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極遺囑：得北京即遷都以圖進取，多爾袞卻有意劃江與南明分治

得吳三桂為前驅，清軍輕而易舉地佔領了北京及畿輔地區，接下來的下一步棋該怎麼走，清廷決策高層還沒有統一意見。

有人就主張就趁著入關兵威，大肆屠戮一番，然後留置一個王爺鎮守北京，大軍要麼退返瀋陽，要麼退保山海關，便有備無患。（“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諸王以鎮燕都，而大兵則或還守瀋陽，或退保山海，可無後患”）

屠戮而返，其實就是皇太極時代三次入關的套路。

其時，皇太極不以攻城掠地為主要目的，著重於在京師周圍流動作戰，屠戮大明百姓，掠奪財物，消耗明軍實力，挫敗明軍銳氣，震懾明廷。

畢竟，彼時偏居於遼東一隅的清廷與大明王朝相比，就象老鼠之與大象。老鼠還不至於有吞食大象的野心，也沒有那麼大的胃口。

可是，隨著李自成、張獻忠等起義軍的不斷壯大，明廷內外交困，漸漸日薄西山、奄奄一息。

那麼，就在這頭臨死的大象身上——或者說是屍體上撕咬幾塊肉，甚至霸佔上某個部位，又有何不可？

所以，皇太極在臨終前特別叮囑攝政王多爾袞說：“若得北京，當即徙都，以圖進取。”

多爾袞的智略不在皇太極之下，一點即通，他已經決定了：移都北京以圖進取。

但，到底進取多大地盤，他的心裡還沒有定畫。

當然，也有人（特別是那些降清的明廷官員）為了拍馬獻媚，要多爾袞早定一統大策。心中無底的多爾袞當場呵斥說：“何言一統？但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耳。”

確實，就當時而言，情形也真的不容樂觀。

京師附近的居民不甘淪陷於異族統治，揭竿而起者比比皆是。

三河縣、昌平州、良鄉、宛平、大興、霸州、東安、武清、漷縣、天津等地“盜賊”“千百成群”，以至“輦轂近地，幾同化外”，連京師所用的西山煤炭也因為道路阻隔無法運入城內。

清廷要平息這些動亂就不得不花費一番心思。

在多爾袞看來，即便平息了，也要再用上一段時間來鞏固這平息的成果，才能在北京立定腳根。

所以說，多爾袞是萬不敢輕易以主力南下的，何況大順軍尚扼守著山西呢。

這樣，自1644 年五月大順軍西撤以後，除了山東、河北有些原本為大順政權所控制的地方被明朝地方軍隊顛覆外，畿南、山東和豫東的大部分地區在長達兩三個月的時間裡出現了幾近權力真空的局面。

最後，是祖可法、張存仁等明朝降將一再勸說，用“山東乃糧運之道，山西乃商賈之途，急宜招撫。若二省兵民歸我版圖，則財賦有出，國用不匱矣”之語相誘，多爾袞才嘗試著派人前去接管這些地區。

與山西以西的大順政權及以南京為中心的南明政權相比，清廷兵力有限，尤其是滿族人口稀少，要有效地接收和管理這些地區難度實在太大了。

然而，出乎多爾袞等人意料的是，其派出的官員往往只須配以數百清兵就可以輕輕鬆鬆地控制住了這些地區。

清兵部右侍郎金之俊被派去接管山東，其給清廷發回的報告全是“山東全區，並無一賊”、“但目下雖幸無賊，獨苦無官”等字樣。

偶有些地區的百姓不肯做清朝臣民，自發起來反抗，但都是些烏合之眾，且得不到屯駐在江淮一帶南京朝廷軍隊的支援，在清朝聲威的震懾和威嚇下，只好一鬨而散。

饒是如此，清廷也不敢太大意。在他們的眼裡，小心撐得萬年船，退縮回陝西的大順軍仍然是一個可怕的敵手。

所以，當清將覺羅巴哈納、石廷柱接管了霸州、滄州、德州、臨清等地後，多爾袞嚴禁他們南下，而將他們調往山西，會同葉臣部合攻太原等地的大順軍。

總之，清廷準備接管的地方僅限於河北、河南、江淮，對於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尚顯力不從心。

