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遠達:私自的情理——明清祭祀文化視域中的《紅樓夢》私祭書寫

《紅樓夢》中的祭祀場景十分普遍,前八十回中舉凡“秦可卿死封龍禁尉”(第十三至十五回)、“不了情暫撮土為香”(第四十三回)、“寧國府除夕祭宗祠”(第五十三回)、“杏子陰假鳳泣虛凰”(第五十八回)、“死金丹獨豔理親喪”(第六十三回)、黛玉七月瓜果祭(第六十四回)、“開夜宴異兆發悲音”(第七十五回)和“痴公子杜撰芙蓉誄”(第七十八回)等,如果將祭與葬的物件拓展到自然界的物象上,那麼小說第二十七回的“埋香冢飛燕泣殘紅”也可以納入到祭祀場景中加以考察。

李遠達:私自的情理——明清祭祀文化視域中的《紅樓夢》私祭書寫

孫溫繪《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值得注意的是,《紅樓夢》的祭祀書寫內容與形式在小說史上都具有創新意義。從篇幅上說,有的祭祀場景如秦可卿與賈敬之祭葬,跨越章回,發展成為承前啟後的關鍵性情節單元;有的則點到為止,成為前後情節的映帶與陪襯,起到氣氛烘托之作用,例如“假鳳泣虛凰”和“異兆發悲音”等。

從祭祀形式區分,小說祭祀場景又可作公私之分:有場景是國祭、家祭,故而形式頗為繁冗浩大,偏重儀式性描摹,透過儀式串聯起眾多小說人物在場景中的行為與活動;有的則顯系私祭,甚至是合法性存疑的秘密祭祀,如黛玉“埋香冢”與瓜果祭、“暫撮土為香”、“假鳳泣虛凰”和“杜撰芙蓉誄”等。

祭祀場景越私密,越能表現祭祀者的獨特生命體驗及其與受祭者的情感交流,其間流露出的真情實感是凸顯人物風骨氣質與呈現小說精神意脈必不可少的側面。換言之,私祭與私情往往相關,公祭、家祭的物件父母兄弟,皆在禮法規約之內,而祭金釧兒、菂官、晴雯等,乃至祭美人與祭花,在某種意義上都是不在倫理規範內的“私情”,因此需要“私祭”。這便是“私祭”在小說中存在的合理性,也即寶玉口中的“私自的情理”。

前人關於《紅樓夢》祭祀場景的研究,大多著眼於賈府家祭、國祭儀式的滿漢之爭[1],以及從文體學角度探討《芙蓉女兒誄》的生成[2]。事實上,《紅樓夢》中的私祭場景在空間之設定、時間之安排排程、祭祀者之設定,以及祭祀儀注與細節之構思等層面,都採用了不同於小說史傳統祭祀場景描繪的深細筆墨。

結合乾嘉時代“儀禮學”復興的思想背景來觀察小說,曹雪芹生命意識與藝術表達的特殊性,恰是前人研究尚不充分之所在。理應詳加梳理與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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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胄繪曹雪芹

李遠達:私自的情理——明清祭祀文化視域中的《紅樓夢》私祭書寫

一、“另立排場”:《紅樓》私祭空間的設定與場景的成立

談到《紅樓夢》的私祭場景,空間是區隔私祭與公祭的首要因素。廟堂、家祠之類的場所顯然不是私祭發生的場域,大觀園中、荒野之外方才是私祭場景成立的合適空間。事實上,除去第四十三回寶玉撮土焚香祭奠金釧兒,小說中的私祭空間完全聚焦於大觀園內。這顯然與私祭主角《紅樓》女兒的活動空間有關。因此,私祭空間不僅是私祭行為發生的處所,也影響了參與其中的人物關係與敘事氛圍。關於私祭空間設定的合理性,小說第七十八回有一段寶玉私祭晴雯的內心獨白,可稱最佳註腳:

如今若學那世俗之奠禮,斷然不可;竟也還要別開生面,另立排場,風流奇異,於世無涉,方不負我二人之為人。況且古人有云:“潢汙行潦,蘩蘊藻之賤,可以羞王公,薦鬼神。”原不在物之貴賤,全在心之誠敬而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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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環畫《晴雯》

“世俗之奠禮”與寶玉私人之祭奠最顯而易見的差別是前者必到“靈前祭弔”,而寶玉卻是“猛然見池上芙蓉,想起小丫鬟說晴雯作了芙蓉之神,不覺又喜歡起來,乃看著芙蓉嗟嘆了一會”,欲在“芙蓉前一祭”。

寶玉祭晴雯,其要義有二:其一是“原不在物之貴賤,全在心之誠敬”,也即內容方面突出祭祀用心之真誠;二是“別開生面,另立排場,風流奇異,於世無涉,不負我二人之為人”,也即祭祀形式方面突出標新立異,新穎別緻。

前者與先秦以降直至明清時代儒家祭祀禮儀之規約相一致,而後者則是《紅樓夢》小說所著力凸顯之處。可以說,小說中寶玉私祭晴雯,不再是一種純粹儀式化的對逝者的追懷,而成為了熨帖晴雯品格,見證自己與晴雯關係的一種文化活動。

細緻辨析,寶玉判定祭奠好壞的標準是發心是否“誠敬”,場景能否“別緻”。從表面上看,他是從儒家經典《左傳·隱公三年》中找到了依據:心懷虔敬,坑中積水與野生水草也可以奉獻王公、獻祭鬼神。

但實質上,小說中所描繪的寶玉對祭奠形式之追求,已悄然與清代儒者所探究的以經典儀注為主的喪禮產生了些許不同[4]。換言之,小說敘述者在清代公共祭儀日趨規範化的文化氛圍中,特意闢出一片詩意空間,為私祭描寫找到了倫理支撐,也為人物情感提供了場域依託。

值得矚目的是,古典小說中祭祀場景的成立不是一蹴而就的。祭祀場景由公共而私人的切換,既蘊含著敘事者空間設計的匠心,也顯現出世情小說祭祀敘事藝術層累的特質。《金瓶梅詞話》描摹了大量的祭祀場景,數量與質量皆不遜色於後來的《紅樓夢》,然而在私祭場景的營造方面,後者顯然更進一步。

李遠達:私自的情理——明清祭祀文化視域中的《紅樓夢》私祭書寫

《李瓶兒夢訴幽情》

《金瓶梅詞話》中較為明顯的私祭是第六十五回西門慶夜晚追懷李瓶兒的場景:敘述者選擇在李瓶兒二七祭儀結束後的晚上,安排西門慶“不忍遽舍,晚夕還來李瓶兒房中要伴靈宿歇”。“長吁短嘆”,睹物思人,敘述自然而然地將場景由公祭切換為私祭。

西門慶夜半的“大哭不止”與日間的“行如在之禮”,可以說都發自內心,使得“丫鬟、養娘都忍不住掩淚而哭”[5]便是明證。

以私祭為視角考察明末清初的世情題材章回小說,會觀察到兩種有趣現象:

