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亡於天啟？你可以同情崇禎，但不要低估了那個木匠的智慧

崇禎十七年，甲申，也即公元1644年，闖王李自成攻陷明帝國首都北京，末帝崇禎在景山自縊身死。

大明王朝滅亡了（南明之類的割據政權很難被認為是王朝正朔） 。

崇禎皇帝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由漢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歷經十二世，共十六位皇帝，享國二百七十六年。

自始皇帝嬴政橫掃六合，於公元前221年建立大一統的秦帝國以來，神州大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王朝興衰更替不斷。

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樓塌了，一家一姓的天下，其興也勃，其亡也忽。

縱觀古今，一個朝代的敗亡原因不外有二，一曰外敵，二曰內亂。而倒黴的崇禎皇帝則是兩樣都趕上了。

明朝末期既有外敵入侵，也有內部作亂，滅亡有其必然性。

正因為如此，對於明之亡，不少歷史學家對自殺殉國的崇禎持同情的態度，認為主要責任並不在皇帝本人身上，實在是大明氣數已盡。就算明帝國的締造者朱重八重新上崗，或許也只能讓明朝苟延殘喘十數年，絕對是無力迴天的。

當然，也有不少史家認為明亡的責任還是在皇帝身上，只不過不是崇禎，而是他的前任們。在這一點上，他們的意見同樣是不統一的，有人說明亡其實亡於天啟，也有人說明亡亡於萬曆。

一言以蔽之，明朝滅亡早就埋下了伏筆，朱由檢同志（即崇禎帝）只是個不折不扣的背鍋俠。

應該說，崇禎皇帝確實不太走運， 他接手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更要命的是，因為他原本並非皇儲，所以沒有機會接受過正規的帝王教育，於治國之道其實瞭解不多。

而治國術的教育對於帝王，是很重要的。要知道，他的哥哥天啟皇帝朱由校，可是由大戰略家孫承宗等人親自指導的。

朱由檢同志的人生理想，原本是要做個逍遙王爺。沒想到哥哥朱由校英年早逝、後繼無人，結果把皇位傳給了他。

突然被接班的朱由檢，無論是政治經驗還是帝王之術的學識，都算得上是一窮二白。他又明顯缺乏老祖宗嘉靖皇帝的天賦，沒法子無師自通。

所以，剛一上臺，崇禎皇帝就犯下了一個錯誤，致命的錯誤。

他，除掉了哥哥天啟手下的第一紅人，魏忠賢。

魏忠賢

可能有人要說了，幹掉一個禍國殃民的死太監，不是為民除害麼？怎麼就成犯錯誤了。

這，需要從當時的政治生態說起。

明代自宣宗朱瞻基開始，司禮監的地位大幅上升，直接協助皇帝處理政務。這等於是動了內閣的乳酪。因此，以內閣為首的文官集團與秉筆太監為首的宦官集團之間，一直處於一種對抗的關係。

這顯然是皇帝們所樂見的。他們往往在二者之間大玩平衡術，利用雙方的互相制衡，維持皇帝作為仲裁者至高無上的地位。

毫無疑問，天啟皇帝朱由校，也是個中高手。

在繼位之初，17歲的朱由校對東林黨信任有加。因為，沒有東林黨人的擁戴，他這個皇帝可能會成為李選侍的傀儡。

但是，他很快就發現了東林黨人的一大痼疾。

這些人雖然擺出一副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架勢，實際上乾的卻是黨同伐異、排斥異己的勾當，是朝廷黨爭不斷的罪魁禍首。

