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夢溪︱學術獨行俠何炳棣

何炳棣先生的學術成就和學術地位，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國內人文學術界除了少許老輩，大都對他知之甚少。名聲鵲起是由於他退休之後，轉而破門進入中國思想史領域，尤其1991年12月在香港《二十一世紀》發表《“克己復禮”真詮》，隨後又在該刊1992年6月號發表《原禮》，與杜維明商討新儒家的治學方法，其功底之厚和文字之銳利，無法不引起此界人士的注意。況且杜維明也有迴應，劉述先也站出來辯難。變成好熱鬧的一次學術論爭。

剛好1992年9月，我到哈佛出席“文化中國：詮釋與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發起人就是杜維明。會後我與杜先生做過一次學術對話，還特別談到了何先生的批評。我問他是否會進一步作出迴應，大家很關注。還提到有人認為這場論爭是史學和哲學的衝突，問他如何看待。杜先生不同意是史學和哲學的觀念和方法的問題。他說：“何炳棣先生誠然是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也是歷史學家，但他們的共同語言很少，反而是我與餘先生的共同語言多。”他頗不滿意何先生對新儒家的排距感，他說：“站在哲學的立場，追求‘真詮’是危險的。”國內人文學界的中青年一代或兩代，此前對何先生是比較陌生的，經過這次論辯我想大家再也不會忘記他。

儘管如此，我個人與何炳棣先生髮生交集，還是事前絕對無法想到。

起因是我的好友汪榮祖教授的一個電話和一封信。1993年9月初，榮祖突然打來一電話，問《中國文化》發不發關於《紅樓夢》的文章。我未加思索即回答說：“不發。”他很詫異，回問道：“你研究紅學有年，為何反而不發這方面的文章？”我說正因為如此，才知道現在沒有人能寫出像樣的文字。蓋當時我對國內紅學界的“黨同異，妒道真”的風氣深致不滿，故對榮祖出以此言，如今想來真是失禮之甚也。好在由於研究陳寅恪的緣故，我與榮祖一見如故。我主持的《現代學術經典》叢書的“蕭公權卷”，就是請榮祖擔任編校。他做得非常認真，且以他編輯的聯經版《蕭公權全集》相贈，使我得以對這位當年吳宓相見恨晚的清華英傑，有較為深層的瞭解。榮祖執教於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歷史系，電話是他在臺灣打來的。不久又收到他的手書，向我介紹何炳棣其人，以及他為何特別希望何的文章能夠在《中國文化》刊載。為回到當時的歷史現場，現不妨將榮祖兄此函的全文抄錄如次。

夢溪兄：

弟已自臺北歸來。近知何炳棣先生於紅樓夢研究有新發現，弟即想到爭取在《中國文化》上發表。何先生與楊聯陞先生清華同學（貴刊曾介紹楊氏），但學術成就尤在楊氏之上。今雖已自芝加哥大學史學講座退休，但精力旺盛，正積極從事著述（據聞何氏今後將多寫中文）。為爭取該文，弟意貴刊應特別禮遇，如以顯著篇幅（第一篇）登載，並加編者介紹等。謹此奉閱，望即見覆為感。

順問

儷祗不盡。

弟榮祖手拜，一九九三年九月六日

榮祖的信寫得極懇切，完全是為了《中國文化》能夠首載第一流學者的佳撰以光篇幅，才向我極力推薦。還有他是我們特聘的刊物的學術顧問，不排除也有盡一份責的成分在焉。我除了滿心感謝，還有什麼理由拒之於本刊之外呢。實際上電話中已請榮祖轉至何先生，研紅大稿歡迎賜下。大約兩週之後，就收到了何先生的文章，赫然在目的題目是《從愛的起源和性質初測〈紅樓夢〉在世界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當即通讀一過，深為其材料翔實和運筆之雄健所打動，雖連同註釋文長約三萬字，仍有一氣呵成之感。風格、調式與《二十一世紀》所刊之何的兩文如出一轍。當即決定安排在最近一期刊載，並遵榮祖兄所囑，特地在文前加了編者按語：

