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朝歷代如何處理“殺死辱父母者”案？
古代儒家鼓勵子女為父母報仇。《禮記》：“孝有三：大尊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父之仇弗與共戴天。”最早在《禮記》中有上面的說法，那麼，孔子支援為父母報仇嗎？
“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初，子路仕衛，赴蒯聵之亂，衛人狐黶（一說為孟黶）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仇。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黶（厭）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而與子崔戰而死。”（見《師覺授孝子傳》）大意是，子路的兒子來向師爺孔子報告，說自己想找殺父仇人報仇，孔子說“去吧！”
孟子也是支援的。“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見《孟子·盡心下》）
因為儒家是主張“親親”是高於“尊尊”（爹媽是最親的，比國王親），因此儒家認為：“血親復仇”有利於維護小共同體。
法家的主張恰好與儒家相反，認為“尊尊”高於“親親”（爹親孃親不如+++親），因此，法家是嚴禁“血親復仇”的。
如《法經》規定：“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嚴禁私人復仇。
法家韓非子也是這麼主張的：“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
從秦以後，古代各個王朝不管怎麼說，都是儒法混用，在“刺殺辱父母者”的問題上，造成不少的混亂，一會按照儒家的主張，表彰這些敢於為父母報仇的人；一會又按照法家的主張嚴格處理，最嚴的時候，甚至曾下令“敢私下報父母仇者，族滅。”
在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前，雖然漢朝皇帝推行孝道，但是對這種私下報仇的行為處理起來是很嚴的，幾乎都是死罪。
漢景帝時期有一個著名的案例：長安有一個叫防年的少年，他的繼母害死了他的生父，防年為報父仇就殺死其繼母，最後，雖然沒判防年殺母大逆罪，但依然按普通殺人案判處死刑。
即使在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西漢皇帝也還是按“霸王道雜之”，“外儒內法”的辦法管理社會。
東漢是古代歷史上少有的把替父母報仇，當做一種值得提倡的美德的王朝。
漢章帝時代，出臺了一部《輕侮法》，明確表示，因為父母受辱而殺人的，一律從輕處理。雖然《輕侮法》在二十年後被廢除，但是在東漢“刺殺辱父母者”都是美談，甚至還能去做官。
譬如，東漢著名酷吏陽球，他因為郡吏侮辱了他母親，便帶著數十少年，直接跑到這個郡吏家裡，不但殺了郡吏，還殺了他全家；結果，陽球不但沒有因為這件事被抓，反而一舉成名，還被朝廷徵辟出來做官。
又譬如，汝南郡兵曹掾王子佑殺了陳公思的叔父，陳公思就殺了他，為叔父報仇，然後“還府歸死”，“時太守太傅胡廣以為公思追念叔父，仁勇奮發，手刃仇敵，自歸司敗，便原遣之”。
更有甚者，漢靈帝時，酒泉郡女子趙娥為父報仇，在光和二年於縣都亭前殺了仇人，然後去自首，當時，滿城百姓去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為之悲喜慷慨嗟嘆也”，最後，被縣尉“強載回家”，無罪釋放。不止如此，當時的涼州刺史、酒泉太守還“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就是給她刻石立碑，以顯其家門戶。
可能是由於東漢“報仇之風”太烈，到了三國時期，曹操嚴禁私下報仇，他兒子曹丕甚至規定，敢於私下報仇者，族滅。因此“刺殺辱父母者”要是在三國時期的魏國，那命運就比較悲慘了。
三國魏文帝時詔曰：“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仇者，皆族之。”
《魏律》規定：“賊鬥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仇，所以止殺害也。
取代魏國的晉朝，也延續了魏國的這一政策。晉成帝詔定：“自今以往，有犯復仇者必誅。”
到了唐代，依然嚴格限制血親復仇，父親祖父被人毆打，子孫還擊，對方輕傷以下，無罪；對方重傷，減罪三等；對方死人，仍要處死。
武則天時期，同州下邽縣有個叫徐元慶的人，父親徐爽被縣尉趙師韞殺了，他最後親手殺掉殺父仇人，自己捆綁著身體到官府自首。
當時的諫官陳子昂上《復仇議狀》，提出了殺人犯法、應處死罪，而報父仇卻合於禮義、應予表彰，所以，他建議處徐元慶死罪，同時在他家鄉表彰他為“烈士”，並請朝廷將這種處理方式編入法令，永遠作為國家的法律制度。
唐憲宗年間，一個十二歲的男孩梁悅，為了替父報仇，殺死仇人秦杲。“在《禮》父仇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在定罪性質上，又引起較大爭議。
尚書省經過辯論，最終，裁定梁悅為父報仇，投獄請罪，特敕免死，決杖一百，發配循州。
宋朝時，《宋刑統》明確提出：“臣等參詳：如有復祖父母、父母仇者，請令今後具察，奏請敕裁。”
所謂敕裁，也就是把決定權上交給皇帝，而皇帝也往往採取“減等”的處理，也就是因為其情可憫減刑，這一原則，直到明清兩朝，依然大體遵守延續。
到了明清，朝廷還是大力提倡孝道，因此，“刺死辱父母者”的遭遇一般還可以，
以清朝為例，清朝皇帝對因報父母之仇而殺人，是比較寬容的。
順治十三年，陝西巡撫奏準，孝子黃大偉因報母仇，殺死宗用儀，按律減輕三等，杖五十，流一千里；
雍正五年，奉上諭，凡人子為父母報仇，殺死人者，無論曾否報官，一律處絞監候。
乾隆二十二年，浙江巡撫奏準，孝子許有為報母仇毆斃孫劍灶，按照順治十三年黃大偉殺死宗用儀案，將兇手杖五十，流一千里。
從歷代對“刺死辱父母者”的態度和處罰可以看出，從漢朝開始，除了極個別時期，大部分王朝對“血親復仇”，還是持寬容甚至鼓勵的態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