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生態文學作品“保質保鮮”——提升生態文學文學性的東北經驗

原標題：如何讓生態文學作品“保質保鮮”——提升生態文學文學性的東北經驗

層巒潺水鬧，豐稔綠洲嬌。閒臥青雲上，吟風對野樵。（書法） 陳凱月

【生態文學面面觀】

我國當代的生態文學，繼承和發揚了中國新文學參與和介入社會事務的職能，關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面臨的生態危機，探尋生態問題與社會文化的關聯，反思現代文明發展的方案與路徑，具有明確的問題意識和強烈的現實關懷，是有擔當、有力量的文學。

但當下的生態文學也存在一些難解的問題，制約和限制了生態文學的發展。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學性的問題。大量的生態文學作品，致力於生態問題的曝光和預警，題材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作品的影響和價值，但隨著人們對相關生態問題的廣泛關注或生態問題的及時解決，很多生態文學作品的價值也就隨之煙消雲散，難能被人記起和提及。眾多生態文學作品的“保質期”有限，不容易具有持久的藝術魅力，這成為制約生態文學發展的桎梏和瓶頸。如何提升生態文學的文學性，使其具有持久的審美價值，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在這方面，東北的作家們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可以為提升生態文學文學性這樣的問題提供一些經驗和參照。

結構的變化與多樣可以拓展小說的表意半徑

由於生態文學有“生態保護”這個理念作為前置條件，作家在創作過程中，很容易架構出一個二元對立的敘述模式，人物分為保護者與破壞者、受害者與加害者，是非善惡一目瞭然，過程和結局也多可預見。這種敘述模式最大問題是消解深度、容易重複，意義容量難以擴容，使生態文學成為一種可模仿、可複製的型別文學。只要題材有新意，在敘事結構上，作家不用花太多心思，但作品難有實質性創新和突破。

遼寧作家老藤的長篇小說《北障》近期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是一部關注和表現林區生態保護的作品。既往的關於保護野生動物的作品，多在動物保護者和盜獵者或者動物與捕獵者的對抗中展開故事，而《北障》打破了這種二元結構，在警察與獵人、獵人與動物的雙重較量中展開敘事，拓展了小說的表意空間。

小說中，北障森林的胡所長下達嚴格的禁獵令，誓要終結這裡數百年來的狩獵傳統。獵人們表面合作，背地裡卻各有盤算。獵人金虎為了朋友情誼，也為了給愛犬報仇，冒著被逮捕的風險，上山誘捕猞猁。作者寫出了猞猁的兇猛和狡黠，也寫出了獵手的執著和老練，這是一場勢均力敵的纏鬥。誰知一直以來和獵人過招的不是猞猁，而是一隻瘸腿的狐狸。這隻狐狸屢次繳獲獵人投下的誘餌，之後揚長而去，將獵人玩弄於股掌。而獵人要找的猞猁如鬼魅，如精靈，遊弋於林海，潛隱於深山。在這一重“狩獵”的故事中，作者寫出了野生動物的機巧與精明，更表現了大自然的浩瀚與神秘。小說中另一重“狩獵”的故事，是警察和獵手的對決。對於狩獵，胡所長要求嚴刑峻法，而金虎信奉獵人們的傳統與規矩——適可而止，他相信獵人也是林區生態的一部分，獵人按規矩狩獵不影響野生動物的生存。經過多番較量，胡所長最終如願以償，抓到了捕獵的金虎，強硬逼獵人們就範。然而，胡所長保護了林區的自然生態，卻摧毀了獵人們的信任和友誼，還有以信義為標識的獵人價值體系。他將人排斥於生態範疇之外，忽視了生態中人的位置和意義，破壞了林區獵人的人文生態。老藤透過這樣的雙線結構設定，表現了大自然的博大與珍貴，強調了保護自然的觀念，同時他透過小說表達生態保護不是工具理性支配下對資料和指標的簡單恢復，而是在尊重和敬畏自然的同時也尊重人的利益和權利、信仰和傳統，在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調和中，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這樣看來，結構的變化與多樣可以拓展小說的表意半徑，讓小說的內涵更加多元豐富，可以避免或弱化觀念先行所導致的作品的單調與重複。

將人與自然視作一個整體，講述人在自然懷抱中的生活

警示和反思是生態文學要傳達的重要觀念。在這種觀念的制約下，生態文學作品中的人往往和自然割裂甚至對立，人被刻畫為闖入者、破壞者和施暴者，人類豐富細膩的情感難以融入生態文學之中，這容易造成生態文學情感空間的狹窄和審美方式的單一。生態文學不僅可以表現人對自然的侵犯與傷害，表達哀情，唱響輓歌，也可以描寫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將人與自然視作一個整體，講述人在自然懷抱中的生活。