其一,以《醒世姻緣傳》為代表,在公共祭祀場景中寄寓特定的私人情感,往往具有諷刺效果。例如小說第四十一回“陳哥思妓哭亡師”[6]場景,然而終無法擺脫公共祭祀場景書寫框架,是一種具有諷刺意味的滑稽場景,在情感對映方面反不如《金瓶梅》;其二,以《林蘭香》為代表,在閨閣家常中涉及私祭所需“淡妝素服”等一應禮俗用品,例如第十八回燕夢卿與香兒、彩雲等的交談話語[7],但尚未發展出系統性充任情節功能的私祭場景。

李遠達:私自的情理——明清祭祀文化視域中的《紅樓夢》私祭書寫

申報館刊本《林蘭香》

相較之下,《紅樓夢》豐富和發展了《金瓶梅詞話》中的私祭場景,不僅創設出私祭空間,供主人公賈寶玉、林黛玉,乃至小人物藕官表現在公共場合不便呈現的性情與氣質,而且在公私場景切換的接榫處,也能夠體現伏筆照應的映帶之致,用戚序本脂硯齋的批評話語表述就是“春雲吐岫”[8]。

第五十八回戚序本回前總評曰:“用清明燒紙徐徐引入園內燒紙,較之前文用燕窩隔回照應,別有草蛇灰線之趣,令人不覺。前文一接,怪蛇出水;此文一引,春雲吐岫。”“怪蛇出水”“春雲吐岫”,皆言伏筆照應之妙。

照應存在的邏輯基礎是相似性,然而文字功能卻是有差異的。隔回照應的“怪蛇出水”看似突兀,實則令讀者恍然之間覺察到情節之間的關聯性,進而建立起照應關係,其敘事目的在於凸顯異中之同;而“春雲”與“岫”之間是前者映帶出後者,二者間的邏輯關聯是時常同步出現的兩個性質不同的個體,則是同中顯異。

因此,清明燒紙與園內燒紙看似同為燒紙,實則因空間迥異,所呈現之人物關係與敘事所指亦皆有不同。若以影視手法相類比,《金瓶梅詞話》的表現手法是自然主義的紀實之作,而《紅樓夢》則更傾向於表現精心剪輯的藝術時空。

《紅樓夢》私祭空間設定在環境方面有著清晰規劃安排,大體可以分為園內空間與郊野空間兩類,園內空間佔絕對多數。林黛玉的“埋香冢”(第二十七回)和瓜果祭(第六十四回)、藕官的“杏子陰假鳳泣虛凰”(第五十八回)和“痴公子杜撰芙蓉誄”(第七十八回)故事發生在大觀園內,屬於前者;而賈寶玉的“不了情暫撮土為香”(第四十三回)屬於發生在郊野空間的私祭活動。

李遠達:私自的情理——明清祭祀文化視域中的《紅樓夢》私祭書寫

戴敦邦繪《不了情暫撮土為香》

嚴格意義上說,私祭空間設置於園內還是園外,主要取決於敘事者對人物關係的排程與安排。大觀園中之姐妹難以出園,表達私下情感的處所自然設定在園內較為隱蔽的角落;而賈寶玉是相對的自由身,兼之九月初二這日是鳳姐生日,園內人多眼雜,他心裡惦記著祭奠金釧兒,敘事者安排在城外水仙庵也是合乎情理的敘事排程。

小說私祭空間的敘述順序頗費了一番心思,我們不妨以小說第五十八回為例進行分析:首先敘老太妃薨逝,賈府上下有品級的都“入朝隨祭”;其次寫清明節“賈璉已備下年例祭祀,帶領賈環、賈琮、賈蘭三人去往鐵檻寺祭柩燒紙”;再次才寫到“杏子陰假鳳泣虛凰”這一情節。

可以說,祭祀老太妃渲染了祭祀的氛圍,點名清明節令,既為藕官燒紙提供了合乎情理的因由,也製造了賈府中主子們外出,單留養病的寶玉成為觸發這一情節的人物。大觀園中女兒世界發生的奇情奇事,必須有合適的空間環境加以安頓。惟此,方能顯藕官之痴情、寶玉之熨帖、夏婆子之狐假虎威,乃至大觀園中生態環境之惡化。

這其實也為後面十二官與這些老婆子的矛盾進一步爆發,乃至十二官從大觀園中驅逐都埋下伏線。同時,藕官的燒紙祭奠也與寶玉黛玉等人的私祭構成意旨上的勾連和照應,並形成了人物設定上的某種映象效果。

李遠達:私自的情理——明清祭祀文化視域中的《紅樓夢》私祭書寫

許立繪藕官與藥官

不僅如此,如果細讀“春雲出岫”的私祭場景,我們還會發現空間確立的要素中不僅有照應之處,也需要照應之物。

換言之,不僅從清明燒紙到園內燒紙的時空轉換頗為緊要,園內因燒紙而驚起的雀兒也是接續故事的重要功能性物象[9]:從寶玉尋思“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來過,今見無花空有子葉,故也亂啼”到“正胡思間,忽見一股火光從山石那邊發出,將雀兒驚飛”。場景的微觀過渡十分自然,確乎能嚇寶玉一大跳。

同樣屬於前後照應的是寶玉為藕官想出的第二個理由:“夢見杏花神和我要一掛白紙錢,不可叫本房人燒,要一個生人替我燒了,我的病就好的快。所以我請了白錢,巴巴兒的和林姑娘煩了他來,替我燒了祝讚。原不許一個人知道的,所以我今日才能起來,偏你看見了。我這會子又不好了,都是你衝了!”

自然勾連起之前敘述的寶玉生病情節,以藕官私自燒紙的罪行賦予了給杏花神燒紙、保佑寶玉的公義性質,可見寶玉在女兒們面前的長於辭令。

同時,杏花意象也非常重要。民國張笑俠《讀紅樓夢筆記》曾評論道:“杏花開謝,寶玉見了本自傷感,此時又有鳥啼。似寶玉之為人,又何能不增傷心,此處寫寶玉之痴呆,文情曲折,令人讀之亦當生無限感想。由此又引出藕官燒紙錢,似寶玉之多情人,如何能不護庇。”[10]

《紅樓夢》敘事之妙處甚多,其中之一妙在前後映帶,左右勾連。環境觸發寶玉之呆想,增寶玉之傷心,進而引出護庇藕官,事出突然,卻又合乎情理。

李遠達:私自的情理——明清祭祀文化視域中的《紅樓夢》私祭書寫

謝崇山繪《藕官燒紙》

另外,私祭場景設定的根源是作為祭祀儀式的燒紙行為具有明面上的火災隱患和潛在的死亡恐懼意味。

第五十八回寶玉看到的藕官私祭場景是:“只見藕官滿面淚痕,蹲在那裡,手裡還拿著火,守著些紙錢灰作悲”。他當下的反應是詢問:“你與誰燒紙錢?快不要在這裡燒。你或是為父母兄弟,你告訴我姓名,外頭去叫小廝們打了包袱寫上名姓去燒。”

