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西方話語體系下的文明真相，原來我們是這樣被“野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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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希臘時代開始，東方/西方的地緣政治二元對立框架，就與野蠻/文明的文化價值的二元對立框架重合，這種重合趨勢再次出現於啟蒙運動高潮時代。
1、文明與野蠻的重新定義
西方現代觀念中東方與西方二元對立的世界觀念秩序，經過地理大發現與文藝復興時期的顛覆與重整後，到啟蒙運動後期基本確定，而西方社會關於文明與野蠻的討論也開始於這一時期，“文明”成為西方現代文化自我指認的身份，而“野蠻”開始被用來形容東方。
西方在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上，結構知識與想象中的世界秩序，根本的意義在於西方現代性完成文化自我認同。
西方中世紀建立在基督教信仰基礎上的世界觀念秩序，曾經將世界嚴格劃分為西方基督教世界與東方異教世界，這種以信仰劃分的二元對立的世界秩序，不僅賦予基督教西方一種明確的文化身份，也確立了西方中心與差異對立的他者，使西方在明確他者威脅的同時體驗到安全。
地理大發現與文藝復興一度打亂了基督教一統文化的世界觀念秩序，東方與西方、古代與現代的界限不清，秩序也被經常顛倒過來。啟蒙運動在西方現代性文化認同基礎上，開始重建世界觀念秩序，東方與西方、古代與現代的界限被重新確立。
西方指現代啟蒙的西方，以西歐北美為中心，奧斯曼土耳其以東的廣大地區，從埃及到日本的廣闊地區，甚至整個非西方世界，都毫無例外地屬於東方。
啟蒙思想是在古代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二元對立的時空框架內進行的，其根本意義在於確證“現代西方”的合法性。
它發明或構建了一套具有整體性與連續性、生動活躍的世界觀念體系，啟蒙哲學中所有重要的概念，諸如理性、真理、進步、自由、民主等概念，都被鑲嵌在這個輝煌的體系中，這個體系並非說明事實，而是表述現代西方社會關於需要與猜測、關於慾望與恐懼的信仰或神話。
首先是東方與西方的二元對立的世界觀念秩序的重建，其次是野蠻與文明的秩序的重建。
一個空洞的地理概念不足以構建文化身份，必須具有明確的文化內涵。啟蒙運動的真正問題，是為西方現代文化建構文化身份。如果基督教不再為西方的文化身份提供認同的基礎，那麼，什麼概念能夠為西方現代提供文化身份呢？
科學進步？政治民主？思想自由？富裕與繁榮？所有這些概念都只能說明某一方面或層面的特徵，什麼才是整體意義上的西方現代的文化身份呢？啟蒙思想發明了整體性的“文明”概念。文明包含著所有上述的內容。
2、文明與野蠻的邊界
諾貝特·埃利亞斯指出，“文明”概念儘管意義複雜，但歸根結底是西方現代自我認同意識的表現。
他在《文明的程序》中試圖給“文明”這個概念下定義時說：
“這一概念表現了西方國家的自我意識，或者也可以把它說成是民族的自我意識。它包括了西方社會自認為在最近兩三百年內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由於這些成就，他們超越了前人或同時代尚處‘原始’階段的人們。
西方社會正是試圖透過這樣的概念來表達他們自身的特點以及他們引以為自豪的東西，他們的技術水準，他們的禮儀規範，他們的科學知識和世界觀的發展等等。”