本刊自創刊以來，只在第五期刊載過一篇已故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在本世紀二十年代為俞平伯《紅樓夢辨》所寫序言的初稿。此稿比後來的定稿多出四千多字講國故的部分，正是本刊所取義處，因此編置在“文獻輯存”專欄。此後再沒有刊載與《紅樓夢》有關的文字。這次何炳棣教授的文章，經由本刊學術顧問汪榮祖先生所推薦，確為有創意之作，特在“文史新篇”專欄刊出，以饗讀者。

榮祖兄希望安排在顯著篇幅刊載，也做到了。“文史新篇”欄目是我們《中國文化》的開卷欄目，只有最重要的文字才置於此欄。何炳棣先生的論紅文即獨立於此期的“文史新篇”專欄。但就此期的整體佈局而言，何文不是第一篇，前面有我和余英時先生的長篇訪談，那是關涉十年浩劫後中國文化與社會如何重建的非常重要的課題。本期還刊有餘英時先生的《章學誠文史校讎考論》，排在“文史新篇”之後的“學術史論衡”專欄。

余英時和何炳棣的學術芥蒂，當時我並不知情。1992年應邀訪問普林斯頓大學和餘先生的長談，未涉及此一方面的話題。倒是張光直先生在哈佛與我見面時，提及《二十一世紀》的爭論，他說何是惹不起的人物，誰被他盯上都麻煩。我那次去哈佛出席“文化中國”的會議，是張先生和杜維明先生共同推薦的。在感情上我和張、杜更近一些。當然最熟悉而又情親道合的是余英時先生。後來何的《讀史閱世六十年》出版，我才明白其中的奧妙。原來何與張有那麼多複雜的故事，不止由於對中國古代文明與文化的起源的不同觀察，而引起了學術思想的不能兩立，其中還摻雜有對各自著作的評議所產生的一些曲折。《六十年》留給我的印象，是何先生的堅韌的毅力和為人的坦白無欺。這也是一個真正學者的可欽敬的態度。

我感到對不住何先生的是，刊載他紅學文章的那一期《中國文化》未能按時出刊，讓他等得頗焦急。《中國文化》創刊後，由北京三聯書店、香港中華書局和臺灣風雲時代出版社共同出版，製作由香港方面承擔。每期清樣出來，都是我們的編輯專程到深圳校對，往返郵寄徒增許多麻煩。為改變這種狀況，我們決定從1994年秋季號開始，改由《中國文化》雜誌社出版，以此排版、製作、選紙、印刷、發行等一系列程式，都需要我們自己來安排。我也不得不跑印廠和排印人員逐項會商。為減少麻煩，卻增添了另外的麻煩，天下事莫不如此。自己出版同時也還有另外的隱衷，不便於在這裡具道其詳。結果等到這本總第十期《中國文化》出來，已經是1994年的年底了。

沒想到何炳棣先生這中間飄然來到了北京。

先是1993年11月22日的信向我預告：“我將於十二月一日以前抵達北京，完全由於私事。在京將停留大約三週，抵達後即通電話聯絡。”接著12月5日的信告知：“棣已於十二月一夜抵達北京（私事）。知大駕去港，大約今日（五日）返京。見此信乞電話聯絡：金魚衚衕王府飯店764室，512-8899 764室。”當時我的日程確實很滿，1993年11月17日至25日，應邀赴馬來西亞參加馬來亞大學召開的國際漢學研討會，會後擔任星洲日報“花蹤講座”主講人，並赴檳城和芙蓉兩地華族社群作學術報告。11月26日至12月2日，應香港大學中文系邀請，主持1993至1994年度的查良鏞學術講座。返程經深圳，又有《商報》主筆的訪談。何先生打電話到我家，照料家務的友人告知，我們12月5日返回北京。6日跟何先生通的電話，約定8日上午10時半在我家晤面。當時我住團結湖，所秘書接他過來，剛好在約定時間到達。