說明這個私自祭祀燒紙的場景,在寶玉看來,也並非合情合理之舉。燒紙場景是人世間與陰間亡靈溝通的具有典型意義的場景,其陰森恐怖的象徵意味至今仍然存在。尤其是私自祭祀,還不敢明言祭祀物件,這在夏婆子等大觀園中的保守勢力看來,就更有幾份巫蠱詛咒意味,寶玉身體尚未痊癒,藕官行為自然便成為了大逆不道之舉。

然而解鈴還須繫鈴人,最有理由為此事憤怒的寶玉卻成為了藕官私祭僵局的打破者。這個場景直到結束也沒有出現藕官祭祀的物件,她只是將獲知真相的線索告知看了寶玉,引起讀者興趣。王伯沆評曰:“始終不說出,文最有味”[11]。

李遠達:私自的情理——明清祭祀文化視域中的《紅樓夢》私祭書寫

趙成偉繪藕官

燒紙結束後,寶玉也明白了幾分,便問他:“到底是為誰燒紙?我想來若是為父母兄弟,你們皆煩人外頭燒過了,這裡燒這幾張,必有私自的情理。”“私自的情理”成為寶玉與藕官共同的秘密,也是後續情節展開的充分敘事動力。如果以空間設定合理性與合法性而論,“私自的情理”是區分祭祀場景公共性還是個人性的突出指標,也是私祭場景在《紅樓夢》中賴以成立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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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可奈何之日”:私祭時間排程與情節安排

如果將空間因素作為私祭的首要考察內容,《紅樓夢》私祭的時間設定則緊隨其後。細味小說,其私祭時間排程可依據敘事功能區分為季節時令與晨昏設定,前者涉及私祭敘事的整體氛圍與意境營造,後者則與私祭場景的人物關係和情節安排有關,皆是敘事者精心謀篇佈局之心得,不可粗粗放過。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季節時令與私祭的氛圍意境之關係。《紅樓夢》前八十回中之私祭恰好都設定在春、秋兩季,在情感構思上暗合了中國人“春秋薦其時食”的祭祀傳統和傷春悲秋的文學傳統。

換言之,小說敘述者藉助了文學傳統中春秋時序容易催動詩人感傷的抒情意象,構思出了黛玉葬花、秋薦瓜果、寶玉焚香、假鳳泣虛凰等一系列經典場景。然而,細讀之下便會發現,時序之設定也不全然拘泥於抒情傳統,更多的是因時感傷,因人設祭,全憑敘述者之安排排程,時與事協,渾然天成。

李遠達:私自的情理——明清祭祀文化視域中的《紅樓夢》私祭書寫

郵票《黛玉葬花》

小說季節時令的“春”與“秋”,還應當具體分析。先看作為私祭敘事背景的春令。例如第二十八回言明黛玉的《葬花吟》作於“餞花之期”,而第五十八回藕官燒紙“可巧這日乃是清明之日”。

春季在中國人的情感表達中的內涵是豐富而複雜的。既可以是“春和景明”的自然禮讚,也可以是“清明時節雨紛紛”的哀傷動人,還可以透過餞別花神,表達春景盛極必衰的哀愁,這些情緒在小說第二十八回場景描摹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小說敘林黛玉“正是一腔無明正未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些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己,哭了幾聲,便隨口唸了幾句。”關於此段寶黛之間內心與環境之描摹,甲戌本脂硯齋評道:“不言煉句練字,只想景、想情、想事、想理,反覆推求,悲傷感慨,乃玉兄一生之天性。真顰兒之知己,則實再有者。”[12]

此處,寶黛兩位詩人之心,皆感時因事而生情,脂批的“想”就是設想之意。敘事者筆下的春景,其實與春情、春事融為一體。

李遠達:私自的情理——明清祭祀文化視域中的《紅樓夢》私祭書寫

劉旦宅繪黛玉葬花圖

黛玉的私自祭葬落花,是她天然的悲楚敏感性情引發的必然舉動,然而設定在春時的“餞花之期”,觸發自對寶玉不開門的誤會之後,才最能爆發出《葬花吟》中噴薄而出的力量,“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的慨嘆也才有了堅實情感著落,不致顯得空疏浮泛。可以說,“餞花”到葬花、祭花,既是小說中順理成章的情感流轉,也是象徵著抒情主人公林黛玉與賈寶玉如春光般短暫的此世情緣。

再談秋節時令與私祭場景設定之關聯。第四十三回點名了“不了情暫撮土焚香”的故事發生在“九月初二日”,後一回又用補敘的手法交代了“今日是金釧兒的生日,故一日不樂。”

然而此處敘述者對於秋令對人物心境之影響表現得不很突出,只在人物對話和敘事中提及“這是出北門的大道,出去了冷清清沒有可頑的”“一氣跑了七八里路出來,人煙漸漸稀少”等語,似乎沒有對於節令的明確表述。當然,還有寶玉揣測黛玉的“七月為瓜果之節,家家都上秋祭的墳”(第六十四回)。

《紅樓夢》集中體現秋節風物的是第七十八回的“痴公子杜撰芙蓉誄”。小說還用敘述語言與誄文賦體反覆描摹此時此刻的時序:

前有“備了四樣晴雯所喜之物,於是夜月下,命那小丫頭捧至芙蓉花前。先行禮畢,將那誄文即掛於芙蓉枝上。”後有誄文開篇處即點出三個時令:“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競芳之月,無可奈何之日”。“蓉桂競芳”是三者題眼,多事之秋的隱喻將太平不易之年和無可奈何之日串聯起來,為二者的“不易”和“無奈”提供了佐證。接著敘述者在誄文中也詳盡摹狀了“金天屬節,白帝司時”的情境:

桐階月暗,芳魂與倩影同銷;蓉帳香殘,嬌喘共細言皆絕。連天衰草,豈獨蒹葭;匝地悲聲,無非蟋蟀。露苔晚砌,穿簾不度寒砧;雨荔秋垣,隔院希聞怨笛。芳名未泯,簷前鸚鵡猶呼;豔質將亡,檻外海棠預老。

李遠達:私自的情理——明清祭祀文化視域中的《紅樓夢》私祭書寫

姚燮《紅樓夢類索》

因此,姚燮在評點中將寶玉作誄文的確切時間系年於“甲寅年秋時事”[13]。秋令不僅是木芙蓉花綻放之時,象徵晴雯之品格氣質,而且也象徵肅殺,暗喻著晴雯之死遭受到惡勢力的摧殘,而作為園中女兒保護神的賈寶玉在“春”時尚且能保護女兒們一時,凜“秋”一至,百花盡調,唯有“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這唯一的結局。