在這個“文明”定義中，我們注意到，它有不同層面上的意義，首先，它與西方現代性自我認同相關，文明是西方現代的特徵或成就，有明確的時間與空間的規定，即現代西方是文明的；其次，文明同時又是人類社會普遍價值的體現與普遍歷史的必然，它意味著人類社會與歷史發展的一種尺度，在這一點上，文明與進步具有同樣的意義，文明既是進步的尺度又是進步的成就；再次，文明是個無所不包的概念，發達的科學技術、民主政治、資本主義經濟、自由思想與信仰、正義的法律與純潔的道德、有教養的行為與禮儀規範等，所有西方現代性價值，自由民主、發展進步，都可以包括在文明概念中。最後，文明是西方現代性樹立的一種普世尺度，在空間與時間中展開，其他民族國家與歷史，必須在這個普遍尺度下證明自身，它包含著知識與權力的雙重意義。
西方現代性將自身認同於文明。在西方走出中世紀、基督教信仰破裂後，文明第一次為西方現代文化提供了身份認同的基礎。
在西方現代性想象中，東方與西方、古代與現代的界限，實際上就是文明與野蠻的界限。西方現代文化在自我認同文明的同時，也開始用野蠻指涉東方，所謂“野蠻的東方”或“野蠻的東方人”成為一種流行的套話。
文明的概念是法國啟蒙思想家相對於“野蠻狀態”提出的，只有透過“野蠻”，才能夠界定文明。如果說西方現代文化表現為一個認同於文明的同一體，那麼，只有透過塑造一個“野蠻東方”作為他者，才能完成自我確證。
西方文明倡導理性與科學，野蠻的東方則沉迷於可怕愚昧與迷信中，西方文明飛速進步，野蠻的東方則沉淪在無恥的封閉與停滯中；西方文明崇尚自由與繁榮，而野蠻的東方則絕望地掙扎於暴政與貧困中…
當現代西方認同一個文化整體時，西方的東方主義想象也將東方他者化為一個整體；當西方現代文化整體自我認同文明時，被他者化的東方則成為野蠻的代表。正如東方與西方的二元對立模式根植於西方世界觀念傳統一樣，野蠻與文明的二元對立模式，在西方的世界規念中也是歷史悠久、根深蒂固的。
3、中國文明形象的轉變
當然，“野蠻”的話語諧系並非穩定連續性的。文藝復興時代的地理大發現改變了西方人的世界觀念。首先是東方與西方、野蠻與文明的價值秩序出現了顛倒的狀況。
博丹說過：
“在西班牙人看來，世界上最東方的民族中國人，是世界上最高貴文雅的民族；而最西方的民族、巴西人，是世界上最野蠻殘暴的民族。”
高貴文雅的東方出現在西方想象中，其中最優秀的是中國。蒙田也認為中國在政府管理和藝術方面成效卓著，超過了歐洲。《平託東遊錄》講到兩位葡萄牙水手打架，被帶到中國皇帝那裡接受懲罰。
中國皇帝說：
“我們對上帝知之不多，我們也不懼怕上帝；上帝不會說話，所以他無法傳達自己的意圖，而只能透過我們的嘴巴，所以他和許多動物無甚區別。我們這個民族是一個有血肉，有知識，守法律，有民族感和國家尊嚴的民族。像你們這些無故傷害或殺死了別人的人，肯定是罪大惡極，是專門服待那個地獄裡、貪婪的蛇的僕人。這從你們的行動就能判別出來。”葡萄牙人被判處流放到荒山，永遠與世隔絕。“在那裡，你們將終日和野獸生活在一起，每到夜晚，陪伴你們的將是野獸的咆哮。你們是罪有應得，誰叫你們生性野蠻？”
東方可能是高貴文雅的，而西方相比之下則是野蠻不開化的。
兩極價值顛倒的東方/西方、野蠻/文明秩序，明顯出現在中國形象中。中國是個文明的民族，而西方人“生性野蠻”。這種在自我批判意義上使用的文明與野蠻的對立，是當時的一種流行觀點。葡萄牙歷史學家若奧·德·巴羅在《亞洲》中甚至認為中國文明優於文藝復興時西方崇拜的古希臘羅馬文明。
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西方的文化價值觀出現一次徹底的開放運動。不僅二元對立的東方與西方的世界秩序出現了價值倒反，兩極化的世界觀念格局也失去平衡，出現三極或多極化的可能：野蠻、未開化、文明三個概念相對，一度中性甚至帶有褒義的“未開化”（Savages）概念取代“野蠻”（Barbarians）概念使用，所謂“高貴的野蠻人”（Noble savages）出現。
啟蒙運動是西方的文化大發現時代，地理大發現已基本完成，人們開始在觀念中建立世界秩序。