不能說是一見如故，但有榮祖的好媒介，又讀了他的論紅雄文，倒也無任何生疏感。個子很高，身材挺拔，面孔有稜有角，正是我想象中的何先生。但我們談了些什麼話題，竟不能完全記得。中午用餐，有幾個菜何先生頗為讚賞。內子是上海人，家傳的紅燒肉、絲瓜毛豆、法式羅宋湯和鹽焗雞，凡品嚐過的朋友無不認可。十天之後，何先生寄來一信，開頭即說“旬前長談至歡，恨相見晚”，信尾問候內子，謂“午餐至今不忘”。信中對我以“夢溪老弟”稱，落款署“愚兄炳棣”，口吻極為親切。對啦，其論紅文的校樣是此次面交給他的，故信中對幾處舛誤有所是正。信中還寫道：“棣數十年未讀當代中國文學，詞彙條及語、句法不免生硬有誤，千乞以主編他位，加以匡正或潤色為要（至誠，決非客氣）。”此次跟何先生接觸談敘，感會到這位學術上不無雄霸之氣的大學者，同時有一顆柔軟的心和為人為學的謙遜之誠。他1927年生，長我二十三歲，來的時候竟不忘帶上見面禮。一方桶丹麥餅乾，其桶之魁偉碩大，此前未見過。我和內子都很喜歡，後來私語每笑稱，禮物的體積也是很重要的。也曾到專賣進口食品的店裡尋覓過，至今都不曾遇到。

何先生回到美國之後，又於12月28日寫來一信，茲抄錄原函——

夢溪教授足下：

十二月八日長談餐敘，至今獨有餘歡，深幸國內能獲一位博雅識卓之新知己也。

拙稿最後一段中“聚樂部”，“聚”應作“俱”，乞代改正。其他疏誤之處，亦請自動代我糾正，最感。

今日汪榮祖夫婦來此渡年節，涉及拙文在貴刊出現後，擬轉載臺北《聯合報》。不日汪將專函與足下商洽具體辦法。

餘不一一，敬頌

儷祺並賀

新年一切佳勝

炳棣 一九九三·十二月二十八

信中充滿了拳拳之殷，亦看出對自己論著的不斷嚴謹審視，其實文字之誤編輯部早已校改過來，只是出版日期後移，深感愧對何先生。不久，又接到他寫於1994年1月28日的信函，全文如下——

夢溪教授足下：

茲寄上夏志清先生三頁長函對拙文的反應，備你參考。我不擬對拙文作修正，我認為《紅》所論愛之起源仍確是真起源。《舊約》確未明言愛的起源是由於寂寥，Milton才明白寫出的。曹比彌只晚一百年，而原始性更高。石頭在“人化”之前即已力求打破寂寥，實無“近代”或“第二”亞當之可言。至於弗氏心理分析，美Twice週刊去年11月29日確有長文對弗不利，但所攻物件是當代心理治療往往硬要“病人”再四再三去追憶幼年時是否受過性虐待，以致本不嚴重的精神病人會變成真正的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了。這是近年臨床不當，長文對弗氏理論全未（未全）批判或否定。所以我也不準備在文後加論此點了。