無論“春”還是“秋”的季節時令,在《紅樓夢》中的排程價值與象徵意蘊同等重要,可以說《紅樓夢》的敘述者繼承了王實甫《西廂記》雜劇“春秋代序”的敘事模式[14],並將其擴充套件發揮到了新的高度。

談完春秋時序與私祭場景之關係,我們再來看看晨昏設定一類微觀時間設定方面《紅樓夢》敘述者的別緻用心。小說中賈府的日常作息,嚴格依據傳統社會尤其是清代貴族階層的作息制度,雖然也有例外,但基本上遵循著“早睡早起,饔飧二食,歇午為常例,逢節開夜宴”[15]的一套整飭規則。

即便是賈寶玉這位貴族公子,稍有不遵作息制度處,便會遭到林之孝家的一類家人僕婦的規訓,警示他決不能學那起子“挑腳漢”。這也就可以合理解釋,為何在賈府禮制約束的縫隙中生存的私祭場景有的發生在上午,有的發生在午後,也有的發生在夜晚,皆有其不得不如此設定的因由情理。

李遠達:私自的情理——明清祭祀文化視域中的《紅樓夢》私祭書寫

戴敦邦繪金釧

《紅樓夢》前八十回中,第二十七回黛玉葬花和第四十三回寶玉祭金釧兒都發生在上午,兩者一內一外,正可對照。在葬花場景之前,敘述者交代黛玉“因夜間失寐,次日起來遲了,聞得眾姊妹都在園中作餞花會,恐人笑他痴懶,連忙梳洗了出來”。

中間雖然有與寶玉、寶釵等人的會面,但等寶玉想起一時不見黛玉而前去搜尋,因“鳳仙石榴等各色落花”而想到花冢,伏在山坡上潛聽完黛玉的《葬花吟》,到次回開篇二人方才“只見丫頭來請吃飯”。

可見故事發生在早間;而第四十三回則更是言明:“天亮了,只見寶玉遍體純素,從角門出來,一語不發跨上馬,一彎腰,順著街就顛下去了。”在水仙庵祭拜完金釧兒,寶玉主僕用了素菜才進城去了。值得注意的是,此處的飯和菜,皆不是我們今天一日三餐意義上的午餐,而是饔飧二食中的饔食,也即在早上九、十點鐘吃的早飯。

小說第五十八回敘藕官清明燒紙祭菂官,則是寫明是寶玉“飯後發倦”,接受襲人建議,拄杖靸鞋,在園中所見,微觀時間設定當在晌午時分。敘事者如此安排,從寶玉方面講,是交代他因病未能外出隨祭,襲人怕他病中“停食”,因此勸他園中逛逛。

寶玉的病,既是敘述者描寫他不跟隨外出,“往鐵檻寺祭柩燒紙”的原因,也是描摹他飯後外出的充足敘事動力。

李遠達:私自的情理——明清祭祀文化視域中的《紅樓夢》私祭書寫

澳門郵票寶玉悟情

小說透過寶玉的限知視角,先見園中修竹栽花的眾婆子,次與香菱、湘雲等玩笑,最後要去看望林黛玉,走過沁芳橋一帶,看到“綠葉成陰子滿枝”,關注到雀兒在枝頭亂啼,進而才留意到藕官燒紙,遭夏婆子斥責的場景。敘述層次井然,毫無凝滯之感。藕官這個平素與寶玉關係並不密切的女孩兒,也因此能夠與寶玉建立起堅實可信的情感毗鄰關係。

另一方面,從藕官角度說,寶玉的視角由怡紅院而沁芳橋,再到杏子陰和山石之後,人煙越來越稀少,也為藕官燒紙私祭創設了合理的時空環境。同時,飯後大觀園中正是歇午時間,人煙本就較少,這也是藕官選擇這個時間的原因。

如果說白日的私祭是敘述者根據時空約束而創設的情節,那麼晚間的私祭則更應該理解為小說家匠心獨運的情感氛圍。第七十八回寶玉於月夜祭奠芙蓉花神晴雯,是否存在其他時間設定的可能呢?理論上當然也存在這種合理性,畢竟小說中前三場私祭都安排在了白日,但敘述者將此處情境設定為月夜。

首先是秋月當空,與寶玉心境及《芙蓉女兒誄》文章內容更為貼合;其次是最為貼合情境的時空設定:前文有敘,寶玉追問晴雯死前言語,小丫鬟見“園中池上芙蓉正開”,便隨口胡謅說晴雯做了芙蓉花神。加之寶玉要在芙蓉前致祭是“回至園中,猛然見池上芙蓉……想畢,便欲行禮。”因此,寶玉祭晴雯之處不僅在園內,周圍環境也比黛玉葬花之處更為嘈雜,白天是無法行事的。

李遠達:私自的情理——明清祭祀文化視域中的《紅樓夢》私祭書寫

電視劇《紅樓夢》中晴雯劇照

再次,我們考慮到寶玉默祝和藕官心事都是內心默默表達情愫,黛玉葬花也在空曠無人之花冢附近。寶玉在木芙蓉花下誦唸的長篇誄文,公然“焚帛奠茗,猶依依不捨”的動作神態,如果不是暗夜杳然,一定會引起賈府管家階層的注意,最終會傳到王夫人耳朵裡。也因此寶玉取消了燒紙環節。

最後,更進一步說,敘述者將祭晴雯設定在月夜,正是因為月夜的朦朧籠罩下,人的視覺變得模糊,聽覺反而更為靈敏。因此,祭祀完畢後,黛玉在山石背後說“且請留步”以及小丫鬟將黛玉誤作晴雯之魂的情節也才稍顯合理。由此可見,《紅樓夢》所設定之春秋時序與微觀時間,皆因時而運事,更以時而生事,進而由這一無可奈何之時轉化為不可或缺之境。

李遠達:私自的情理——明清祭祀文化視域中的《紅樓夢》私祭書寫

三、代祝與陪祭:私祭者的身份替換與敘事補白

《紅樓夢》私祭場景的時空屬性為人物的登場設定了一個極佳的舞臺。小說中的人物關係與情感側面,都藉此得以鋪展與呈現。然而,私祭者在小說祭祀場景中的多重身份是引人矚目的一個文學現象。作為主祭者,寶玉、黛玉絕對是小說的主人公,私祭的藕官也可以視作寶玉祭奠晴雯(黛玉)的先聲。

李遠達:私自的情理——明清祭祀文化視域中的《紅樓夢》私祭書寫

《寶玉哭靈》

同時,作為代祝者的茗煙、寶玉和作為陪祭者的寶玉、黛玉及丫鬟,成為《紅樓》私祭場景人物關係最顯著的特徵之一。代祝與陪祭,看似是一種小說人物臨時性的可變身份,實則表徵著人物平日不易察覺的心像側影。

首先來分析《紅樓》祭祀場景中的主祭者。寶玉和黛玉無疑是私祭場景的絕對主角。在小說前八十回所描寫的私祭中,他們分別進行了兩次私祭:黛玉先葬花,後以瓜果祭美人;寶玉先撮土焚香祭奠金釧兒,後撰《芙蓉女兒誄》致祭晴雯。

前後呼應,恰好構成敘事復沓結構。而且四次私祭出現的回次分別在二十七、六十四、四十三、七十八,恰好貫穿小說中寶黛愛戀這條主線的主要歷程。如果加上作為寶黛之戀映象出現的藕官私祭菂官(第五十八回),恰好隨著寶黛愛戀越稠密,相知越深,私祭行為反而出現得越密集。假鳳泣的是虛凰,那麼真鳳呢?顯然也不可能求得心中唯一的真凰吧?

