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危機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將一觸即發，1914年到底發生了什麼

引言

與暗殺事件一樣，許多有關七月危機的描述都忽略了哈布斯堡軍隊的作用。然而，如果不提及哈布斯堡軍隊和奧匈帝國的總參謀部，整個外交程序就很難理解。哈布斯堡軍隊在政策和進度方面都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如果弗朗茨·斐迪南沒有以軍人身份受邀參加波斯尼亞的軍事演習，則慘劇就不可能發生。

奧地利在應對這些現實問題時，其政策在進度和內容上時常有變動。波蒂奧雷克起草的三份電報均透過不同的方式被接收。因為年邁的皇帝正在巴德伊舍的避暑別墅裡享受美妙的阿爾卑斯山高山空氣，有關暗殺事件的訊息就由帕爾伯爵傳達給他。

這位年長的家臣這些年來給他的主人帶來了很多令人沮喪的訊息，如他的妻子被義大利無政府主義者謀殺這一令人震驚的訊息，以及他的兒子兼皇儲魯道夫在邁爾林慘死的訊息。訓練有素的帕爾緩緩地沿著皇家別墅裡那條黑暗綿長的走廊往前走，走廊上方掛滿了無數的雄鹿角。

他敲開皇帝的書房門，用忠實而順從的方式宣佈他的到來，然後默默地將來自波斯尼亞的“最新訊息”遞交給皇帝。波蒂奧雷克的電報雖然非常簡短，但非常契合協議的觀點，並且直截了當：深表遺憾地報告，殿下與霍恩貝格公爵夫人在這裡雙雙遇刺身亡。皇帝聽到這個訊息後，面無表情地從他的辦公桌旁起身，根據一段著名的記述，皇帝帶著他特有的宿命論般的口吻說：“上帝完成了一項比我想象的更高的命令。”

難道弗朗茨·斐迪南違反了王朝法律的貴庶婚姻也得罪了上帝？難道皇帝意欲控制他繼承人的失敗嘗試最終被命運實現了？他的家人們後來將對這段記述提出質疑。對戰爭部部長克羅巴廷和總參謀長康拉德而言，這些電報像是幫助了所有主戰派，也像是一種姍姍來遲的辯護行為。這是履行盟約的一個好機會，也是一個和帝國南部相鄰的恐怖主義國家進行徹底清算的機會。

1914年2月，康拉德曾問過毛奇：“我們究竟在等什麼？”早在1909年，他們第一次開展雙方總參謀長聯席會議時，康拉德就曾設想讓德國軍隊支援奧地利對塞爾維亞採取行動。康拉德不斷鼓吹戰爭。他在問毛奇那個問題的幾個星期後，就敦促德國駐維也納大使切爾斯基發動戰爭，這次的目標是俄國。這位外交官如實回答道：“兩個重要人物都在反對這件事：一個是你們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另一位就是我們的威廉皇帝。”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這件事情上與德國皇帝不謀而合，皇帝也急切地想要在他統治的最後幾年裡保持和平。在德國只有皇帝才有權宣戰。與德國皇帝不同，弗朗茨·約瑟夫沒有隨從沒有軍隊，而且其主權也被企業家團體操作。他冷漠而威嚴地超脫於所有的黨派和政治活動之外。正如幾年前他對來訪的美國政治家西奧多·羅斯福所說的那樣，他是最後一位“舊的君主政體”的統治者。

他補充說：“你看到的我，是一種在歐洲其他地方已經不復存在的觀念上的代表。”在充分理解了那份電報的含義之後，皇帝準備返回維也納。6月30日，他回到了他的夏宮——位於維也納郊區的美泉宮，準備在那兒接見外交部部長貝希托爾德伯爵。

在這期間的24小時裡，他收到了一份來自自己工作人員和軍事內閣成員有關暗殺事件的詳細敘述。貝希托爾德在他的日記裡回憶道，他發現皇帝對於暗殺事件的細節“瞭如指掌”。貝希托爾德堅持說奧匈帝國此刻決不能“示弱”，而要藉機著手製訂一項針對塞爾維亞的“明確計劃”，此時的皇帝只是面無表情地聽著貝希托爾德的陳述。弗朗茨·約瑟夫的警示皇帝承認此事關係到帝國的“威望”，但同時也似乎暗含一些勸告之意。他同意貝希托爾德的觀點，即有必要等暗殺的最終調查結論出來。

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建議貝希托爾德和蒂薩溝通。皇帝深知蒂薩對塞爾維亞戰事計劃以及已故大公的看法，因此他建議徵求蒂薩的意見實則是一種戰術，這可以使事情慢下來，還可以給這場危機降降溫。在這個階段，皇帝在他的統治期間已經深深地體會到戰爭的危險不可估量，因此他似乎反對戰爭。經常被錯誤地指責為戰爭販子的貝希托爾德堅信必須出動軍隊找塞爾維亞算賬。

但這一天他領會了皇帝的暗示，似乎對這項行動的時機持一種開放的心態。他剛剛完成一份有關巴爾幹政策的檔案，在這份檔案裡他極力主張在巴爾幹地區推行激進政策，在塞爾維亞問題上採用一種獨斷的外交手段，但是他不建議採取任何軍事行動。弗朗茨·約瑟夫清楚蒂薩堅決反對與塞爾維亞開戰。