六月，多爾袞就釋出文告對大明遺民說：“因為痛惜你們明朝皇帝崇禎的子嗣已死、帝脈已絕，勢孤難存，我大清只好勉為其難，暫時接管北京土地，厲兵秣馬，替你們殲滅跳樑小醜李自成，以還天下太平。再一次強調，我大清並沒有佔據天下的野心，所做的一切，全是為了拯救中國。你們河北、河南、江淮各勳舊大臣、節鉞將吏以及眾懷忠慕義的布衣豪傑，或者是世受國恩，或者新近得到君主眷愛，或者自誓忠心等等，都心懷亡國之悲，不可能沒有報仇雪恨的願望。我大清一律不吝封爵、特別給予表彰獎勵。如果有人不忘明室，想輔佐及擁立賢明的藩王，戮力同心，共同保全江東，這種想法合情合理，我大清絕不會干涉、更不會禁止。不但不會禁止，還會和新擁立的藩王通和講好，使你們不辜負本朝，把斷絕帝脈的接續上、把傾倒的王室扶起來，這，就是你們友好睦鄰大清朝的仁義之舉。”（“深痛爾明朝嫡胤無遺，勢孤難立，用移我大清宅此北土。厲兵秣馬，必殲醜類，以靖萬邦。非有富天下之心，實為救中國之計。諮爾河北、河南、江淮諸勳舊大臣、節鉞將吏及布衣豪傑之懷忠慕義者，或世受國恩，或新膺主眷，或自矢從王，皆懷故國之悲，孰無雪恥之願？予皆不吝封爵，特予旌揚。其有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當通和講好，不負本朝，彼懷繼絕之恩，此惇睦鄰之義。”）

下文還說：“如果國家沒有現成的國主，國民就會三心兩意、搖擺不定。如果有人借擁立愚昧懦弱的藩王為君主，以實現自己威福自操、跋扈自橫的野心，又或者有人表面上依附明朝，暗地裡卻做些盜國欺民的勾當，這些，都是國民的敵人，國家的仇寇。等哪天我大清解決了陝西的李自成，即刻調兵向南，趕盡殺絕，一個不留。嗚呼，是好是壞、是忠是奸、是順是逆，從來黑白分明，簡單易判，希望大家都懷抱定一顆忠臣義士的心靈。南北沒有區別，同是皇天后土所生養。佈告天下，知會全國。”（“若國無成主，人懷二心，或假立愚弱，實肆跋扈之邪謀；或陽附本朝，陰行草竊之奸宄。斯皆民之蟊賊，國之寇仇。俟予克定三秦，即移師南討，殪彼鯨鯢，必無遺種。於戲，順逆易判，勉忠臣義士之心；南北何殊，同皇天后土之養。佈告天下，鹹使聞知。”）

因為清廷方面的訊息不靈通，他們這個時候還不知道南京朝廷已經成立。

到了七月中旬，多爾袞才從清廷山東河南等處招撫王鰲永在七月十二日的一道密報得知弘光即位的訊息。

王鰲永的密報是這樣寫的：“臣於七月初一日至平原，聞該縣鄉官見任南直隸太平府通判董振秀有家人董安回籍，臣亟呼而問之。雲：南京於五月十八日已立福王，改元弘光。”（見《清世祖實錄》卷六）

清廷方面對南明的訊息是這樣的不靈通，而南明方面對清廷的瞭解也好不到哪兒去。

南明首輔馬士英也是在甲申六月十五日從劉澤清揭帖中所提到“北來難民”提供的“清國攝政王所諭南朝官民示”向弘光帝報告，說：“看得虜示，是不知中國已有主矣，理合速差文武二臣頒詔北行，以安彝、漢之心”；稱自己已經派“馬紹愉往督輔史可法處相機商酌”。史可法也因此感到事關重大，認為必須讓清廷知道大明帝國已經南京策立新君之事，提出了“速差文武二臣頒詔北行”，且“事期速舉”。這，也是北使團成立的一方面原因。而北使團三代表之一的陳洪範在《北使紀略》記：甲申九月十九日，他們北使一行已經到達了滄州，左懋第出示馬士英的主議及廷臣回覆的兩道疏本，北使眾人才知道“閣議時第知吳三桂借名逐寇，不知（夷）踞都僭號，猖獗如此”。