其次,黛玉與寶玉所祭祀物件,也頗為講究,黛玉兩次私祭,皆非身邊人事,暮春之落英與古代之美人,使得私祭行為空寂遼遠,不沾染煙火習氣;而寶玉所祭祀物件,則兩次皆為丫鬟,前金釧兒因他而投井,後晴雯之遣與夭亡,也與寶玉脫不開千絲萬縷的聯絡。因此,可以說,黛玉所祭,皆非俗品;寶玉所祭,無外美人。

李遠達:私自的情理——明清祭祀文化視域中的《紅樓夢》私祭書寫

趙成偉繪金釧

更進一步講,寶玉愛美人,所私祭者金釧兒、晴雯,皆美人;黛玉也與之相彷彿,所私祭者落花、五美,皆極美好而短暫之鮮活生命。小說第七十回放風箏,也唯有寶黛二人手中皆美人,寶玉因有了替美人寂寞之言論。惺惺相惜,在審美,更在價值觀。二人之心心相印,也正在於斯。

再次,我們看祭祀儀式中的代祝者形象。嚴格地講,小說中描摹了真假一對代祝者,前者是第四十三回代寶玉祝告的僕從茗煙,後者則較少受到關注,是第五十八回中寶玉為藕官開脫時所找的理由:“替我燒了祝讚”。

兩相對照,前後呼應,相映成趣:前者茗煙不請自代,主動“忙爬下磕了幾個頭,口內祝道”;而後者則本無代祝行為,寶玉急於保全藕官,故意說:“我昨夜作了一個夢,夢見杏花神和我要一掛白紙錢,不可叫本房人燒,要一個生人替我燒了,我的病就好的快。所以我請了白錢,巴巴兒的和林姑娘煩了他來,替我燒了祝讚。”夏婆子雖然知道寶玉有意袒護,但寶玉拿老太太要挾她,“說他故意來衝神祇,保佑我早死”。夏婆子也不得不妥協,暫且放過藕官。

在寶玉的這番謊話中,最核心的理由就是代祝,而本來自覺理虧的藕官此時卻因為寶玉情急之下賦予的新身份而得到庇護,“益發得了主意,反倒拉著婆子要走”。見微知著,寶玉對園中女孩兒的愛護到了何種程度。

耐人尋味的是,作為寶玉貼身小廝的茗煙自覺充當代祝者身份,寶玉卻是一頭霧水的。此處也是小說塑造茗煙形象以及寶玉-茗煙主僕關係的重要場景。小說第四十三回的“不了情暫撮土為香”場景中,茗煙透過觀察寶玉的舉止,準確把握了主人的意圖:寶玉“一齊來至井臺上,將爐放下。茗煙站過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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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敦邦繪茗煙

寶玉掏出香來焚上,含淚施了半禮”,庚辰本夾批曰:“奇文,只雲‘施半禮’,終不知為何事也。”姚燮則說得很到位:“半禮顯然,故焙茗知是姊妹”[16]。民國學人王伯沆也評點曰:“恰好”“然非情烈亦不克當”[17]。

相較之下,姚燮之評“半禮”,最為切當。所祭物件為姊妹透過茗煙猜出,不僅彰顯出寶玉祭禮一絲不亂,有著自己的規範,而且也顯示出茗煙對主人思想與習慣的熟悉。在茗煙代祝之後,庚辰本脂批有一段經典評論:

忽插入茗煙一篇流言,粗看則小兒戲語,亦甚無味。細玩則大有深意,試思寶玉之為人豈不應有一極伶俐乖巧之小童哉?此一祝亦如《西廂記》中雙文降香,第三祝則不語,紅娘則代祝數語,直將雙文心事道破。

此處若寫寶玉一祝,則成何文字?若不祝則成一啞迷,如何散場?故寫茗煙一戲直戲入寶玉心中,又發出前文,又可收後文,又寫茗煙素日之乖覺可人,且襯出寶玉直似一個守禮代嫁的女兒一般,其素日脂香粉氣不待寫而全現出矣。今看此回,直欲將寶玉當作一個極清俊羞怯的女兒,看茗煙則極乖覺可人之丫鬟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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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敏祺等繪西廂記粉彩四條屏

脂批將《紅樓夢》筆墨比擬《西廂記》,是有一定創見的,但二者卻又不同。

王伯沆評論認為:“茗煙所祝,語語寫得恰好,在不貴不賤不親不疏之間”,又有評道:“雋奴”[19]。雋字下得妥帖,茗煙的祝文不僅在祭祀者身份上新奇,屬於代祝,而且在文體上也是文白駁雜,參差互現,非常耐人尋味;在文體功用上更是體現了“不貴不賤不親不疏”這四“不”原則。

反觀小說及詩文中,如此“代祝”,恐怕《西廂記》雜劇而外,亦不多見。從這個角度看,藕官之代祭雖然是“假鳳泣虛凰”,但其所發抒之真情卻是與寶玉一般無二的,藕官私祭也是道出了寶玉的不可明言的心事。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分析《紅樓夢》私祭儀式中另一類特殊身份——陪祭者。眾所周知,私祭場景因其私密性方具有個人化,才方便傳遞與表達人物內心隱秘的思想情感。試想以黛玉之敏感聰慧和寶玉之心思綿密,絕不肯在大庭廣眾之下,公然誦讀《葬花吟》與《芙蓉女兒誄》。

然而越是參與者數量少,敘述者在選擇敘述視角之時,反而越不願意用全知視角描摹場景,這一視角不僅容易使得敘事風格顯得單調乏味,更重要的還在於限知性代入視角有助於強化私密性空間的營造。

從《金瓶梅詞話》創設偷聽者潘金蓮開始,到了《紅樓夢》時代,甚至形成了寶黛互為偷窺陪祭者的模式,即黛玉葬花、瓜果祭和寶玉祭晴雯等對稱的著名場景中,其實都存在一雙觀察的眼睛,遙遙陪祭,而這雙視角恰是彼此心中的含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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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敏繪黛玉葬花

具體說來,黛玉葬花和寶玉祭晴雯,都是以寶玉視角為主切入的,然而第七十八回所隱含的山石之後“人影從芙蓉花中走出來”,卻正是黛玉。黛玉視角隱含在第三人稱限知敘事之中,或曰部分起到了限知的觀察作用。

