礪波護：宮崎市定治學的特色

宮崎市定 資料圖

宮崎市定（1901—1995）學問的特色，在於透過對具體問題的實證研究，重新對亞洲歷史展開整體性把握，並將之置於世界史的發展歷程中以確定其歷史意義。對歷史學家而言，通史研究才是終極目標，而宮崎就為我們留下了《亞洲史概說》（中公文庫）、《中國史》（巖波全書）等通史性的傑作。

內藤湖南 資料圖

在中國歷史分期問題上，宮崎在繼承內藤湖南（1866—1934）宋代近世說的基礎上，對這一學說做出了部分修正和發展，提出中國歷史發展四段論，即：有史以來至東漢晚期為“古代”，從公元220年開始的三國時期到唐末五代為“中世”，從960年開始的北宋到清朝滅亡的1911年辛亥革命為“近世”，中華民國以後為“最近世”，即近代。關於“近世”和“最近世”的分界線，宮崎本人先後也有過一些變動，最初是將西方對中國產生強烈影響的鴉片戰爭（1840—1842）作為兩者之間的分界線的，但後來對其做了修正，將中國“最近世”（近代）的開始時間改成推翻延續兩千餘年帝制的辛亥革命。

前文提到的《中國史》，是宮崎迎來喜壽的晚年寫下的一部通史性概說書。雖然是一部概說書，但卻是他在深入思考了歷史是什麼、歷史分期是什麼這些歷史學的終極問題之後，用豪邁的筆致對五千年中國歷史展開的敘述。在這部概說性通史問世以前，宮崎就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洋各個時代的歷史，或以史論的形式，或以概說的形式，陸續出版了多種著作。

1950年11月初刊的史論《東洋的近世》（教育時代社）單行本，是有關歷史分期爭論的必讀書目。去年即1999年，由我負責編集出版了中公文庫本《東洋的近世》。這個文庫本，除收錄《東洋的近世》單行本外，還收錄了《中國近世生業資本的借貸》及《宋代以後的土地所有形態》《明清時期的蘇州與輕工業的發展》諸篇，這幾篇實際上是《東洋的近世》之所以能夠成立的論據。收入文庫本《東洋的近世》中的四篇論文，是基於社會經濟史觀對近世歷史特徵做出的明快詮釋。在《東洋的近世》單行本出版半個世紀以後，將這四篇一併收錄，構成了宮崎以宋代以後為近世這一學說的完整論考。關於“中世”，1986年11月為河出書房撰寫的《彩版 世界歷史》第七卷《大唐帝國》，是對三世紀三國鼎立到十世紀五代十國的中國歷史展開的概說，二十年後加上《中國的中世》這個副標題，也列入中公文庫系列之中。這次，為了與《東洋的近世》對應，編集了由八篇史論構成的《東洋的古代》。

這次收錄到《東洋的古代》中的諸文，大致可以分成三組。最初的《中國古代史概論》（1955年初版）和《東洋的古代》（1965年初版）是兩篇基於講演稿完成的論文。第二組是以司馬遷的名著《史記》為考察物件的三篇，即《〈史記·貨殖列傳〉所見物價考》（1954年初版）、《肢體動作與文學》（1965年初版）和《讀〈史記·李斯列傳〉》（1977年初版）等三篇論文與《〈史記·伯夷列傳〉新譯》。最後是其在虛齡85歲和90歲，亦即其人生最晚年的時候總結自己的研究歷程寫下的兩篇學術回顧。

景氣波動史觀

最初的兩篇講演稿中，第一篇題為《中國古代史概論》，是京都同志社大學在哈佛燕京學社資助下主辦的“東方文化講座”的講義，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宮崎基於世界史的立場對中國古代社會發展歷程做出的簡潔明瞭的概觀。雖然只是一種非賣品的單行本，但印製面世以後，馬上引起不小的轟動。講演稿否定了早於春秋戰國即東周時期之前的西周的存在，提出了所謂的“西周抹殺論”，這個說法給學界帶來了巨大沖擊。宮崎大學本科的畢業論文，是圍繞南宋滅亡前後北方民族與中國社會交往問題展開的，他在此後的一段時間內也專攻宋史研究。不久以後，他的興趣便轉向了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年紀輕輕就成為第六高等學校教授與第三高等學校教授，擔任的主要課程是“東洋史概說”。然而，當時卻找不到一本值得信賴的東洋古代史參考書，於是他只能自己來撰寫古代史各領域的論考。到了1933年，他發表了本書第42頁中開列的兩篇內容厚重的論文，即《古代中國賦稅制度》和作為試論的《中國城郭起源異說》，在學界首次提出與古希臘一樣中國古代也存在過“都市國家”這一著名論斷。

