聰於知，明於行：理學最後一個大家——王陽明

“人人心中有良知”這樣的命題任何人都是可以接受的，致良知對人的教育，是循循善誘，不是劍拔弩張；對社會是逐漸改良，不是狂飆突起。

王陽明是宋明理學的最後一個大家，陽明學是中國儒學的最後一個高峰。作為士大夫，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陽明先生是屈指可數的幾位既“立德”“立言”，又“立功”的人，其德行事功至今仍受到讀書人的敬仰，可見其巨大的人格魅力。

亭前格竹

在中國哲學發展史上，王陽明的“心學”無疑是一顆璀璨的明珠。他開創的一代學術新風，不僅浸潤了明代近百年的儒學，在明清之際掀起了一股近代的啟蒙思潮，而且直到現在，仍為人們津津樂道。

王陽明從小接受程朱“理學”教育。他對南宋大理學家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很入迷，希望透過對自然界一草一木的耐心品味和靜心思考，以得到所謂的“天理”。

朱熹以為，一草一木皆含至理，格物要以天下之物為物件。王陽明是個刻苦的人，就打算像朱熹一樣認真格盡天下物，然後明白宇宙世間的道理。同時陽明又對此很懷疑，以天下之大，物類之多，怎麼格得完呢？有一天，他對一位錢姓朋友說了自己的疑問，並指著亭前的竹子，讓錢姓朋友格格看。錢姓朋友從早格到晚，竭盡心力，到了第三天，竟致過度勞累臥床不起。王陽明覺得納悶，不就格個竹子，怎麼竟會心力交瘁以致病倒。陽明於是打算自己去窮格一番，但他從早格到晚，格得頭暈眼花，還是不能理解竹子的理，到了第七天，也病倒了。

此事為陽明自述，但沒說事情發生的具體時間，只籠統地說“初年”。這事只表明陽明當時過於年輕，還不能真正瞭解朱子哲學格物論的全部內涵。

朱熹從來沒有教人這樣去格物致知，不過，這樣魯莽的求學方式，倒也表現了少年陽明不盲信，為學肯下大功夫的個性。

弘治十一年（1498年）的一天，陽明偶然讀到朱熹的一句話：“居敬持志，為讀書之本，循序至精，為讀書之法。”陽明眼前一亮，以往覺得為聖無門，大概是因為自己涉獵雖廣博，卻沒有循序致精，所以總是不得要領。自以為找到了成聖的門徑，他又鑽研起了朱子格物的學問。

過了一段時間，陽明又迷惑了，雖然自己確實在循序漸進細緻精研，但按照朱子的方法，事物的“理”和自己的心，判若兩途，還是覺得山高水遠。他越探討就越感到糊塗，由於心中煩躁，又是一場大病，於是更覺得聖賢有分，不是人人做得。

由於一時找不到成聖之路，身體又有病，陽明產生了入山修道的想法。

弘治十四年（1501），勤奮的王陽明白天上班，晚上總是燃燈讀書到深夜，他父親擔心他用功過度再次生病，不許家人在書房點燈。王陽明就在父親睡著後，偷偷點燈，讀到深夜，直到累得吐血。最後官都沒法做，只好請假，在陽明洞按時靜坐，練習氣功，病情才有所好轉，但並不能完全祛根。

