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黑學”是在怎樣的時期產生的?其歷史背景是什麼?

“厚黑學”誕生於大變革的特殊的歷史時期,激烈的文化激盪、黑暗的社會現實,特立獨行的李宗吾醞釀和創作出了“厚黑學”思想理論。要客觀的評價和解析“厚黑學”的思想就必須將其放之於它的歷史背景下去解讀,其思想既體現了當時中國社會性質帶來的衝擊和影響,又展現了特殊時代背景下中西學術的對抗與交融。

中西文化激烈對抗的時代選擇

“厚黑學”這一概念正式的提出,最早見於 1912 年的成都《公論日報》,彼時的中國正經歷著變革與反覆、各方勢力激烈角逐帶來的黑暗與動盪。中國各屆有識之士,致力於改變當時中國的面貌,在政治上表現為變革和圖存,在文化上表現為啟蒙和救亡。“厚黑學”思想正是在當代中國文化界啟蒙和救亡的雙層變奏下應運而生。

“厚黑學”是在怎樣的時期產生的?其歷史背景是什麼?

近代西學的廣為傳播

西學在中國的傳播從清代開始大抵可以分作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從宗教傳教士在中國進行傳教活動開始,中西各自在政治、宗教與思想等三方面因緣際會的歷史發展中,共同交錯構成了一個文化場域,西學在清代的中國開始傳播,但這個階段中西文化交匯的程度非常有限。

第二個階段是隨著以“自強”、“求富”為目標的洋務運動的進行,中國開始接納和採用西方先進的生產力和技術,也同時打開了西學的大門,培養了第一批留學生,引入了大量的西學著作、文獻,促進了西學在中國的傳播,但洋務運動的西學引入是傳統儒家倫理架構下的“借屍還魂”,其結果並未觸動封建思想體系本身。

第三個階段,以“中國西學第一人”嚴復和維新派領導人之一的梁啟超打破了 “西學中源”的思想牢籠和桎梏,提倡借鑑西學的先進知識和理論。第四個階段,辛亥革命掃蕩了中國可見的封建制度,推翻了以滿清政府為象徵的、支配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上天之子”、“神之化身”的皇帝被打倒了,“天地君親師”的牌位也被毫不留情地甩進了歷史前進洪流的垃圾堆裡,在客觀上也極大地促進了西學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力,讓“平等”和“民主”的觀念開始深入人心,併為而後的新文化運動埋下了伏筆。最後一個階段是新文化運動對於西學的大量引入和極力推崇,讓中國的“民主”、“科學”的風氣上升到了一個空前的階段和程度。

傳統文化的頑強抵抗

伴隨著先進生產力的西方民主觀念和自然科學知識大量的湧入中國,中國傳統封建文化雖然節節敗退,但仍做出了自己最大程度的堅守與抵抗。從早期的限制傳教士的傳教內容和形式,到洋務運動時期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和“西學中源”等口號不難看出,西學的引用是為了更好地維護封建王朝的統治而服務的。甚至於“變法”、“圖強”的維新變法運動,也未能觸動封建制度和文化的根本。

“厚黑學”是在怎樣的時期產生的?其歷史背景是什麼?

而辛亥革命雖然從表面掃除了可見的封建帝制組織形式,但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導致革命勝利成果被袁世凱竊取,隨著日本強迫中國接受二十一條、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等事件一件接一件的發生,中國的文化氛圍並未得到根本上的轉變,封建舊道德、舊禮教、舊風俗依然盛行,祭天、祀孔照舊進行;納妾、纏足的惡習,坐壇、扶乩等封建活動遍及城鄉。傳統封建文化的勢力依舊盛行,對於西方科學的發展和傳播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同時也為當代的先進學者提供了一個反思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命題和思路。

中西文化的融匯發展

在辛亥革命前後的思想界,出現了堅持以傳統為主的“國粹主義”與以引進西學為主的“歐化主義”並存發展的局面,但在兩種相互對立的思想體系的相互攻訐的同時,將兩種思想進行調和、融匯的思想取向也凸顯出來。一些學者開始思考這種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所帶來的弊端,而開始選擇對兩種表面看來對立的思想體系進行科學的、辯證的整合。

梁啟超在《新民說》中曾說過:“世界上萬事之現象,不外兩大主義:一曰保守,二曰進取。人之運用此兩主義者,或偏取甲,或偏取乙,或兩者並起而相沖突,或二者並存而相調和。偏取其一,未有能立者也。有衝突則必有調和。衝突著,調和之先驅也。善調和者,斯為偉大國民。”梁啟超是戊戌維新運動的領導人之一,主張以西方先進的科學理論來對傳統舊思想進行改造。而在其充滿破壞性的思想體系下,依然保留著學說調和中西文化的基本觀點。就連被譽為“中國西學第一人”、西學的忠實擁躉的嚴復,從戊戌維新時期到辛亥革命時期,其思想也經歷一個由“全盤西化”到懷疑西方文化價值並轉向中西折中的過程。這種調和的論點和看法,對於國粹並不頑固的儲存,卻也認為文化改造不可能在傳統的廢墟上生造出來;對於學界部分人惟新是好的習氣不以為然,認為要辯證地容納西方科學中的相關知識和原則,推動中學的發展。在辛亥革命前後的革命運動中,中國的救亡與革命也為調和新舊、匯通中西提供了一個探索和實踐的平臺,並彰顯了和諧處理中西文化的方法和可能性。在這種

“厚黑學”是在怎樣的時期產生的?其歷史背景是什麼?

就連被譽為“中國西學第一人”、西學的忠實擁躉的嚴復,從戊戌維新時期到辛亥革命時期,其思想也經歷一個由“全盤西化”到懷疑西方文化價值並轉向中西折中的過程。這種調和的論點和看法,對於國粹並不頑固的儲存,卻也認為文化改造不可能在傳統的廢墟上生造出來;對於學界部分人惟新是好的習氣不以為然,認為要辯證地容納西方科學中的相關知識和原則,推動中學的發展。在辛亥革命前後的革命運動中,中國的救亡與革命也為調和新舊、匯通中西提供了一個探索和實踐的平臺,並彰顯了和諧處理中西文化的方法和可能性。在這種思想背景下,中西文化交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