首唱“都市國家論”二十年後，宮崎極其簡單地用圖示表述了中國古代史的發展脈絡，即從氏族制度，經青銅時代的都市國家、鐵器時代的領土國家，到秦漢時發展成為古代帝國這個強大的人類協同體。這個發展體系，就是本書第7頁展示的圖，而“東方文化講座”上這場“中國古代史概論”的講演，就是對這個圖表極其簡明的闡述。

順便一提的是，具體操辦那次“東方文化講座”的是曾經師事京都大學中國哲學學科小島祐馬教授的同志社大學內田智雄教授，他先後將系列講稿編整合十四種16開的單行本（1954—1959）。第一種就是小島祐馬的《中國的政治思想》，小島門下重澤俊郎的《中國古代合理性思維的演變》、木村英一的《中國固有思想中的捨身與祈禱》，以及平岡武夫的《漢字的字形與文化》等也被網羅其中。在歷史研究方面，宮崎的這篇《中國古代史概論》之外，安部健夫的《中國人的天下觀念》、田村實造的《北亞歷史世界的形成》也被一併收錄。由於同志社是一所基於基督教教義的大學，因此佐伯好郎的《中國景教衰亡的歷史》也被收錄其中。

1960年8月，宮崎出席了於莫斯科舉辦的國際東方學者會議和於斯德哥爾摩舉辦的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會議結束後途經西歐各國回國。當年10月底，他又作為巴黎大學的客座教授前往法國赴任。次年即1961年4月，他在法蘭西學院以“中國漢代的都市”為題做了兩場報告，披瀝了自己“都市國家論”的學術觀點。演講的原文刊登在《通報》第四十八卷，日文論文《漢代的裡制與唐代的坊制》（《東洋史研究》第二十一卷第三號）的前半部分，吸納了這部分內容。5月底，宮崎在巴黎的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做了題為“中國易佔的發展”的講座，講演文稿投寄給了《紀念保羅·戴密微中國學論集》，但這部論集五年後才刊出，而相應的日文論文則未見問世。6月從法國回國後，宮崎在京都只住了四個月，又因受邀為哈佛大學客座教授而赴美，次年夏天才回到國內。

在迎來花甲之年的前後，宮崎在法國和美國生活了將近兩年。這期間，宮崎通觀中國歷史，發現從上古以來就存在著類似今天世界上出現的景氣波動現象，並認為景氣的波動給社會幾乎所有方面都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如果站在景氣波動這個視角上觀察歷史，經濟也好文化也好，都可以同時納入視野，甚至歷史分期問題也可以從這個視角來加以修正。這個構想的第一次運用，是在為同事吉川幸次郎所著《宋詩概說》寫的書評（1963年7月）。這篇書評收進了前面提到的中公文庫版《東洋的近世》。

1963年11月2日，宮崎在京都的史學會大會上做了題為“東洋的中世”的演講。演講的梗概被整理成《六朝隋唐的社會》一文，在次年5月刊行的《歷史教育》第十二卷第五期特集《六朝隋唐的制度》上作為首篇正式發表。在這一篇不長的論文中，宮崎用“不景氣的時代”“無視人權的時代”和“政局不安的時代”這三個極其明晰的小標題，對東漢至唐末的中國社會做了高度的概括。這篇文章，我在編集宮崎著《中國文明論集》（巖波文庫）時將其收錄其中。

在“東洋的中世”演講後的半個月，宮崎在東京駒込的東洋文庫秋季東洋學講座上，做了題為“東洋的古代”的演講。演講結束後，宮崎補齊講座時省略的史料出處，寫出同名學術論文，兩年後在《東洋學報》第四十八卷第二、三期上發表了連載，這就是本書所收錄的論文《東洋的古代》。這篇論文從聚落形態的發展到大土地所有形態的形成，再到庶民地位的變動，論點非常豐富，但概括起來主線只有一條，即以景氣波動史觀來描繪中國古代史的發展軌跡。

《史記》新論

本書收錄的第二組論文均為以《史記》為物件展開的討論，其中發表最早的是《〈史記·貨殖列傳〉所見物價考》，載於京都大學文學部編《五十週年紀念論集》（1956年11月，京大“以文會”刊）。這部論文集的編集委員會主任正是宮崎本人。

