患重度抑鬱症，並最終發展為反社會人格障礙患者。

影片中“小丑式”的大笑和笑容背後的扭曲心理形成強烈反差，令很多人印象深刻，引人深思。

其實，電影《小丑》的情節並不完全是虛構，喜劇演藝圈一直是精神心理障礙的“重災區”，演員們尤其容易罹患“微笑型抑鬱症”。

曾獲得過3次奧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的美國骨灰級喜劇演員——羅賓威廉姆斯，因患抑鬱症，於2014年8月在自己的寓所中自殺身亡。

同樣曾罹患抑鬱症的喜劇演員還有世界級喜劇大師卓別林、“憨豆先生”的演員羅溫·艾金森，國內“喜劇女王”、開心麻花中的演員馬麗……

為什麼喜劇演員似乎更容易罹患抑鬱症？

有人認為喜劇演員比其他行當的演員挫敗感更強，在演藝圈中的地位也更低。當他們在舞臺上賣力“抖包袱”，觀眾卻不笑時，演員的內心就像掉進了冰窟裡，而且還不能表露出來。

因職業的性質，他們往往需要強顏歡笑、故作幽默，將快樂、陽光視為自己的責任，將自己的抑鬱藏起來，但他們內心的痛苦更是無以復加的。

“開心麻花”的演員馬麗就說過：“喜劇演員在舞臺上帶來歡樂，要讓人開心，但你不知道的是，在舞臺下傷心難過的時候，幾乎沒人能讓你開心。”

如果這是喜劇演員容易得抑鬱症的原因，那又是什麼令他們總是把自己的抑鬱症隱藏起來，害怕被大眾知道呢？

——是抑鬱症帶來的病恥感。

國外一名喜劇、脫口秀演員Kevin Breel曾就這個問題發表過TED演講。他是別人眼中的陽光少年，是學校裡的榮譽學生，但其實他與抑鬱症鬥爭多年，有強烈的病恥感，非常害怕面對真實的自己，更加害怕別人知道自己的“真面目”後會遠離自己。病情嚴重時，他想過自殺。

在演講中，Kevin Breel講述了自己罹患“微笑型抑鬱症“的心路歷程，相信能引起很多抑鬱症患者的共鳴。

對於精神心理疾病患者而言，病恥感是普遍存在的。喜劇演員只是其中一類人群，還有企業家、官員、歌手、高階知識分子等，往往越是有名聲、有社會地位和光環的社會人士，他們越容易陷入“微笑型抑鬱”。

他們迫於人際交往、工作壓力和社會名譽，往往會刻意掩飾真實的感受，故意表現得積極、豁達和樂觀。但如果認真、仔細觀察，往往能發現他們的歡笑帶有一絲僵硬，甚至給人一種做作、誇張的感覺；他們在人群偶爾沉默時，可能會流露出痛苦、悲傷的表情和眼神。

當回到家中，夜深人靜或獨處時，他們內心積壓的負性情緒才會更多地暴露出來。所以通常他們的伴侶、父母能發現更多蛛絲馬跡，比如發現患者失眠、哭泣、在家容易發脾氣等，但親人又很可能以為這只是工作壓力大，緩一緩就沒事了，錯失引導患者接受專業治療的良機。

而長時間的偽裝、不被人理解又會增加微笑型抑鬱症患者的痛苦，令病情不斷惡化。因此，微笑型抑鬱症患者的自殺率極高，且通常很容易自殺成功，訊息一出，親戚、好友都感到非常不可思議，至親之人更是後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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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大家發現親人、好友有以上的跡象，一定要重視，多給予他們陪伴和積極引導。尤其是家長，必須瞭解抑鬱症的本質，絕不能認為孩子是“玻璃心”、“太脆弱”。

父母要意識到孩子的抑鬱症狀背後是疊加性的心理創傷，家長必須加強自我反省、改變和提升，改善家庭關係和親子關係，在此基礎上，再根據孩子被診斷的抑鬱症嚴重程度考慮是否選擇藥物治療，以及是否能找到專業、高效的心理干預資源。

其實，隨著抑鬱症越來越被大眾所熟知，其帶來的病恥感相對來說是較輕的了。雙相障礙、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病”患者的病恥感更加強烈。很多家長帶著孩子上醫院都要躲躲避避，甚至家長用自己的名字掛號，生怕孩子留下“不良記錄”。

患者也很害怕被當成“神經病”、“精神病”，害怕別人的歧視，更害怕身邊親朋好友的刻意疏遠。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如此害怕別人的非議，往往意味著他們自己對疾病的本質和根源也是不瞭解的，嚴重自卑、自責，自己也戴著“有色眼光”看待自己。

所以，社會上對於精神心理障礙的科普化、“去汙名化”仍任重道遠。

希望大眾能意識到，精神心理疾病的診斷只是現行精神醫學的“標籤”。現行精神醫學還有很大侷限性，只能實現症狀學診斷和對症治療，還不能深入地發現問題的本質。因此，某個疾病的“標籤”並不代表患者的全部，更不能決定其一生！大家對待精神心理障礙的患者時應保持善意、理解和尊重。

更希望臨床精神科醫生和精神醫學研究人員能儘早在病因學診斷和高效化干預手段上有所突破，為“去汙名化”奠定基礎，並令所有的抑鬱症患者都意識到這個疾病是可被治癒的，免於恐懼，勇敢地戰勝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