①不過，拙文P37“全文小結”自下上數第三行，請剔去“早臻高度成熟”六個字，就可以了。

②“後記”P40所引王國維文最後，請加一句“可謂悲劇中之悲劇也”。這是王氏的原文。

③再：若可能，評拙文的短（？）文中，是否可明白請女性讀者們多作反應，因弗氏理論確相當忽略了女性，而《紅》又是集傳統中國女性之大成之作。

手頭郵票只剩一張，剪去無用的白紙就不過重了。 一笑。

餘不一一，敬頌

撰祺 夫人好！ 炳棣 1／28／94

還是親切有味如前函，跟他的文章如出兩輒。所附夏志清先生函，對何發表在《二十一世紀》上的《“克己復禮”真詮》一文表示“興奮異常”，對該論紅文詮釋“意淫”的概念，則稱：“大文‘意淫’這一節，引了六例，細加評析，無懈可擊，讀來令人心服，的確是大貢獻。”惟對愛起源於“寂寥”問題，夏說《舊約》所載亞當和夏娃的故事，已有此義，並非開始於彌爾頓的《失樂園》。故何先生給我的信裡特別說明：“《舊約》確未明言愛的起源是由於寂寥，Milton才明白寫出的。”並強調“曹比彌只晚一百年，而原始性更高”。恰好《紅樓夢》第五回《紅樓夢引子》有云：“開闢鴻蒙，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濃。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因此上，演出這懷金悼玉的《紅樓夢》。”其中的“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可以認為是愛起源於寂寥的明證。當作為史學家的何先生捉到了這條被歷來紅學家忽略的吞舟大魚，其興奮之情可以想見，而所論述更是精彩紛呈，諸君可徑讀原文，恕我在此不能備述。他是從《舊約》亞當和夏娃的故事談起，然後解剖柏拉圖的《酒談會》，再到彌爾頓的《失樂園》，最後進入曹雪芹的世界。毫無疑問此題旨的提出及其論證，是何先生研究《紅樓夢》和愛的起源的一大發明。以此何先生對該文非常重視，《讀史閱世六十年》第二十章“先秦思想攻堅”之第三節，將此文置於《“克己復禮”真詮》和《原禮》之後，作為他先秦思想與制度系列論文的第三篇。

已經是1994年的6月了，刊物仍未出版，但何先生再次來到了北京。

我決定請他到我們中國文化研究所作一次學術演講。時間在在6月10日上午，題目是我提出來的，建議他講“中國傳統思想中具有永恆意義的東西及在今天的意義”。開始前我對何先生作了簡短介紹，包括主要著作和榮銜。京城的許多學界友人，李慎之、龐樸、餘敦康、方立天、孫長江、牟鍾鑑、陳來、王守常、汪暉、劉東、董秀玉、沈昌文等，及本所全體學人共三十餘人出席並參加討論。由於大家想聽何先生多講，討論得不是很熱烈。同時也由於在座的人文學者對何先生在經濟史、人口史和土地史領域的卓越貢獻，基本不甚知情。即使聽說了費正清的振聾發聵之語：“中國要是有五六個何炳棣，西方就沒有人敢對中國史胡說八道了！”也不一定產生專業的親切感。學問之事，真是甚難言也。而學問有大小，胸襟有闊狹，又豈是片言所能道哉！

1994年7月份，何先生去臺北出席了中研院院士會議，他把此次作為和中研院關係的調適。本來他應該以評議人的身份發表言說，結果沒有涉及演講者的論題，而是講了自己的一個議題，所講的內容與在我們研究所講的大體相同。當年的10月2日，應該是他回到美國之後，再次寫來一信，提到在北京和臺北的演講情況。茲抄錄信的全文——

夢溪教授足下：

六月上旬一別，倏已近四閱月。本年春季號已有具體問世日期否？是否已代訂抽印本200份？插圖申明是否已照辦？是否已代訂抽印本200份？插圖申明是否已經照辦？

在京時承苦心安排近卅人座談，至感至感。本年十月號《Scientific American》全期皆講宇宙及生命起源及演化，至關重要，治哲學者不能不讀。幾乎三千年深層的現世Americanism 主義精神，正是現代科技最理想的“接棒點”。按亨廷頓說今後世界文化衝突，中國之“理性”“現世”傳統正是對當今西方及回教集團亙古或所謂“基要”（Fundamentalism）主義之理想良藥。值得深思、發揮。更是見我六有初言之不謬！惜“安排”富有“深義”，陳來教授“引”我長談，以致什之七八講話者都是我，而我原意是要聆聽各位專家名士的高論的。行前之夕電談中足下似有感覺“不過癮”之屬，“難道有永恆價值的東西就是這麼一點兒！？”（之類 ，非原詞）更承示此番談話亦將有小型報導。

如果真有，請儘先把文稿寄示，我準備加詳答覆。事實上，七月四日，臺北中研院院士會議開幕下午，三大講，三小講（我的是小評講，蓋1992已專講90分鐘矣）之中，惟拙講刊載於《聯合報》，內容簡要，與在京所談略同。