他們藉著掌握“京察（明代吏部考核京官的一種制度，每六年進行一次）”之便，把拒絕依附的同僚貶謫出京，甚至罷官奪職。

其結果是“東林勢盛，眾正盈朝”。東林黨人完全把持了朝政，漸成尾大不掉之勢了。

這顯然是不能容忍的，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才能保證皇權的穩固。

但是，高明的玩家是不需要衝鋒在前的，朱由校同志雖然年輕，但卻深諳借力打力之道，自然是不會親自出手的。

他決定啟用一個人，讓這個人，同那些結黨營私的文官們鬥法去。

這個人就是魏忠賢，天啟皇帝奶媽客氏的”對食“，也就是相好。

藉著楊漣等人要求誅殺魏忠賢的機會，小皇帝做了一回叛逆青年，反其道而行之，一舉提拔魏忠賢做了司禮監秉筆太監。

這個秉筆太監，相當於皇帝陛下的秘書長，統領內廷，輔佐皇帝處理政務。

從小混跡街頭的魏忠賢，雖然說不上有多大的才幹，但卻是個人精，對老闆的心思洞若燭火。

當時的朝中，東林雖一黨獨大，卻不是唯一的政治力量。除了他們之外，還有備受其打壓的，以地域凝聚的齊、楚、浙三黨。這三黨互不買賬，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敵人，東林黨。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魏忠賢的第一步，就是拉攏齊、楚、浙三黨，整合資源，形成一股政治勢力。

這股勢力有個不太好聽的名字，閹黨。

閹黨的名字雖然不好聽，但辦事效率還是相當高的。在魏忠賢的正確領導下，他們很快通過幾個大案要案，向東林黨人發起了總攻。

衝在最前面的，是魏忠賢的養子、閹黨五虎之首，崔呈秀。

此人將東林黨人和非東林黨人的名單分別彙集到《同志諸錄》和《天鑑錄》之中，然後按圖索驥，大肆打壓、清洗東林黨人。

之後魏公公又指示手下，借審理“王文彥之獄”的機會，以貪腐之名整死了東林黨領袖楊漣。

楊漣

楊漣此人鐵骨錚錚，官聲一向很好，還為天啟立過大功。但是魏忠賢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捏造罪證處死了楊漣。這是他本人和閹黨飽受世人詬病的一大原因。

不過，從天啟帝這個角度來看，現在東林黨聲勢大挫，基本喪失了興風作浪的能力，魏忠賢應該算是有功之人。

明朝的宦官與漢唐不同，他們對自己的定位異常清晰––-皇帝的家奴。因此他們都謹守本分、從不僭越，唯皇帝之命是從。

對於天啟帝來說，魏忠賢其人基本屬於你辦事，我放心的那一種。所以閹黨雖然勢大，但是天啟皇帝卻並不在意。

更重要的是，耳邊沒了東林黨人的喋喋不休，他可以發展自己的愛好，專心做他的木工活了。

身為大明帝國的最高統治者，居然做起了木匠，不務正業也算是登峰造極了。

這也是後世之人對他頗多非議的一個原因，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不過，對於朱由校來說，皇帝是職業，而木匠則是愛好，兩者皆不可拋。

這實際上是可以理解的。

關在紫禁城內，除了那點聲色犬馬的事情，實際上是相當無聊的。

天啟皇帝

常言道，一心不可二用。一個人在同一時間，只能幹好一件事情，做什麼事都需要心無旁騖才行。

但是，這一規律顯然是不適用於朱由校的。因為他是個天才， 不管是當皇帝還是做木匠，他的天賦都是很高的。

所以他能一邊做木工，一邊操縱棋子、遙控時局。

一般情況下，魏忠賢要幹嘛，皇帝基本都是支援的。但是有些地方、有些人，是不能動滴。

比如遼東，比如孫承宗。

當時的遼東，努爾哈赤的後金已經崛起，對大明構成了極大的威脅。薩爾滸一戰之後，明朝實際已經基本無力征討，只能採取守勢了。

天啟皇帝雖然忙於加工木器，但也一直密切關注著遼東的局勢。因為他知道，這是關係到帝國生死存亡的大事。

在他的領導下，大明準備了兩件利器對付後金：一是關寧錦防線，一是皮島的毛文龍（大明東江鎮總兵）。

肇始於孫承宗的關寧錦防線，採取堅城固守的策略（後期在袁崇煥手裡變成了積極防守、穩步推進），常常讓後金的劫掠無功而返，在其不擅長的攻城戰中消耗掉軍事力量。

而以皮島為根據地的毛文龍，則不斷趁後金軍主力伐明之機，深入後金腹地襲擾，逐漸成其心腹之大患，後金方面必欲除之而後快。

“毛文龍之患，當速滅耳！文龍一日不滅，則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寧。”