話說回來，河南的局勢原本比畿南、山東地區遠要複雜。雖然大順政權早已在這塊中原地區遍設官員，但主力既已西撤，其獨霸河南的局面就一去不復返了，大順軍所能控制的只是豫西等部分地區，其他絕大多數地區已經被明朝官紳和土傑豪強以復明為旗號所佔據。

多爾袞在穩固了對畿輔地區的統治後，才陸陸續續地在八、九月間委任了一系列文官武將南下，把勢力擴充套件到河南北部。

如果弘光朝廷能搶在清廷之先出兵北上，和打著復明旗號的河南官紳豪強聯合起來，不但可以擴大自己的統治區，也可以有效防止清軍南下，自立自強，為日後與清廷爭天下取得先機。

可是，南京“定策”事件已經消耗了很多時間，而“定策”之後武將又得以“擁立”之功蒙受厚賞，武將的爵位和榮譽都基本到頂了，再也沒有進取之心，即使史可法一天到晚高喊恢復魯、豫，乃至燕京，卻是喊破喉嚨無人響應。

這麼一來，河南境內打著復明旗號的官紳土豪迫於清朝強大的壓力，紛紛被迫歸附清朝。清廷一路走來，賺得盆滿缽滿，不亦樂乎。

時人張怡差不多是這時候夾雜在難民中南下的，記下了途中見聞：“我在過德州地界時，沿路所見，均是鄉勇團結，高舉滅賊扶明大旗。到了濟南，更有數千回民士兵自發聚合在一起，隊伍整肅，器械精好。他們疏通大河，設定崗哨，但有船隻透過，必嚴加盤查。疏通河流挖掘起來的泥土堆集在兩岸，只能步行，不能騎馬。沿河百姓家家建起圍牆，只留下一個門洞出入，防守嚴密。他們渴望南京軍隊，猶如久旱望雨。後來聽說弘光登極，史公督師，無不踴躍思效。每遇到南方來的客旅，張嘴就詢問督師史閣部的軍隊到哪兒了。如果這個時候能夠充分利用他們這股銳氣，可得數十萬義士，並且自籌糧食於民間，人自為戰，大功可成。如果日復一日，坐失良機，將會大灰忠義之心，空隳朝食之氣，違背現有形勢，形勢就會土崩瓦解，這是誰的責任！”（“過德州界，一路鄉勇團結，以滅賊扶明為幟，所在皆然。至濟南，回兵數千自相糾合，隊伍整肅，器械精好。浚河置榷，凡舟必盤詰乃得過。即以所浚之土堆集兩岸，僅容步，不可騎。而沿河民家塞向墐戶，留一竇以通出入，防守頗嚴。引領南師，如望時雨。既聞弘光登極，史公督師，無不踴躍思郊。每遇南來客旅，輒訊督師閣部所至。使斯時乘其銳而用之，數十萬義士因糧於眾，人自為戰，大功可立也。日復一日，坐失事機，灰忠義之心，隳朝食之氣，謀之不臧，土崩瓦解，伊誰咎哉！”）

參與濟寧、兗州、濟南官紳反叛大順、恢復明政權活動的鄭與僑在《倡義記》中寫道：“在這四海無主之日，廣大民眾前無所依，後無所憑，只憑著一股忠心義憤、鄉勇血誠，便可以使大賊立滅，名義以新。怎奈江南眾多的執政臣宰一味熱衷於穴中鼠鬥，致使虎狠逍遙於籠外，對李自成賊寇的不共戴天之仇不管不問，真是令人感嘆！”（“當四海無主之日，前無所依，後無所憑，只以紳衿忠憤、鄉勇血誠，遂使大憝立剪，名義以新。無奈江南諸執政鼠鬥穴中，虎逸柙外，置李賊不共戴天之仇於不問，可勝嘆哉！”）

南京小朝廷既然按兵不動，表現出這樣一派怯懦無能的姿態。

則在很大程度上慫恿和鼓勵到了清廷要南下的決心。

而隨著中國歷史的發展，南方的經濟地位不斷上升，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地區人民的生活物資很大一部分仰賴於來自南方的漕運，宋代以前出現過的南北分治的經濟相對平衡的基礎已經不復存在。