換言之,如果寶玉私祭晴雯的描寫沒有沾染上黛玉視角之色彩,不可能出現第七十九回開篇處二人商榷誄文“茜紗窗下,我本無緣;黃土壟中,卿何薄命”這樣富含隱喻意味的場景了。

更為顯著的是第六十四回,敘述者從始至終都沒有明寫黛玉以瓜果祭祀的場景,只是從寶玉的視角出發,先看到雪雁送瓜果,進而猜想黛玉“春秋薦其時食”,再看到瀟湘館“爐嫋殘煙,奠餘玉醴”,直到黛玉一句迴應寶釵的“可欣可羨、可悲可嘆”否定了寶玉所有的觀察與猜想。

自始至終都沒有出現黛玉的視角,然而黛玉的言語既是對寶玉細緻觀察的一種幽微的反饋,也是寶玉含情目的最佳註腳——愛戀中的彼此往往會想多,而誤讀和曲解只能證明愛戀雙方對彼此的觀察之深細。寶黛互為陪祭者的視角,構成了寶黛愛戀關係中營造深情場景的重要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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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政明繪寶黛讀書圖

當然,除去寶黛互為陪祭者,小說第七十八回還出現了一位功能性的陪祭者——丫鬟。如果稍加留意,就會發現,寶玉祭奠晴雯場景中,從“於是夜月下,命那小丫頭捧至芙蓉花前”,直到寶玉“讀畢,遂焚帛奠茗,猶依依不捨。小鬟催至再四,方才回身。”再到丫鬟誤以為芙蓉花裡走出的是晴雯而大叫,這名陪祭丫鬟的敘事功能才告完成。

寶玉祭奠晴雯必須有一丫鬟陪侍原因有三:其一,最不重要的一點是,四樣祭品需要有人捧著侍立,這本是小說家一樣筆寫兩樣文字,可以省略的,但因為有了後兩點,也不妨為此丫鬟派這項差事;其二,以寶黛對彼此的熟悉程度,寶玉即便黑夜中也不至於認不清黛玉,敘述者借丫鬟之口喊出:“不好,有鬼。晴雯真來顯魂了!”坐實了後一回脂批所說:“雖誄晴雯而又實誄黛玉也”的結論;其三,寶玉祭拜完晴雯,久久不能從哀傷中回過神來,故而聽了黛玉那聲“且請留步”後“不免一驚”是真,嚇得大叫則及不符合寶玉此刻心境,也不符合寶玉素來性格。只有用“丫鬟回頭一看”後的大叫,才能“唬得寶玉也忙看”。

敘述者如此安排排程,寶玉與黛玉之關係在宣敘與竊聽之間才顯得愈發濃烈,而丫鬟設定之功用也發揮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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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炷香行禮與楓露之茗:《紅樓夢》祭祀細節的文化意蘊

除去時間、空間與人物要素,《紅樓夢》私祭場景還包含大量禮儀細節,既可以與清代貴族生活日常祭祀用品相對照,以此窺知曹雪芹私祭描寫的敘事意圖;又能夠透過豐富的祭祀物象照應前文情節,傳遞深摯情感。祭祀細節可以分為祭祀用品與祭祀儀軌兩類:

李遠達:私自的情理——明清祭祀文化視域中的《紅樓夢》私祭書寫

桑田剪紙賈寶玉

祭祀用品如第四十三回中寶玉反覆糾結的“檀、芸、降”和“兩星沉速”,第五十八回藕官“手裡還拿著火,守著些紙錢灰作悲”,以及第七十八回《芙蓉女兒誄》開篇所提到的“怡紅院濁玉,群花之蕊,冰鮫之縠,沁芳之泉,楓露之茗,四者雖微,聊以達誠申信,乃致祭於白帝宮中撫司秋豔芙蓉女兒之前”。

關涉到《紅樓夢》祭祀細節的文化意蘊,尤其其中的楓露之茗,已有較為豐富的前人研究成果,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小說私祭敘事細節之引人注目。祭祀儀軌則既反映出清代貴族禮俗,又融匯著敘述者對禮俗之深刻而溫厚的獨到見解。

先看祭祀用品。第四十三回所提到的“檀、芸、降”和“兩星沉速”是指兩類香料,前者是名貴的香料,荒郊野外難以尋覓,寶玉只得退而求其次,在茗煙的提醒下從荷包裡拿出平日常備的“兩星沉速”散香。頗具意味的是,寶玉對此,“心內歡喜道:‘只是不恭些’”。轉念一想,這散香是“自己親身帶的,倒比買的又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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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評繡像全傳紅樓夢》插圖賈寶玉

問題在於,親身帶的比買的究竟好在何處?按照前文提到過的寶玉的祭祀理論,“原不在物之貴賤,全在心之誠敬而已”。此處自然是指親身帶的沾染上自己的性格情感,比外面買的顯得更為“誠敬”之意。緊接著,寶玉“撮土焚香”面臨的又一個難題是香爐和炭火,正如茗煙所抱怨道:“這可罷了。荒郊野外那裡有?用這些何不早說,帶了來豈不便宜。”

接著,茗煙出主意說水仙庵中有,因而將寶玉祭金釧兒的活動框定在水仙庵時空範圍內。縱觀寶玉的“撮土焚香”場景,親身帶的散香與庵中借用的爐炭,加上井臺兒上的“乾淨地方兒”,看似極為隨意,實則表現出寶玉對死去金釧兒的一片至誠懺悔。

此場景中的兩星沉速,也因為親身帶過的情感屬性,具備了溝通寶玉與金釧兒,不辜負兩人之交誼的特殊使命。

無獨有偶,小說第七十八回提到的楓露茶的考證有很多,大體上有三種說法:其一,諧音“逢怒”說;其二,與“千紅一窟”遙相呼應說;其三,為楓露點茶之簡稱說[20]。筆者較為認同第二種說法,《紅樓夢》第八回“楓露茶”第一次出現時,脂批曰:“與‘千紅一窟’遙映”[21]。楓葉之紅色,斑斑點點,極似血淚,既是寶玉素喜之物,也與晴雯悲慘之命運相彷彿。

再談祭祀儀軌。《紅樓夢》祭祀細節還應包括禮儀流程及其所指。回顧“寶玉誄晴雯”場景中所行之禮儀:“先行禮畢,將那誄文即掛於芙蓉枝上”,讀畢誄文後,“遂焚帛奠茗,猶依依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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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水繪晴雯

看似禮儀謹嚴,實則其意全在於摹情。如果推而廣之,將清代貴族禮俗納入考察,則小說第六十二回寶玉生日禮俗可相對比:

這日寶玉清晨起來,梳洗已畢,冠帶出來。至前廳院中,已有李貴等四五個人在那裡設下天地香燭,寶玉炷了香。行畢禮,奠茶焚紙後,便至寧府中宗祠祖先堂兩處行畢禮,出至月臺上,又朝上遙拜過賈母、賈政、王夫人等。一順到尤氏上房,行過禮,坐了一回,方回榮府。