我擬先寫我對中國傳統正統思想中不合及適合現代化需要者加以較洋的評價，可能要作三四篇文章才能討論完畢。不知何種刊物最為適當。

五月底六月初兩度有機會與任繼愈先生暢談，而且意見大體相同，最堪告慰。

見信後乞示一二，為盼。敬頌

文祺

祖芬請代候 若有電傳，似可給我打電話，但不要在我方夜十時後。尊處有無電傳，如有乞示號碼。

炳棣 一九九四

十月二日

每次捧讀何先生的手澤，都無法不被他的熱情和坦蕩所打感。不久汪榮祖先生也有信寄示：“何先生於兄印象極佳，時與弟言及，渠正埋首寫作，將有十篇重要文章問世，涉及天與命，以及儒法等主題，老而彌篤，令人起敬。”後來由《六十年》得知，他在院士會評議的演講人剛好是余英時先生。何論紅文解“意淫”也提到了餘先生，認為其《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以純潔與骯髒區分大觀園裡和大觀園，為正確理解“意淫”設定了障礙。他也提到有人稱餘的《兩個中國》是紅學研究的新典範，這是指本人。而刊載何文的這期《中國文化》，除前面提到的訪談餘先生和餘的考論章學誠文史校讎，還有柳存仁、龐樸、湯一介、杜維明、樂黛雲、孫康宜等眾多大家的文字，都趕到一起了。何先生信中囑我所辦之事，凡能做到的也都照辦未誤。主要是出刊時間拖得太長了，在何先生是望也殷殷，在我們是出也遲遲，此事至今想來仍深感愧對何先生。

何先生給我的信不止這些，後來他到北京我們也見過面。1995年11月我和內子應邀訪學臺灣，開始在“中央大學”，後半在“中央研究院”，當時正是李遠哲掌院時期，張光直是副院長。我在史語所演講，以陳寅恪和陳寅恪研究為講題，張先生不僅出席，討論時還提出，史學家如果感情太多是否會影響歷史研究的客觀性的問題。何先生《讀史閱世六十年》談到的張先生試圖作一項改革，想把語言學部分從史語所分出去，此事我是局外知情者。因為和張先生有多年互相信任的友情，我還當面講過此事不可行。我的理由是，當年傅斯年確立的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宗旨，實際上具有特殊的學科意義。後來一次我們在學術活動中心用餐，張先生玩笑說，你的想法看來會取勝。人的交往很有意思，我和光直先生接觸，可以無所不談，跟何炳棣先生不能完全做到。我欣賞何先生，但終於未能建立起親近的友情關係。所以1998至1999年在哈佛訪學期間，後來又到哥大訪學，中間也去過西部，應該有時間與何先生聯絡問候，但竟沒有付諸行動，時間緊迫等等恐不是合適的理由。

何先生2012年6月7日病逝於加州，享年九十五歲。著作受同行所重，榮銜為同道所羨美，無論在英語為主的北美中國學領域，還是兩岸三地的華文學術界，無人敢小覷他的學術創穫和學術成就。且不論早期的關於明清人口、社會結構等方面的英文著作，已給他帶來被稱為“經典”的榮譽；嗣後出版的《中國會館史論》《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明清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中國曆代土地數字考實》《明清社會史論》等中文著作，所作的建立在資料分析基礎上的考證與研究，很多已被學術界視為難以攻破的定論。晚年關於思想史領域的《思想制度史論》雖有爭議，但亦無法否定其自成一家的學術價值。包括《從愛的起源和性質初測〈紅樓夢〉在世界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等共十數餘篇排炮式的專題論文，只要坐下來細詳，就知道絕非等閒之作所可比並。我寫下與何先生交集的點滴過節，至少能見出他學問與性情的一些側面。他是有雄霸之氣的學者，也是喜怒不假掩飾的性情中人。他的為學具有堅韌不拔的精神毅力，他很少做第二流的題目。但他對問題連帶對人的步步緊逼與捉住不放，也容易讓人敬而遠之或望而遠之。

我熟識的很多人文學術大家，沒有誰否認他的高才大才和學術成就，但談到友情交誼則寧可置諸一邊。文中披載的何先生的幾封手書，有學問，有性情，有趣味，值得珍視。何先生在《六十年》的卷後語中說，他一生“孤軍作戰”，可謂所言不虛。他留給我的印象，也是一個忽而天忽而地的學術獨行者，或者魔幻一點可以稱他為學術獨行俠。有機緣與何先生相識是我的榮幸，這要感謝好友汪榮祖先生。

2020年2月18日竣稿於東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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