誣陷周文王的崇侯虎，甲骨文洗其冤屈，史記又一記載被推翻

關於崇侯虎，《史記》中說得非常清楚，周文王實行仁政之後，吸引了很多賢者投奔，這時崇侯虎嫉妒周文王，就向商紂王打小報告誣陷周文王：

《周本紀》：“崇侯虎譖（誣陷）西伯於殷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羑里。”

透過這段記載可見，商紂王囚禁周文王的原因在於崇侯虎的誣陷。既然是崇侯虎的誣陷，那麼周文王必然是清白的，商紂王是昏庸的，一個“譖”字就將司馬遷的態度表達得淋漓盡致。

然而，甲骨文卜辭卻顯示，崇侯虎不可能誣陷周文王，因為崇侯虎不是紂王時的人，而是武丁時代的崇國國君。

崇國是一個歷史極其悠久的諸侯國，最遲誕生於帝堯時期，被封在“崇”，夏代《連山易》中記載“鯀封於崇”。

所謂崇地，其實就在如今河南登封嵩山一帶，因為“嵩”是“崇”的異文。鯀是大禹父親，由此來看大禹應該也在嵩山附近。

前些年，在登封王城崗遺址中，考古發現一座1萬平的小城，外面還有一座30萬平的大城，其中小城比大城年代要稍微久一些。同時，戰國土層出土的文物上，清楚地刻寫著“陽城”二字。因此種種跡象表明，這裡就是“禹都陽城”，小城是鯀的，大城是禹的。

也就是說，崇國是夏族建立的諸侯國，大致位於今天嵩山一帶。但在商湯滅夏之後，就將崇國遷到了今天西安西南部的鄠邑區。崇國新地盤，南依秦嶺、北臨渭河，處於渭水平原的中心位置，但也正好處於關隴地區戎狄部族進入中原的咽喉要道。因此，商王將崇國西遷，動機並不單純。

崇國位於邊疆地區，自然經常面臨異族威脅，導致崇國戰爭不斷。武丁時期，商王朝南征北戰，湧現了一批名將，除了沒有被史書記載的婦好之外，還有崇侯虎、望乘、沚戓三人。

甲骨文卜辭記載，崇侯虎備受重用，多次跟隨商王出征，涉及他的記錄高達30多條，是一個維護商朝邊境安定，保衛中原文明的英雄人物。崇侯虎與當時的望乘、沚戓兩人，商王武丁的三大征伐名將。

武丁與紂王相隔了近200年，崇侯虎是武丁時代的名將，自然就不可能誣陷周文王了，因此史記中的記載是對崇侯虎的汙衊。由於司馬遷《周本紀》的資料源於周朝文獻，因此應該是周人對崇侯虎進行了汙名化。

但問題在於：周人為何汙衊崇侯虎呢？其實，可能與周崇的歷史有關。

武丁時期的甲骨文卜辭中，有多條“崇侯伐周”的記載，說明崇侯虎多次對周國進行過征伐與鉗制，讓周人非常痛恨崇侯虎。

到了商代晚期，崇國與周國是西部兩個大諸侯，於是崇國就被商王用以制衡周國，在商朝的挑撥下，導致崇周之間矛盾重重。其中還有一個原因，周國與崇國爭奪夏人勢力支援，周文王的妻子叫“太姒”（大禹姓姒），崇國也是夏代後裔，只要崇國不滅亡，周人就很難整合西部夏人力量。

《周本紀》記載：周文王被釋放之後，征服了山西運城、陝西大荔附近的虞芮二國，接下來接連攻打犬戎、密須、耆國（山西長治）、邘國（河南焦作），臨死前一年才攻打崇國。從地理位置上看，周文王明顯是將實力最強、最難打的崇國放在了最後。

《左傳》記載：周文王圍攻崇國三個月無果，“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落”，即在城外堆土為山，然後藉此破城。可見，周國攻打崇國的過程何等之艱辛，損失估計也很大。

總之，由於崇侯虎與後來的崇國，都給周人造成了慘痛的損失，讓周人深惡痛絕，於是周朝建立之後，就汙衊崇國曆史上的知名人士——崇侯虎，這一過程中可能以訛傳訛，可能還有其他一些原因，最終變成了崇侯虎向紂王進讒言。

可見，誣陷周文王的不是崇侯虎，準確地說應該是“末代崇侯”。與此同時，所謂“末代崇侯”誣陷導致周文王被囚也是無稽之談。

筆者認為，商紂王囚禁周文王的根本原因，不是因為“末代崇侯”的誣陷，而是隨著周國勢力急速膨脹，已經威脅到了商朝在西部的穩定統治，所以就像囚禁季歷（姬昌之父）一樣囚禁了周文王。如果崇國的實力還能制衡周國，相信商紂王不會囚禁周文王。至於文丁殺季歷，而紂王放姬昌，原因在於紂王時東夷造反，商夷戰爭激烈，紂王擔心殺掉姬昌會激反周人，導致商朝東西兩線作戰。

總之，所謂“末代崇侯”誣陷周文王，採用的是儒家春秋筆法，裡面刪除又隱藏了很多內容，目的是塑造周文王的仁義、崇侯的奸詐、商紂王的昏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