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直大臣都做不到,一個小人為何能扳倒嚴嵩?看看人家奏章怎麼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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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嵩何許人也?

明朝嘉靖年間政壇上權勢顯赫、作惡多端的大奸臣,人所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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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百姓對他的瞭解,並不是從《明史·奸臣傳》,而是從小說和戲曲中得來的。從他在世時起,抨擊他的作品就絡繹不絕,《寶劍記》、《鳴鳳記》、《金瓶梅》、《喻世明言》、《一捧雪》,直至《盤夫索夫》之類,人們看到了一個人人得而誅之的權奸形象。

1、嚴嵩為何難以扳倒?

然而在他得勢的時候,要把這個政壇炙手可熱的大人物扳倒,卻並非易事。

道理很簡單,有皇帝為他撐腰。

出生於江西省袁州府分宜縣的嚴嵩,自從進士及第以後,一直官運亨通,從翰林院、國子監這些清閒職務做起,逐漸爬上禮部尚書的臺階,進而成為內閣大學士、內閣首輔(相當於宰相),在嘉靖二十一年到四十一年(1542~1562年),專擅朝政達二十年之久。當時的皇帝明世宗剛愎自用、猜忌多疑,而又篤通道教,在宮中清虛學道,潛心修煉,根本無心治理朝政。正如海瑞在《治安疏》中對皇帝的批評:“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矣”,“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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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皇帝當然需要一個能夠投其所好的、讓他放心的內閣首輔,來擺平朝廷政事。

嚴嵩正是這樣一個人物。

他與皇帝的關係處理得非常和諧,馬屁工夫十分了得。為了迎合皇帝學道潛修,經常代皇帝起草一些具有濃厚道教色彩的“青詞賀表”。以他的進士出身以及在翰林院的磨練,所寫的“青詞”自然非等閒之輩所可望其項背,深得皇帝歡心。嚴嵩也因此而博得“青詞宰相”的美名。

嚴嵩的投其所好當然決不僅止於此,而是全方位的。

有人說得好:皇帝剛烈,嚴嵩柔媚;皇帝驕橫,嚴嵩恭謹;皇帝英察,嚴嵩樸誠;皇帝獨斷,嚴嵩孤立,因此君相之間“如魚得水”。

皇帝把嚴嵩視為心腹,威權震懾;嚴嵩把皇帝當作護身符,權勢顯赫。嚴嵩大權在握,擅權亂政、結黨營私、貪贓枉法,無所不為。他的兒子嚴世蕃代行父權,儼然一個“小丞相”。嚴氏父子把持朝廷,政壇一派烏煙瘴氣。

2、正直大臣為何無法扳倒嚴嵩?

一些剛直不阿的官員,秉承儒家倫理道德準則,不畏權勢,前仆後繼,上疏彈劾嚴氏父子。幾乎沒有一個能夠逃脫嚴嵩之手,不是充軍,便是殺頭。

嘉靖二十九年,由於嚴嵩的失職,導致蒙古鐵騎兵臨北京城下,震驚朝野,史稱“庚戌之變”(嘉靖二十九年為庚戌年)。由此而激起公憤,輿論譁然。但是朝廷中的高階官僚懾於嚴嵩的威勢,個個噤若寒蟬,沒有人敢於向這個權奸發起挑戰。

然而,政壇上畢竟還有一些不畏權勢,置身家性命於不顧的官員,在黑暗中透出一絲耀眼的光亮。因而嚴嵩的晚年,日子並不好過,對他的彈劾,從未間斷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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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年,一個在錦衣衛掌管文書的小吏沈煉挺身而出,以為“庚戌之變”的城下之盟是奇恥大辱,“出位”(超越職位)彈劾嚴嵩。

他的奏疏題目直截了當《早正奸臣誤國以決徵虜大策》,矛頭直指嚴嵩、嚴世蕃父子:

“今虜寇(指蒙古)之來者,三尺童子皆知嚴嵩父子之所致也”,當此危急關頭,必須清除嚴嵩父子奸黨,激發忠義,才可以化險為夷。

他在奏疏中揭發嚴嵩父子十大罪狀,概括起來就是三點:專擅朝政、貪贓枉法、結黨營私。

皇帝接到這份奏疏,命內閣大學士李本代他起批示(當時叫做“票擬”)。李本懾於嚴嵩的威權,不敢自作主張,便向嚴世蕃徵求意見。向被彈劾者透露彈劾內容,並且徵求處理意見,看來十分荒唐,卻又在情理之中,因為他們原本就是沆瀣一氣的同黨。嚴世蕃與嚴嵩義子趙文華一起炮製了“票擬”,李本全文照抄。

這份皇帝聖旨傳達的恰恰是嚴嵩父子的旨意,結果是可想而知的。“聖旨”指責沈煉超越本職許可權(即所謂“出位”),“恣肆狂言,排陷大臣”,希圖博取“直名”。是非顛倒,嚴嵩父子安然無恙,沈煉卻遭到嚴懲。在一頓杖責之後,沈煉被革職流放塞外。六年後,嚴嵩父子無端捏造“謀叛”罪,處死沈煉,其長子充軍邊疆,次子、三子被活活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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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嵩以這樣的手法向人們顯示,要想扳倒他的人決沒有好下場。

然而正直官員並沒有被嚇倒。嘉靖三十二年,刑部員外郎楊繼盛再次挺身而出,上疏彈劾嚴嵩十大罪狀:

壞祖宗之成法、竊人主之大權、掩君上之治功、縱奸子之僭竊、冒朝廷之軍功、引悖逆之奸臣、誤國家之軍機、專黜陟之大柄、失天下之人心、壞天下之風俗。

他還指責嚴嵩“五奸”:皇上的左右都是嚴嵩的間諜,皇上的言官都是嚴嵩的鷹犬,皇上的爪牙都是嚴嵩的黨羽,皇上的耳目都是嚴嵩的奴僕,皇上的臣工都是嚴嵩的心腹。

楊繼盛的彈劾較之沈煉,更加深刻,直指要害,言詞也更加尖銳。以其中任何一條,都可以置嚴嵩於死地。

但是,在當時皇帝寵信嚴嵩的形勢下,彈劾嚴嵩的勝算幾乎等於零。楊繼盛並非不知,因此他是冒死諫諍,寧願以自己的死來營造一種扳倒嚴嵩的輿論。結局早就定了。

何況楊繼盛書生氣太盛,居然在奏疏中批評皇帝“甘受嵩欺”,“墮於術中而不覺”。並且要皇帝叫他的兩個親王——三子裕王、四子景王——出來揭發嚴嵩的罪惡。老奸巨猾的嚴嵩這次親自出馬,在皇帝面前指責楊繼盛挑撥皇帝與兩個親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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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大為惱怒,立即下旨:

“這廝因謫官懷怨,摭拾浮言,恣肆瀆奏。本內引二王為詞,是何主意?著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好生打著究問明白來說!”

楊繼盛被關進錦衣衛的特務機構鎮撫司中,遭受種種酷刑,要他交代幕後主使人。楊繼盛身上有著傳統士大夫那種引以自豪的名節正氣,始終沒有屈打成招,還是被毫無根據的判處死刑。

臨刑前,他十分坦然,賦詩明志:

“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

至死還在對皇上表明赤膽忠心,沒有一絲一毫的怨言。而皇帝卻把他看作草芥,以為他是因貶官心懷怨恨,而誣陷內閣首輔,死得活該。這正是楊繼盛的悲劇,寄希望於這樣的皇帝,未免過於迂腐。

3、為何一個小人可以扳倒嚴嵩?