可以說，毛文龍之於大明的遼東戰略，猶如水之於魚，不可或缺。

所以，天啟年間，明朝一直都在遼東權力制衡上向東江鎮傾斜，甚至賜了毛文龍一把尚方寶劍，以確保他不會受制於遼東總兵。

事實證明，天啟朝的遼東戰略，是成功的。後金的發展勢頭，受到了有效的遏制。

然而，不幸的是，這個高明的佈局，最後卻毀於袁崇煥之手。

袁崇煥

袁崇煥這個人，帶兵打仗雖然有一套，但卻過於剛愎自用。而且他還有個特點，喜歡忽悠領導。

比如，在崇禎平臺召見的時候，這位仁兄就輕許了“五年平遼”的諾言。

這明顯是欺負領導不熟悉業務，信口胡說，遼東是不可能在5年內平定的。

事實上，幾年前，他在天啟哪兒，也有過類似的表態，宣稱自己可以輕鬆搞定後金。

不過那一次，他栽了跟斗，捱了老大的批評。

因為天啟雖然看似漫不經心，實際上卻對遼東的局勢瞭如指掌。

他知道，解決後金的問題，非旦夕之功，是急不得的。

然而崇禎皇帝明顯缺少哥哥的智慧，他相信了袁崇煥，大力支援他的平遼方略。

要錢給錢、要人給人，最重要的是，要權給權。

督師薊遼之後不久，袁崇煥就用御賜的尚方寶劍，擅自殺掉東江鎮總兵毛文龍，毀了天啟年間經營多年的戰略佈局。

失去了毛文龍這個重要的牽制點，遼東局勢急轉直下。

因為後金這回徹底沒了回顧之憂，可以放開手腳，長途奔襲大明的後方了。

兩次北京之圍，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袁崇煥自己也最終死在了北京之圍上。

另一方面，為了支援袁崇煥積極進攻的戰略，朝廷不得不追加鉅額糧餉。這給明帝國的財政造成了巨大的負擔，引發一系列惡性迴圈，為大明王朝的最終覆滅埋下了伏筆。

比如，崇禎為了壓縮財政支出，決定裁撤公務員，這其中就有各地驛站的驛卒。

結果這一裁，就裁出了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李自成。

李自成原是陝西的一名驛卒，失業後加入了到造反大軍之中。後來他攻入北京，逼得崇禎上吊殉國，終結了明帝國的王朝正朔。

而崇禎帝之所以要裁員，一方面是由於遼東開支太大；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國家的財政收入出了問題。

朱由檢同志一上臺就雷厲風行，解決了魏忠賢和他的閹黨。

這一舉動自然是獲得了一片讚譽之聲，“鳥生魚湯”之聲不絕於耳。

但是，問題很快就來了。

朝廷，沒錢了！

以前魏忠賢在的時候，雖然把朝廷搞得烏煙瘴氣，像個江湖幫會。但是他知道，自己必須給皇帝辦好差事，而搞錢，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任務。

魏忠賢出身窮苦，他知道窮人家底薄，早已不堪重負，不能打他們的主意。

所以，他徵稅、收錢的目標，主要是地主士紳和商人階層。收上來的錢雖然沒有多少富餘，但總算還能維持國家正常的週轉。

魏忠賢倒了之後，朝廷很快就窮得底朝天了。很多時候就連士兵的軍餉都發不出，遼東甚至為此還發生了兵變。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魏忠賢一死，東林黨人就從五行山下跳出來了。而他們，是地主士紳的天然同盟，自然不會像魏公公那樣，讓這些富人出血了。