在啟蒙思想家那裡，東方與東方的代表中國，經常成為肯定面，作為社會批判的一個烏托邦式的“他者”。這個對立雙方的位置，到19世紀初，基本上顛倒過來，西方代表肯定面，東方成為被否定的。東方性具有明顯的貶義。在上述那一系列東方性特徵中，幾乎都是貶義的，而且都是與西方正面價值相對的否定面。東方性實際上沒有自身的意義，只有被西方否定的意義。不幸的是，中國再次成為這種否定性的東方性的代表，就像一個世紀前中國曾作為肯定性的東方性的代表一樣。
4、中國被定位為“野蠻”的過程
暴從伏爾泰到孔多塞、馬戛爾尼，中國文明停滯的形象也一點點確定下來，中國不僅在政治上專制，道德上敗壞，在技術上落後，精神上也是愚昧野蠻的。這種觀點在黑格爾那裡得到最系統精密的哲學化表述。
在墮落的東方的整體背景下，他不僅將中國形象的各個方面塗抹得一片漆黑，而且為這種黑暗找到了一個黑暗的中心，一個終極的、解釋性的原因，即自由精神在中國還沒有出現，而自由精神是人性與歷史的起點。到此為止，中國不僅具備了所有的、否定性的東方性，而且將這種東方性發揮到極致。
中國人精神愚昧，他們的智力是野蠻人或孩子的，他們將自己變成暴政與貧困的奴隸，卻絲毫意識不到這一點。他們頭腦混亂，被各種愚蠢的念頭與迷信充滿著，經常做出各種各樣怪異不道德的事。他們邪惡、虛偽、軟弱而又殘暴，他們不懂得科學，技術落後，他們停滯在歷史的起點上，把整個文明變成重複毀滅的廢墟…
中國處於最遙遠的東方，是地理之東方的極端，中國表現出各種惡劣的東方特徵，也是文化之東方性的極端，在此，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中，中國的東方主義形象獲得了地理與文化意義的一致統一。
理論顯得像神話，就更有感染力；神話以理論的形式表現，就更加雄辯。黑格爾構築的表現十足的東方性的中國形象，是19世紀西方的中國形象的一個抽象核心。傳教士、商人、殖民者、旅行家不斷在這個核心的外圍新增一些表現性的特徵。
中國擁擠的人口既表現混亂又表現貧困，抽鴉片表現非理性與軟弱、消極，纏足、殺要與酷刑表現中國人天性殘暴，然後就是不斷的戰爭與內亂，在西方人的印象裡，可以想象到的地獄場景，都可能出現在中國。
旅行者從西方出發，每向東一步，似乎都更加黑暗，直到中國，一個在毒品鴉片的惡夢中自殘的國家，精神、信仰、道德、政治、經濟，在所有這些方面都陷入黑暗的半野蠻國家。
西方在觀念中虛構東方與東方性的目的，是在現實中征服與控制東方。
中國之所以在19世紀成為西方的東方想象的黑暗中心，是因為中國在19世紀絕大多數時間裡，構成西方的世界範圍內的殖民帝國主義的唯一的障礙。
伊斯蘭世界已經破碎，除了信仰聯結之外，幾乎沒有國家力量，印度已淪為殖民地，而非洲的障礙是自然的不是人文的，只有中國還儲存著一個帝國，還經常以某種混亂的方式對抗西方。
這種現實在西方的東方想象中的作用，就是將中國構築成最黑暗的、十足的東方性的國家。因為否定性在觀念中意味著危險與威脅。將中國形象極端黑暗化，是西方文化心理中消除恐怖的方式，是在社會無意識中完成的，在殖民帝國的建立過程中，西方文化構築起一整套的東方神話，伊斯蘭東方、印度、中國、東南亞與日本，都被囊括在這一神話之中，但又各具特色。
在19世紀西方的世界觀念中，東方與西方構成一個二元對立的等級體系，東方中不同國家、民族，構成一個差異等級體系。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是這種大眾想象的抽象總結，他試圖為東方與西方各民族國家確定其在世界文明格局（空間）與世界歷史程序（時間）中的位置。
中國與印度是個黑暗的中心，不同的是，印度正在被拯救，而中國仍拒絕被拯救，中國更黑暗，是西方殖民帝國主義最後將要征服的地方，也是西方擴張史詩凱旋的終點。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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