楊繼盛之死,並沒有使彈劾嚴嵩的風潮停息。接二連三的彈劾奏疏,不斷地送進紫禁城,依然動搖不了嚴嵩的地位。上疏彈劾的官員卻接連遭到懲處,不是發配充軍,就是藉故處死。

轉機終於出現了。嘉靖四十年,向來善於阿諛逢迎的嚴嵩,一言不慎而得罪皇帝,從此失去了恩寵。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皇帝為了學道潛修,長期住在西苑永壽宮。

嘉靖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裡,一把大火,把永壽宮化作一片廢墟。朝廷大臣有的主張修復永壽宮,有的主張皇帝遷回大內(紫禁城),議論紛紜。皇帝徵求嚴嵩的意見,嚴嵩既不同意修復永壽宮,也不同意遷回大內,而主張皇帝暫時居住南宮(重華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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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大為惱怒:南宮這個不祥之地,先前是景帝幽禁英宗的場所,嚴嵩似乎有“幽禁”我的意思。

內閣次輔徐階一向圓滑,從不得罪嚴嵩,這時敏感到嚴嵩已經失寵,便乘機落井下石,提議修復永壽宮,而且以最快的速度竣工,由此而博得皇帝的歡心,把朝廷大政方針的決定權交給徐階。

徐階為了扳倒嚴嵩,自己升任內閣首輔,便利用皇帝篤通道教的弱點,收買他身邊的道士藍道行,在扶乩時,假借神仙之口攻擊嚴嵩。據《明世宗實錄》、《明史·鄒應龍傳》記載,這一機密資訊被御史鄒應龍獲悉,立即上疏彈劾嚴嵩父子,正中皇帝下懷,終於導致嚴嵩父子的倒臺。

那是嘉靖四十一年五月某日,鄒應龍因避雨進入太監房中,攀談中,聽說皇上請道士藍道行扶乩,得到這樣幾句神仙的旨意:“賢不競用,不肖不退耳”;“賢如徐階、楊博,不肖如嵩”。沉迷於道教的皇帝,對藍道行的扶乩深信不疑,遂有意罷去嚴嵩。

“帝有意去嵩”,這是一個政治資訊,也是一個機密情報。機不可失,失不再來,鄒應龍以為建功立業的機會到了,連夜趕寫洋洋千言的彈劾嚴嵩父子的奏疏——《貪橫蔭臣欺君蠢國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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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寫道:

“工部侍郎嚴世蕃憑藉父勢,專利無厭,私擅爵賞,廣致賂遺”;“臣請斬世蕃懸之篙竿,以為人臣兇橫不忠者之戒。其父嵩受國厚恩,不思圖報,而溺愛惡子,播弄利權,植黨蔽賢,黷貨敗法,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

在奏疏的末尾,鄒應龍信誓旦旦地說:“如臣有一言不實,請即斬臣首以謝嵩父子,併為言官欺誑者戒。”

皇帝正要除去嚴嵩父子,鄒應龍的奏疏提供了一個名正言順的口實,於是聖旨下達:勒令嚴嵩致仕,嚴世蕃速入詔獄,提升鄒應龍為通政司參議。

4、徐階的手段

民間戲曲常常把鄒應龍描繪成攻倒嚴嵩父子的英雄,其實此人是一個十足的機會主義者。

他是摸透了皇帝“有意去嵩”的心理後,投其所好,果然正中下懷。皇帝雖然罷了嚴嵩的官,但多年來的感情一時難以割捨,每每念及其“贊修之功”,竟忽忽不樂,便以手諭的形式告誡已經升任內閣首輔的徐階:“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再言者,當並應龍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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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今後如果再有官員談起嚴嵩父子的事情,那麼連同鄒應龍一併處死。這使鄒應龍感到莫名的惶恐,唯恐因此遭來殺身之禍,遲遲不敢赴通政司出任參議之職。後來在徐階的調護下,才惴惴不安地赴任視事。

事情的真相還遠不止如此。這場政治話劇是徐階一手導演的。

徐階買通藍道行,在扶乩時讓“神仙”說出“賢者輔臣階、尚書博,不肖者嵩父子”,並且連夜派人要鄒應龍起草彈劾嚴嵩父子的奏疏;此後又害怕鄒透露其中關節,連累自己,多方為鄒應龍關說,使之平安無事。

一波已平,一波又起。嚴嵩雖然罷官,不過是“致仕”(致仕即退休,並非某些人所謂“達到做官”)而已,並未傷筋動骨。他的兒子嚴世蕃遣戍雷州,也只是官樣文章,虛應故事,還沒有到雷州,就中途返回老家,威風依舊。