但是，要在當時已經困頓不堪的窮人身上打秋風，除了將他們逼得走投無路外，實在是沒多大作用的。

這樣一來，朝廷的財政收入銳減，只能拆了東牆補西牆。就連崇禎的皇后，都要做針線活補貼內庫。

更要命的是，明末又趕上小冰河時期，自然災害頻發，比如西北連年的乾旱。

由於沒錢賑災，導致流民四起，一步步將國家拖入了深淵。

李自成

客觀地講，崇禎雖然算不上雄才偉略，但是做個守成之君還是可以的。

遺憾的是，他偏偏趕上了明末的多事之秋。雖然一心勵精圖治，無奈其時大明已是江河日下、大廈將傾。而他本人也不是一個高明的政治家，缺少足夠的能力和手腕來支撐危局。

想當初天啟皇帝臨死之前，特地拉著朱由檢的手，對他說：“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

這可以算是朱由校的政治遺囑了。

但是崇禎並不認可天啟的話，他覺得是哥哥糊塗，受了魏某人的矇蔽。

所以他一上臺就幹掉了魏忠賢，又大量啟用被天啟帝打壓了一輩子的，“寬於待己，嚴以待人”東林黨人。

其結果是，皇帝的前面沒了魏忠賢這道防火牆，做什麼事都會受到東林黨人的杯葛。

其中有那麼兩次，事關大明王朝的生死存亡。

一是崇禎想與皇太極講和，先安內而後圖攘外；

二是在李自成逼近北京的時候，崇禎想要遷都、暫避鋒芒。

這兩次足以改變明朝和崇禎本人命運的決策，都被假道學的東林黨人，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攪黃了。

明朝和崇禎也就只剩下死路一條了。

等到李自成逼近北京，朝廷卻拿不出軍餉。沒有錢，自然不會有人願意拼命打仗了。

萬般無奈之下，崇禎只好內部挖潛，向文武百官官募捐，以解燃眉之急。

然而，那些“道德高尚、以天下為己任“的東林黨人，卻沒有一個人願意拔毛。

崇禎只好動員自己的老丈人，希望他帶頭捐款。

畢竟是自家人，面子還是要給的。國丈狠了狠心，捐出了5000兩銀子。

5000兩，不少了吧？可是你要知道，後來北京城破，在李自成的威逼之下，他交出了白銀70萬兩。

在國丈的帶動下，這次募捐一共得到20萬兩，這其中還包括了皇后娘娘所捐的那1萬兩。

崇禎很傷心，國家到了這步田地，忠臣在哪裡？

他身邊的宦官也不禁感嘆：“忠賢若在，何至於此。”

崇禎默然，良久無語。

後來，在上吊前5天，他叫人偷偷將魏忠賢的遺骸重新收葬。墳墓就建在香山碧雲寺，魏忠賢生前屬意的地方。

1644年3月18日，崇禎最後一次敲鐘召集百官議事，沒有一個官員前來應卯。

這個時候，他最後悔的，應該是殺了魏忠賢吧。

臨死前，崇禎皇帝憤恨的丟下一句話：“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為亡國之臣！”

看來，他至死都未能明白，自己的問題到底何在。

事實已經證明，正是由於他缺少政治經驗又剛愎自用，加速了明朝滅亡的過程。

如果天啟還在，大明的國祚或許還能延續十數年。

東林黨人榜

天啟皇帝的歷史形象之所以如此糟糕，一方面是因為他得罪了東林黨，而輿論一向掌握在以東林黨為首的讀書人手裡。

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明史，是清朝人寫的。

滿洲人入關，統治漢地，權力的合法性需要建立在對前朝抹黑之上。而“不務正業”、讓太監掌權的天啟皇帝，無疑是黑化的最佳物件。

所以，歷史這個小菇涼，就這樣被上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