先至薛姨媽處,薛姨媽再三拉著,然後又遇見薛蝌,讓一回,方進園來。晴雯麝月二人跟隨,小丫頭夾著氈子,從李氏起,一一挨著所長的房中到過。復出二門,至李、趙、張、王四個奶媽家讓了一回,方進來。雖眾人要行禮,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襲人等只都來說一聲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輕人受禮,恐折了福壽,故皆不磕頭。

清代中葉的貴族生日,需要經過“炷香”“行禮”“奠茶焚紙”、祭拜宗祠、拜謝長輩,最後受晚輩之禮,一絲不錯。其禮俗細節與祭祀儀式何其相似乃爾。

李遠達:私自的情理——明清祭祀文化視域中的《紅樓夢》私祭書寫

電視劇《紅樓夢》中平兒劇照

小說尤為精妙之處在於,寶玉生日這天在履行完禮儀要求之後,敘述者安排平兒“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來了”,萬福與作揖疊相禮畢,方道出寶玉、平兒,以至寶琴、岫煙皆是當日生辰,於是貴族家庭刻板的生日禮俗轉變成“壽怡紅群芳開夜宴”的女兒狂歡具備了較為充分的敘事理由,也巧妙地將清代貴族公共性禮俗與私人化情感表露有機地融為一體。

關於此段之禮俗與小說人物之關係方面,評點家之說雖紛然,亦有可觀者。一向有過度闡釋之習的張新之在“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輕人受禮,恐折了福壽,故皆不磕頭”後,認為:“廢禮自王,大書特書”,緊接著賈環、賈蘭來拜壽,亦未行禮,張新之又評點道:“無兄無父,總由王命”[22]。

張新之意在譴責王夫人不令寶玉受禮擾亂禮法,毀壞綱常,道學意味頗濃。相較之下,王伯沆評點則反而拈出寶玉生日這日禮俗的人情一面:“禮緣情生,於義亦允。乳母、保母,律有明文也”,他又在平兒來給寶玉拜壽之後評點道:“寶公生日,竟是自尊長以逮平輩兄嫂,都要去行禮。一則因年幼,次亦禮所當有也。至平兒,乃系兄妾,不得作丫頭觀,故上文亦有‘讓平兒’之文。”[23]可見評點者眼中禮俗之相容性也存在差異。

最後,私祭禮儀場景還有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本文討論的都是《紅樓夢》前八十回的私祭場景,後四十回的敘述者是如何構思私祭,或者說,如何看待祭祀儀軌的。我們能找到的是第一百四回的一段寶玉和襲人的論祭之文:

李遠達:私自的情理——明清祭祀文化視域中的《紅樓夢》私祭書寫

改琦繪襲人

(寶玉道):“晴雯到底是個丫頭,也沒有什麼大好處,他死了,我老實告訴你罷,我還做個祭文去祭他。那時林姑娘還親眼見的。如今林姑娘死了,莫非倒不如晴雯麼,死了連祭都不能祭一祭。林姑娘死了還有知的,他想起來不要更怨我麼!”襲人道:“你要祭便祭去,要我們做什麼?”

寶玉道:“我自從好了起來就想要做一道祭文的,不知道我如今一點靈機都沒有了。若祭別人,胡亂卻使得;若是他斷斷俗俚不得一點兒的。所以叫紫鵑來問,他姑娘這條心他們打從那樣上看出來的。我沒病的頭裡還想得出來,一病以後都不記得。你說林姑娘已經好了,怎麼忽然死的?他好的時候我不去,他怎麼說?我病時候他不來,他也怎麼說?所以有他的東西,我誆了過來,你二奶奶總不叫我動,不知什麼意思。”

這段對話看似平淡無奇,實則不僅在敘事上回應了讀者寶玉祭晴雯不祭黛玉的質疑,也用事實回答了續書作者對私祭的態度:“我自從好了起來,就想做一道祭文的,不知道我如今一點靈機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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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沆批校紅樓夢》

王伯沆的評點切中肯綮:“軀殼雖存何益?”所謂“一點靈機”,雖是說不清道不明的,但卻也體現出寶玉因父親賈政回家問起黛玉,自己也想問個究竟的糾結彷徨心態。缺了這“一點靈機”,不僅是寶玉能誄晴雯而不能祭黛玉的因由,也成為“候芳魂五兒承錯愛”(第一百九回)的敘事動力。

後四十回中的寶玉非情不深,而是已獨存軀殼,不能再續私祭情由了。此處後四十回的敘述者似乎在文字層面向讀者昭示:祭文等於祭靈,等於寶玉的靈性,也似乎等同於前八十回作者的天分。

第一百四回回末總評王希廉、姚燮、陳其泰三人也關注此事,亦各抒己見,形成話語競逐:護花主人王希廉認為:“黛玉死後,若寶玉一哭之後,絕不提起,便與生前情意不相關照。然既與寶釵恩愛,又不便時時刻刻哀思黛玉,故借賈政嘆傷,觸動前情,想起紫鵑。但竟叫紫鵑未必肯來?即來亦不肯細說,寶玉心事,無從傾吐。因借央懇襲人,復以誄祭晴雯相比,方可描出寶玉深情,即文章烘雲托月法。”

由此可知,王希廉對於本回寶玉欲問紫鵑的描寫基本滿意。大某山民姚燮則大體認同此說,所謂“死者之心,抱恨無窮,生者之心,不能一白。是以寶玉之叫紫鵑,欲於知死者之心,稍舒鬱結。此正萬不得已之極思也。而襲人又多方撓阻遲緩之,何哉!黛玉已死,即寶玉日日祭奠,曾復何補於事?乃並求如晴雯之一祭而亦不能,則其心更不安矣。非謂一祭黛玉,其心便可放下也。”

相較而言,陳其泰對後四十回中之私祭則頗多批評:“黛玉死後,寶玉欲自言心跡,竟無一人可與言者。即向紫鵑瑣瑣,亦復贅筆無味。吾意只須於旁敲側擊處,偶一提撮,即已醒豁,不必在正面著筆,為妙。”

李遠達:私自的情理——明清祭祀文化視域中的《紅樓夢》私祭書寫

桐花鳳閣批校本《紅樓夢》

可知不惟今人,清人亦對續書作者回避私祭場景的描寫提出異議。毋庸置疑,後四十回中私祭場景的懸置從一個側面表徵著曹雪芹對私祭的潛心安排與排程絕非俗手可為,恰如賈寶玉所說:“若學那世俗之奠禮,斷然不可”。

綜上所述,私祭是與家祭、國祭等公共祭祀行為有著明顯區別的祭祀行為。私祭場景在清中葉世情小說尤其是《紅樓夢》中的呈現邏輯與文學表達都與公共性祭祀有著儀軌、構思、敘事功能與文化意蘊上的迥然不同。