蒙古族作家鮑爾吉·原野筆下的草原，有幽默的羊倌、愛寫詩的獵人、彈三角琴的少年，還有歌唱家鄉的老者、賣頭髮為孩子買黑板的母親和待嫁的姑娘，他讚美草原的秀麗與壯闊，也謳歌蒙古族人的單純與誠實、勇敢與善良，這裡是駿馬和雄鷹的領地，也是蒙古族人的天堂。如果這裡只有芍藥而沒有牧人，沒有對母親的讚美和對祖先的懷念，那這裡就沒有幸福與苦難、歡快與憂傷，只剩下豐茂的草場和奔跑的群狼，那這裡便不是文學意義上的草原，只剩下一片草長鶯飛的荒野和恆久的蒼涼。

黑龍江作家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同樣寫出了人類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小說中，鄂溫克人世代生活在崇山叢林之間，以狩獵為生，以馴鹿為伴，他們接受自然的饋贈，也要面對疾病、雷電等自然帶來的劫難。他們狩獵猛獸，也直面猛獸的威脅與報復，無可避免生命的毀傷。他們處於自然的懷抱和迴圈之中，繁衍生息。他們相信火中有神，不向火中灑水或扔不乾淨的東西。他們也信奉山神，在大樹上刻印山神的頭像，獵人們見到這樣的樹要跪下磕頭，卸彈摘槍。透過鄂溫克人的生活，遲子建不僅寫出了中國北疆的崇山峻嶺、寬流大川，也寫出了林海莽原間，獵手漁人的艱辛與苦難、虔誠與純良。這片山川孕育了鄂溫克人的歷史與習俗，承載著他們的文化和風尚，是他們的懷抱和搖籃。現實中，鄂溫克人接受了這片山川的哺育，但在文學的意義上，是鄂溫克人成就了這片山川。正是由於鄂溫克人的存在，讓這片山川變得鮮活而靈動、神秘而深邃，彷彿有了盼望和期許，有了喜怒與悲歡，使其不再是一片邊陲的曠野，而是一片承載人類信仰的秘境和寄託現代人疲憊靈魂的港灣。

所以說，要提升生態文學的創作水平，推動生態文學作品的經典化，勢必要提升生態文學人物的塑造。沒有成功的人物，就難以成就好作品。在當下不少的生態文學作品中，人物多是概念化的扁平人物。要塑造成功的人物，打破人與自然對立的想象和敘述十分重要，這為人物從某一類觀念的傳聲筒迴歸到作品表現的中心提供了可能。

在行走中行文，在研究中創作，豐富的自然知識增益生態文學的魅力

與科幻文學類似，生態文學要為讀者提供認識世界的功能和價值，所以，生態文學作品的知識屬性非常重要。可以說，知識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了生態文學作品的文學性。在這方面，吉林作家胡冬林的創作比較突出。

胡冬林熱愛長白山，密切關注長白山林區的生態狀況，他曾長期駐紮在長白山的高山密林中，幕天席地，風餐露宿，與猛獸為鄰，與飛鳥為伴，近距離觀察長白山林區的各種生物。他像生物學家一樣追蹤動物群落，分析植物科屬，與獵戶交流，探尋和發現自然的玄機與奧秘。他作品中的生物知識是鮮活的，他在行走中行文，在研究中創作，用雙手撫摸樹林，用腳步丈量山脈，他的文字是生命在山林間的痕跡。他筆下的長白山森林，從土壤到天空，各類昆蟲、游魚、走獸、鷹隼，駁雜而豐富，共同構成了長白山大森林的生態奇觀。他在呈現這些生物的性狀與形態的同時，還分析他們的類目，解說它們的習性，甚至探究它們的進化過程，為讀者打開了生物學世界的大門。

在散文中，胡冬林和讀者分享自己與長白山各類動物打交道的經歷。對於久居深山的他來說，這些動物是他的鄰居和朋友。對於它們的習性和脾氣，他如數家珍。寒冷湖水中的水獺和爪鯢、密林深處的山貓和狐狸、灌木叢裡的紫貂和青鼬、林間枝頭的星鴉和林鴞，他對每種動物的書寫都帶著自己的經歷與記憶。讀這些文章，彷彿就能隨著他一起近距離地觀察和感知這些森林中的精靈，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蹟。有些動物的嬉戲、求偶、狩獵，他親眼得見，並訴諸筆端，比如松鼠大戰林鴞、水獺對陣猞猁、星鴉反擊金雕。有些動物的行為，他未曾見到，但動物們會在森林中留下各種蛛絲馬跡。這時，胡冬林便化身痕跡學家，像偵探索驥、判官斷案，根據動物的齒痕爪印、殘肢斷羽，分析野生動物的玩耍與歡愉、打鬥與搏殺，從而用文字覆盤出當時的場景與過程，還原出一幕又一幕林中大戲。比如根據地上的足印和樹上的抓痕分析青鼬對野豬的獵殺，透過林中的一片雪跡想象山貓一家在雪後初霽的歡樂時光。

胡冬林透過持續而廣泛的閱讀積累知識，然後透過自己的感官驗證或者駁斥這些知識，之後再將其呈現給讀者，讓讀者透過閱讀他的作品欣賞和感受自然的繽紛與玄妙。他對待知識和文學的認真與負責，使作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具有充分的魅力和價值，值得讀者的喜愛和尊重。

（作者：張維陽，系瀋陽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遼寧省作家協會特聘批評家）（張維陽）

（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