一個人愛學問愛到屢屢病倒，也難怪他最後能超凡入聖，真正完成了早年的心願，做事成大功，做學問成聖賢。

年輕時的王陽明由於太聰明，加之年輕而心性不定，所以志向經常變動：有時去習武，有時去研究兵法，有時去做詩，有時想成聖人，有時又覺得什麼都不好，還是去做和尚道士好。

師承陸九淵

後來，王陽明從陸九淵的思想中得到了啟悟。

說起王陽明就不能不提及他的前輩——象山先生陸九淵。陸九淵是公認的天才，4歲時仰天俯地，用稚嫩的心靈琢磨：“天地何所窮際？”苦思冥想，以致不食不睡，最後其父不得不動用權威喝止他。然而父親可以喝止陸九淵的行動，卻不能阻止他的思維繼續擴充套件。九淵的疑團橫亙心中十年，待看到古書“宇宙”二字之註解“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時，乃大悟，激動道：“原來無窮。人與萬物，皆在無窮之中。”後來王陽明也有類似之龍場悟道，可謂與陸“一脈相承”。這雖只是事實性判斷，但亦隱然包含了在無窮中即無窮的大膽推理，他拿起筆來，又加一句：“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如果說在一個天人合一觀念深入人心的國度，冒出這樣的話來只是新奇不算革命的話，他下面兩句就是石破天驚的新口號了：

“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陸晚年之時這樣解釋我心即宇宙：

“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

“人須閒時大綱思量，宇宙之間如此廣闊，吾立身其中，須大作一人。”

此之“大作一人”，非是自大狂，而是進入與天地合德的境界，於是此時之心學，恢復了早期儒學陽剛雄健的人生姿態，恢復了儒學的“大丈夫”風采：“仰首攀南鬥，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確實無他這般人。陸九淵不像朱熹那樣遍尋明師博採眾家之長，而是旱地拔蔥式的崛起，超越當時流行的學術潮流，師古——直承孟子的心性論，師心——發現自己的本心，於是開“心即理”之說，震動天下，並被王陽明發揚光大。

心學之一大特點即是“擴充法”：找著善根良心，然後讓它像核裂變式的極限揮發，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王陽明在陸九淵為心學打下一個基礎後，開始了艱辛的探索“善根”的過程。他自以為沒有陸的天縱之才，所以也似朱熹那般，遍訪名家，希望得其心道，然而結果每每令他失望：所遇“名賢”，十有八九皆以程朱為儒家正統，推崇“知而後行”的“迂腐理論”，王於是嘆道：“都是些舉子學，不是身心學。”直到18歲那年他碰到了名儒婁一齋。

婁是明初著名理學家吳與弼的學生，他雖以朱學為正宗，卻也有心學之傾向。婁氏向王陽明講了“聖人必可學而至”的儒學通則，正搔著王的癢處，“遂深契之”。後世認為，即使婁一齋不是陽明心學發端之人，亦起了重要作用。

以後數年，陽明入宦，浮沉十數載終於獲罪下獄，後又被髮配到貴州龍場——一個一般地圖查不到的，說是驛站其實更近似於動物世界的偏僻所在。然而被拋到這種絕地，整個世界卻變得單純了——變成了“人與自然”的關係，於是陽明被拋回“初民社會”，可以每天思考諸如“從哪裡來，到哪裡去”這樣最基本的哲學問題。於是有了著名的“龍場頓悟”。

龍場悟道後，陽明自覺有一種打骨出髓的感受，明白所謂天理物理，所謂聖人之道，全在個人心中，全在自己與生俱來的稟性之中。

陽明道：“聖人之道，我性己足。過去從外物求天理是捨本逐末了。由外及裡的路子整個是一場誤會。”乃知“格物致知之旨”，後由此而致“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三說，自成體系，正式豎起心學大旗。

知與行不能分離

在“全球化”的今天，在技術的統治下，我們已經陷入靈肉分離、主客二元的困境。此時，王陽明的思想向我們透出東方智慧的雋永魅力。

王陽明是怎樣處理理論和實踐的脫離問題的呢？他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意思是說，知和行並非相互脫離的環節，而是統一在人的自我實現的過程中的。有學生反問他，說有人懂得盡孝的道理卻不去做，這不是分離的嗎？對此王陽明答道：“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說他懂了某個道理卻做不到，那就不是真懂。

王陽明指出，知與行的分離造成兩種人：一種人“冥行妄作”，也就是不加反思任性胡為，片面強調主觀意志，不顧現實條件，還自稱所謂“個性”；另一種人則“懸空思索”，也就是光想不做，把空想當做生活本身來接受。他們不去透過實踐交往來認識他人，僅僅將自身的想象加諸在對方身上，他們會說“我的愛，同你無關”，一旦受挫，不覺得自己不曾融入生活，反怪“世界不符合我的想象”。