《紅樓夢》中的黛玉葬花、秋祭美人,寶玉撮土焚香、誄晴雯,以及假鳳泣虛凰等經典場景在空間佈局、時間設定、身份排程與細節儀注等方面的藝術成就與敘事匠心遠邁前代世情小說。

小說家所創設的詩意空間在《金瓶梅詞話》中沒有出現,《醒世姻緣傳》《林蘭香》等世情小說都沒有突破《金瓶梅詞話》的祭祀敘述框架;戲曲《西廂記》《長生殿》等作品中雖有私祭場景,但其文體創新的自覺意識與文字複雜呈現並沒有《紅樓夢》中這般突出。

更進一步說,敘述者還有意營造了重情主敬的祭祀氛圍,從而自然而然地與清代儀禮學回歸傳統祭儀的學術傾向相疏離。作為文化現象的《紅樓夢》私祭場景,其成立的根本在於寶玉所說的“全在心之誠敬”;而作為敘事藝術的私祭場景,則真正實現了敘述者借賈寶玉之口提出的“別開生面,另立排場”。

李遠達:私自的情理——明清祭祀文化視域中的《紅樓夢》私祭書寫

曹雪芹郵票

更有趣的是,曹雪芹的私祭藝術實踐,在祭祀思想與藝術呈現上與幾乎同時而異地的吳敬梓的傑作《儒林外史》形成了文采競逐。如果將乾隆朝名滿天下的紀昀筆記小說《閱微草堂筆記》中眾多的“野祭”書寫納入跨文體考察,私祭書寫現象會更富有機趣。

《儒林外史》《紅樓夢》《閱微草堂筆記》雖然文體有別,但都誕生於乾嘉考據學時代小說知識濃度提升的大背景之下,小說家如何排程知識、思想而為藝術呈現服務,私祭場景不失為一個良好的切入角度。當然,明清祭祀文化視域中小說私祭書寫的橫向比較,那是另一篇文章討論的範疇了。

註釋:

[1] 關於《紅樓夢》祭祀儀禮的民族屬性問題,趙岡的《考紅瑣記》(臺北《中國時報》1980年12月28日)與鄧雲鄉的《<寧國府除夕祭宗祠>諸禮非滿洲禮儀辨》(《紅樓夢學刊》1982年第1輯)這組論辯文章做了深入細緻的辨析。後來鄧小飛的《“懸影”不是滿人禮儀》(《學術論壇》1982年第6期)和夏桂霞、夏航的《淺析<紅樓夢>中的薩滿文化》(《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等論文均在此基礎上展開討論。

[2] 作為《紅樓夢》的經典場景,《芙蓉女兒誄》的誕生在紅學界歷來備受關注。20世紀70年代末,蔡義江先生《紅樓夢詩詞曲賦評註》對《芙蓉女兒誄》做了深入解析;80年代,張慶善先生在《說芙蓉》(《紅樓夢學刊》1984年第4輯)一文中就對曹雪芹將晴雯比擬為水芙蓉還是木芙蓉進行了探討;林乃初先生的《論<芙蓉女兒誄>的稚嫩美》(《紅樓夢學刊》1989年第4輯)分析了該文的藝術特色;從文體學角度看,馬鳳程先生將《芙蓉女兒誄》與《離騷》進行對照(《<芙蓉女兒誄>與<離騷>》,《紅樓夢學刊》1986年第1輯);新世紀以來,張雲先生的《<芙蓉女兒誄>的文章學解讀》(《紅樓夢學刊》2008年第1輯)和王思豪先生的《騷·誄·賦:<芙蓉女兒誄>的文體學演進理路》(《紅樓夢學刊》2021年第2輯)分別從文章學與文體學的理論維度審視這篇《紅樓夢》“詩賦之冠冕”,尤其是後者認為《芙蓉女兒誄》“打破誄文‘正體’禮制規範”的結論對本文之寫作大有裨益。本文由此出發,將《芙蓉女兒誄》的寫作情境置於私祭之時空中加以考察,以期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有所推進。

[3](清)曹雪芹撰、無名氏續:《紅樓夢》第七十八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6頁。後文引用《紅樓夢》原文,不經特殊說明,皆引自此本。

[4] 張壽安對清代禮學及明清禮學轉向有過論斷:清代禮學家“力斥宋明禮學的‘緣俗’性格”,提倡“以經典為法式”。因此,明清禮學的重要轉折是“從‘私家儀注’的‘家禮學’走向‘以經典為法式’的‘儀禮學’。”見張壽安:《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頁。

[5] 蘭陵笑笑生撰、陶慕寧校注:《金瓶梅詞話》第六十五回,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829頁。

[6] 西周生撰、李國慶校注:《醒世姻緣傳》第四十一回,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538頁。

[7] 隨緣下士編:《林蘭香》第十八回,中國戲劇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頁。

[8] 曹雪芹著、脂硯齋評、吳銘恩匯校:《紅樓夢脂評匯校本》(下)第五十八回,清華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748頁。

[9] 李鵬飛:《試論古代小說中的“功能性物象”》,《文學遺產》2011年第5期,第119-128頁。

[10] 呂啟祥編:《紅樓夢研究稀見資料彙編(增訂本)》下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61-262頁。

[11] 張一兵,周憲主編:《王伯沆批校<紅樓夢>》第2冊,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812頁。

[12] 曹雪芹著、脂硯齋評、吳銘恩匯校:《紅樓夢脂評匯校本》(中)第二十八回,清華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380頁。

[13] 曹雪芹、高鶚著;護花主人、大某山民、太平閒人評:《紅樓夢(三家評本)》第七十八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7頁。

[14] 李簡:《<西廂記>的“春”與“秋”》,《智慧中國》2020年第2期,第84-86頁。

[15] 李遠達:《“歇午”與“夜宴”:<紅樓夢>微觀時間設定的敘事潛能與文化意蘊》,《紅樓夢學刊》2020年第5期,第76頁。

[16] 曹雪芹、高鶚著;護花主人、大某山民、太平閒人評:《紅樓夢(三家評本)》第四十三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91頁。

[17] 張一兵,周憲主編:《王伯沆批校<紅樓夢>》第2冊,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第593頁。

[18] 曹雪芹著、脂硯齋評、吳銘恩匯校:《紅樓夢脂評匯校本》(中)第四十三回,清華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565-566頁。

[19] 張一兵,周憲主編:《王伯沆批校<紅樓夢>》第2冊,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593頁。

[20] 原所賢、暴連英:《試考楓露茶》,《紅樓夢學刊》2012年第4輯,第78-82頁。

[21] 曹雪芹著、脂硯齋評、吳銘恩匯校:《紅樓夢脂評匯校本》(上)第八回,清華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24頁。

[22] 曹雪芹、高鶚著;護花主人、大某山民、太平閒人評:《紅樓夢(三家評本)》第六十二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7頁。

[23] 張一兵,周憲主編:《王伯沆批校<紅樓夢>》第3冊,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8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