他的同黨羅龍文也從遣戍的地方逃回,與嚴世蕃計議如何翻盤。袁州府官員獲悉此事後,立即把嚴府“聚眾練兵謀反”的跡象報告了巡江御史林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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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潤作為言官,一向敢於直言,先前曾彈劾嚴嵩的黨羽鄢懋卿,害怕嚴世蕃東山再起,遭到報復,馬上上報朝廷:嚴世蕃、羅龍文“蔑視國法”,“有負險不臣之志”,而且還有“通倭”跡象。

皇帝對於嚴氏父子貪贓枉法還可以容忍,對於謀反絕對難以容忍,立即下旨逮捕嚴世蕃、羅龍文來京審問。

嚴世蕃餘威猶在,居然買通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官員,在定罪書上寫進彈劾嚴嵩父子的沈煉、楊繼盛,以便激怒皇帝,得以死裡逃生。三法司官員把嚴世蕃的定罪書送交內閣首輔徐階審定,果然強調處死嚴世蕃為沈煉、楊繼盛抵命。

徐階深知皇上脾性,這種寫法必然觸怒皇上,是“彰上過”一彰顯皇上的過錯,因為處理沈煉、楊繼盛都是以皇帝聖旨名義發出的,為沈煉、楊繼盛翻案,就意味著皇帝以前的聖旨是錯誤的,那樣不但不能置嚴世蕃於死地,反而會禍及林潤及其他彈劾嚴氏父子的官員。

經過徐階修改的三法司判決書,強調的重點是與皇帝毫無關係的罪狀:“謀反”、“通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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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如此寫道:

嚴世蕃與羅龍文一起詛咒朝廷,構煽狂謀,招集亡命之徒幾千人,操練兵法,妄圖謀反,並且準備“外投日本”云云。平心而論,嚴世蕃咎由自取,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但“謀反”、“通倭”卻是不實之詞。這不是真正意義的彈劾與審案,而是在耍弄權術。

果然皇帝對於嚴世蕃“謀反”、“通倭”十分震驚,下旨:僅憑林潤的揭發,還不足以昭示後世,必須核實。

徐階再度代替三法司起草答疏,以肯定的語氣回答皇帝,“謀反”、“通倭”證據確鑿。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皇帝降旨:批准三法司的擬議,以“交通倭虜,潛謀叛逆”的罪名,判處嚴世蕃、羅龍文斬首,抄家,黜革嚴嵩及其孫子為平民。

兒子斬首、孫子充軍、家產被抄,嚴嵩的精神徹底崩潰了,一年之後命歸黃泉。

5、為何徐階可以徹底扳倒嚴嵩?

嚴嵩、嚴世蕃惡貫滿盈,他們的下場是罪有應得。值得深思的是,為何義正詞嚴的彈劾不但無法奏效,而且適得其反;為何充滿陰謀與權術的做法卻取得了成功?

幾年以後,官員們在撰寫《明世宗實錄》時,就表示了異議:

嚴世蕃憑藉其父的威勢,“盜弄威福”,“濁亂朝政”,完全可以用“奸黨”罪處死,而林潤的奏疏說他“謀逆”,三法司的擬議說他“謀叛”,“悉非正法”。所謂“悉非正法”云云,就是沒有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以一種非法手段處死本該處死的罪犯。實在有點匪夷所思。

僅僅指責林潤、三法司是不夠的,關鍵依然在於皇帝。徐階深知皇帝的心態,要弄權術,把握的原則就是不能“彰上過”,既要處死嚴世蕃,又不能彰顯長期寵信嚴嵩、嚴世蕃父子的皇帝的過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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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謀反”、“通倭”這樣的罪狀,是在皇帝決定嚴世蕃充軍之後發生的,皇帝當然毫不知情,與先前寵信嚴氏父子毫無關係,因此一舉成功。

當時的史家不可能洞悉其中的奧妙,或者即使洞悉奧妙,也不敢直白地說出來,畢竟聖賢是主張為尊者諱的。

同樣是彈劾嚴嵩,各色人等的心態是不一樣的。顯然,鄒應龍、林潤、徐階的人品,也是無法與沈煉、楊繼盛相提並論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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