皇帝建議貝希托爾德先與蒂薩溝通，這在一切都講究含蓄與隱晦的哈布斯堡宮廷世界裡，是皇帝在這個危機階段能夠向貝希托爾德發出的最明確無誤的資訊。過於謹慎可能是對被謀殺的繼承人的冒犯，言行欠考慮則可能會將這一快速變化的形勢變得更復雜。皇帝在他的一生中經歷了很多的危機，他意識到這次謀殺事件可能會發外交部部長和蒂薩的會議進展果然不出弗朗茨，約瑟天所料。貝希托爾德能夠從蒂薩那裡得到資訊的只有：蒂薩強烈支援“強硬的外交攻勢”，但念“避免戰爭的可能性”。

蒂薩說，現在時機尚未成熟，最好是等維也納得到其他巴爾幹國家的支援後再開戰。在給皇帝的一封信中，蒂薩指出，“利用當前的民憤摧毀”德國皇帝“帶有偏見的親塞態度，這一點至關重要”。蒂薩的反對似乎立刻把不斷聚集的好戰慾望的毒液逼了出來。奧匈帝國駐柏林的大使是73歲的佐根尼伯爵，他是外交部上層眾多匈牙利人中的一員。

他曾向比洛親王提過蒂薩和匈牙利其他權貴的想法：暗殺事件是“天意”，它一舉消除了帝國的“內戰威脅”。這位大使當時沒有想到，一場更大的戰爭將會讓帝國面臨滅亡的危險，但比洛親王不會沒有想到這一點，因為他一直相信奧地利的未來在於它“納人德意志帝國的版圖”。他後來寫道：“願未來能讓奧地利的德意志民族重返德意志母親的懷抱。”

軍隊推動了戰爭的爆發軍隊和總參謀部的反應更在人們的意料之中。戰爭似乎是對暗殺事件令人心服口服的迴應。一個偉大帝國的軍事威望危在旦夕。任何低於武裝反應級別的行動都將證實那些在德國和其他地方人們所寫的關於君主政體腐朽無能的觀點。軍中的年輕人很久都沒有直觀地感受到充滿活力的治國之道了，因此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當時年輕的海軍中尉班菲爾德在維也納新城新建飛機場的值班快結束了，多年後他回想起和同僚們在聽到暗示訊息之後，他們陷入了一種無法訴說的沉默之中，直到有人說了一句反映所有人心聲的話：“這就意味著戰爭。”與此同時，警方在薩拉熱窩的調查仍在繼續。沒過多久，反叛者和貝爾格萊德之間的關係逐漸浮出水面。塞爾維亞陸軍少校沃金·坦科西奇名列其中，一時間奧地利駐貝爾格萊德武官吉利內克少校收到了很多的電報。

作為迴應，吉利內克將坦科西奇的朋友兼上級“神牛”上校鎖定為這場陰謀的“核心”，但奇怪的是這一資訊竟然從來沒有離開過戰爭部。人們總是很容易把“神牛”的名字和德國軍隊聯絡在一起，因此不難得出他不在調查之列的原因。對於急需柏林支援的奧地利來說，最好不要提及任何強調柏林和貝爾格萊德軍界之間有聯絡的事情。

早在一個月前，吉利內克在報告中就詳細描述了這些聯絡，後來雙方又進入一個新的親密階段，但現在這些聯絡將讓有關各方尷尬難堪，因此需要加以壓制。在危機的最初階段，德國外交奉行一種和平的路線。切爾斯基對暗殺事件最初的報告證明，他採取了謹慎態度，與一年前德國“不相幫”的政策保持一致，而這徹底激怒了貝希托爾德。貝希托爾德在沒有與柏林協商的情況下於1913年10月給黑山共和國下達了最後通牒，要求他們從阿爾巴尼亞領土撤離。

在暗殺事件發生後，切爾斯基和皇帝首次會晤時均對大公遇刺事件隻字未提。切爾斯基後來指出他曾希望表達自己的哀悼之情，但是皇帝並沒有給他機會，因為這位外交家必須等皇帝先提及此事，這令人十分好奇。它意味著皇帝急切地想立刻處理各種現實問題，尤其是德國是否已經準備改變方針，更多地支援維也納與塞爾維亞的正面交鋒。皇帝再次給了一個暗示：從不提及侄子被暗殺的事情，是他在表達一種無聲的控訴。

他對德國的慰問一點也不感興趣，因為即使暗殺事件中沒有德國同謀（當然這一點他不能肯定），德國在軍事和財政方面對塞爾維亞的支援早已經為反對君主政體的暴行創造了條件。蒂薩曾建議利用當前的民憤說服德國皇帝放棄他“帶有偏見的親塞爾維亞態度”，而皇帝的這種沉默恰好與蒂薩的建議不謀而合。

結語

在後來與貝希托爾德的談話中，切爾斯基繼續保持了他那種超然的態度。他說，奧地利計劃和塞爾維亞進行一次徹底的清算“是不錯”，只是德國會“過問”奧地利是否有“一項具體的行動計劃”，能夠清晰地表明“要清算到什麼程度”。這種敷衍了事的迴應恰恰反映了德國大使收到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