王陽明說，分開談知與行，是面對如此現狀的不得已之法，而一旦明白了兩者統一的道理，就該拋棄哪一個先哪一個後的說法。他認為在跨越這道鴻溝之後，“架橋”就失去意義。這樣的思想，不僅對於中國人，乃至對於在二元分立傳統中苦求出路的西方人，都有極大的啟發性。

“人人心中有良知”

“致良知”是陽明心學體系中最有價值的部分。陽明之所以最後只以致良知立教，主要基於良知說的生存意義、矯治社會弊病意義和哲學意義。

那麼，良知說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呢？

有一個小故事可以作為引子。相傳王陽明在做官時，有一次捕獲了一個罪大惡極的強盜頭目。此人平時殺人越貨，無惡不作，審訊時還擺出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式，說：“我犯的是死罪，要殺要剮隨便，就別廢話了！”王陽明微微一笑，說：“那好吧，今天就不審了。不過，天氣太熱，你還是把外衣脫了，我們隨便聊聊。”強盜頭目說：“脫外衣還可以鬆鬆綁，脫就脫吧。”王陽明又說：“天氣實在是熱，不如把內衣也脫了吧！”強盜頭目也說：“光著膀子也是經常的事，沒什麼大不了的。”王陽明接著說：“膀子都光了，不如把內褲也脫了，一絲不掛豈不更自在？”強盜頭目馬上緊張起來，連忙說道：“不方便，不方便！”王陽明說：“有何不方便？你死都不怕，還在乎一條內褲嗎？看來你還是有廉恥之心的，是有道德良知的，你並非一無是處呀！”

這個故事最後的結局不得而知，不過，它旨在說明，每個人都有良知，這良知便是人的本心。人憑著良知，懂得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人人按本性說，都是聖人。這句話的意思是：人只要秉著良知去分辨是非、遵行良知的命令，就真的成為聖人了。

“良知說”可以說是王陽明的經驗之談。平寧王叛亂後，王陽明的蓋世之功不但沒有得到獎賞，反而遭到內宮在皇帝面前的惡毒詆譭，被羅織了諸如“暗結宸濠”“目無君上”等罪名，隨時可能有殺身之禍，處境非常兇險。最後之所以能化險為夷，是和陽明作為一個哲學家的成熟穩健分不開的。良知說的生存意義，即不動於心、不動於氣的本然狀態的意義，在那樣艱難的情境下，“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高度沉著，泰然處之，臨危不亂。經此事件，陽明終於確信，良知不僅可以使人達到道德的至善，而且可以讓人真正達到“不動心”的境界。所以，這個看似淺顯的“良知”說實是從百死千難中體悟得來的。

越過了這樣的兇險環境，王陽明才更明確、更堅信他的良知學說了。良知不僅是儒家的本心，同時也是佛家的妙智，面對特別險惡的政治環境，對自己要有絕對的信心，尤其是遭到讒言誣陷時，就更需要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所以王陽明說：“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

王陽明做學問，向來不是為了做學問而做學問，而是針對當時的社會人心，希望能經世致用。陽明身處的環境：昏君當朝，宦官專權，士大夫心靈缺乏良知的光芒，世風黑暗如夜。“陽明一生的事功是在‘月黑殺人夜’中奇蹟般地完成的：陽明學的宗旨是想給黑暗如夜的人世帶來光明。”“人心這桿秤的秤砣，陽明說就是良知，它自體不動，無善無惡，卻能量出善惡是非。”（周月亮《王陽明內聖外王的九九方略》）

“人人心中有良知”這樣的命題任何人都是可以接受的，致良知對人的教育，是循循善誘，不是劍拔弩張；對社會是逐漸改良，不是狂飆突起。所以陽明晚年專講致良知，陽明自己也說過，他一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