降清漢官金之俊就於甲申五月對多爾袞上言：“西北地區民眾享用的每一粒糧食都來自於東南地區的生產，自從李闖禍亂過後，東南地區的糧食運不到京師，使得北地的米價暴漲。”（“西北粒食全給於東南，自闖亂後，南粟不達京師，以致北地之米價日騰。”）

清河道總督楊方興更是赤裸裸地說：“得不到江南地區，那麼漕運就會受阻，北方的江山根本守不住！”（“不得江南，則漕運阻矣，將何以成天下？”）

此外，降清漢官中有很多南方人士，這些人生怕出現南北朝的局面，那樣，自己將同故鄉兩隔，父母分離，也一個勁地攛掇多爾袞等清廷決策層儘快飲馬長江，歸併南北。他們整天在多爾袞等人耳中灌施江南民風脆弱、不堪一戰的思想。

這樣，清廷征服江南，進而統一全國的決心最終確立了。

馬士英、史可法等人曾經認為崇禎末年陳新甲與清議和在當時是“下策”，在現在是“上策”，而實際情況卻是：崇禎末年陳新甲與清議和在當時是“上策”，而今卻已經是下策了。

多爾袞既已從王鰲永的密報中獲悉了弘光即位的訊息，且又知道史可法視師江北，便於甲申年七月二十八日給史可法寫了一封信，信寫得很有意思，全文見《清史列傳》卷二《多爾袞傳》，與《史可法集》所載文字略有出入，其大意如下：

清攝政王致書於史老先生案前：

本王在瀋陽就聽人說過史老先生您的大名，知道史老先生您是個頗有名望的人物。這次入關破賊，與京都人士接觸，認識了您老先生的堂弟史可程，曾透過他給您老致信問好，不知信收到否。

這段時間，聽道路傳聞，說南京有人自立為帝。“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乃是《春秋》之義，有賊寇不剿除，則已經故去的君王不能稱葬，新立的君王不能即位，自古以來，防範亂臣賊子，至威至嚴。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迫死了君父親人；中國臣民，居然不動一刀一槍，不發一矢一箭。當年伍子胥滅楚，楚臣申包胥痛哭於秦廷，終於感到了秦哀公，楚國得以恢復。平西王吳三桂向申包胥學習，痛哭流涕。我大清朝廷感其忠義，念及兩國世代的友誼，摒棄了近來的小嫌隙，整頓好狼虎之師，一舉驅除走了狗鼠之輩。入京之日，以國禮厚葬了崇禎帝，加諡號“懷宗”。大明朝的皇親、郡王、將軍以下，一律保持原來職位，不作絲毫改動；大明朝的勳戚文武諸臣，全部收納任用，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犯。

原本我準備等秋高氣爽便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戮力同心，共報你們君死國滅亡大仇，以彰我我大清朝廷的威德。哪裡料到，你們這些南州君子，竟然苟且偷安，不審時度勢，只知愛慕虛名，竟然將國恨家仇拋之腦後，令我們大惑不解！

我大清國入主北京，是從闖賊之手得來，並非取之於明朝。闖賊搗毀大明朝的宗廟，汙辱大明朝的先人。我大清國不計鞍馬之勞，代為雪恥。你們這些藏身於南京的孝子仁人，應該怎麼感恩圖報呢？你們想的竟然是等逆寇就誅、我王師北撤，就割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這種做法，於情於理，說得過去嗎？莫非你們以為有長江天塹不能飛渡，我大清雄師投鞭不足斷流？

想想看，闖賊所禍亂的不過大明朝而已，從來沒有冒犯過我大清國。我大清國以四海同仇，特伸大義。現在你等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向我大清國叫板。本王減少西面征剿闖賊的兵力，調轉槍口向東，並釋放關在北京城內的重刑犯人，以之為前鋒。就不信我大清朝會以中華全力而受制於江東一隅之地，勝敗的結果，閉著眼睛都可以看得到。

《禮記。檀弓》上說了，“君子要愛人以德，細人則以姑息”，嗯，是這麼個道理，君子必須用道德為標準來愛護人，小人才會用無原則的寬容他人來愛護人。您史老先生和其他江南君子如果知天命、識形勢，又感恩故主，厚愛賢王，就應該勸你主上儘快削號歸藩。則我大清朝廷也會以待如貴賓，封位在王侯之上。至於你等諸君子，也會列爵分土，以平西王吳三桂為典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