在這篇論文中，宮崎對《史記·貨殖列傳》中記錄的西漢武帝時期的物價一覽表，給出了全新的解釋。關於“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這段記載，一直以來的解釋是：馬二百蹄，計五十匹；牛蹄角千，計一百六十七頭。“馬二百蹄”折算為五十匹，這一點沒有疑義。但是，“牛蹄角千”折算出來的一百六十七頭這個非整數字，總覺得有什麼地方錯了。在此，宮崎從動物學的分類中找到了答案。馬是奇蹄目動物，而牛卻是偶蹄目動物。牛有前後四條腿，那麼就有八個蹄，加上雙角就是十。“牛蹄角千”，正確的理解應是牛一百頭。這個嶄新的解釋，宛如喬治·西默農偵探小說中梅格雷探長解開謎團一樣，讓人感到驚訝與滿足，令人恍然大悟。

在此還有個說明。在本書校對過程中，中公文庫編輯部的小林久子女史指出第119頁第16行中的兩處“四百錢”是否是“四千錢”之誤。這個意見非常精到。不過，包括第120頁的第一表在內，這個數字涉及下文的多處論述，僅修改這一處也無法理順文義，故這裡暫且保持原貌。

接下來的一篇《肢體動作與文學——試論〈史記〉的成書》，是作為東洋史學者的宮崎在退休之際向中國語言文學研究室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環樹主編的學術期刊《中國文學報》第二十冊（1965年4月）投的稿。這篇論稿基於《史記》的文字，從行文風格上探討《史記》成書的一個側面，提出了又一嶄新的觀點。宮崎仔細體味了《淮陰侯列傳》中韓信鑽過市井惡少褲襠和《刺客列傳》中荊軻追著刺殺秦王的那一段，結合《項羽本紀》中著名的鴻門宴場面中那些反覆敘述的現象，認為司馬遷對這些場面的敘述，取材於肢體語言豐富的表演場面，並認為與後代的小說《水滸傳》有著諸多的相同之處。

至於這些故事的表演者及表演場所，宮崎認為雖然不排除各諸侯國的專業優伶在宮廷中表演的可能性，但更大的可能性是民間說唱人在各都市的“市”中表演。古代社會的“市”，不單純是進行商品交換的場所，也是市民的休憩場所，更是有閒階層消磨時間的娛樂場所。宮崎這樣說道，古時候的人，一個故事往往會反覆地說上很多遍，聽故事的人也會樂此不疲地聽上很多遍，正是在這樣的反覆聽講過程中，故事的情節才會越來越洗練。對文學而言，民眾才是偉大的創造者、充滿理解的批評者和寬容心極強的培育者。正是因為司馬遷有選擇地吸納了民間說唱故事中的部分內容，與班固的《漢書》相比，《史記》在史實之外又帶入說唱人的一些發揮，這一點是無法否認的。如何才能非常有趣地書寫歷史，這至今都是個令人煩惱的問題。

第三篇《讀〈史記·李斯列傳〉》，刊登在宮崎1956年開始擔任會長的東洋史研究會主辦的《東洋史研究》第三十五卷第四期（1977年3月）上。這裡順便提一下，直到去世，宮崎都一直擔任著東洋史研究會的會長，但加上引注的學術論文，這一篇是最後一篇了。此後，在通史性質的《中國史》（1977—1978）、巖波新書《解讀〈史記〉》（1979）、中公新書《謎一般的七支刀——五世紀的東亞與日本》（1983）之外，還寫下了難以計數的隨筆，異常活躍。然而喜壽以後，一向以強韌自負的宮崎，精力也開始日趨衰耗。

這一篇對《史記·李斯列傳》做出的詳細論考，是對前面介紹的《肢體動作與文學》中提出問題的進一步展開探討。宮崎指出，《史記》可以視為作為科學的歷史學與作為藝術的文學尚未完全分離時期的一種史學嘗試。在闡明《史記》的文字問題之後，宮崎進一步對其展開了歷史學的探討。《史記》列傳有七十卷，之所以選擇《李斯列傳》作為分析物件，宮崎說道，首先是因為這篇傳記在七十列傳中最具中國式作文的節拍和特徵，按起、承、轉、結四段描述李斯的一生，起伏跌宕，將情節推向高潮。其次，這篇傳記也是從戰國以前的口耳相傳階段轉向基於文書記錄撰寫史學著作這一過渡時期的作品，兼具口耳相傳和文書記錄兩種性質。但是，《李斯列傳》並不是把收集到的各種口傳材料和文書記錄按年代順序排列起來那麼簡單，而是在預先設定的文章結構框架下，按起、承、轉、結的節奏，寫盡了李斯波瀾壯闊的一生，將其視為一部連續劇亦未嘗不可。

《史記》新譯

在與《史記》相關的三篇論考之後，收錄了《史記·伯夷列傳》的最新譯本。由於這一篇沒有收進《宮崎市定全集》（巖波書店刊）中，因此我在這裡對其成文經過多費點筆墨加以說明。

1987年4月，中央公論社編輯部的佐藤優，帶著他們編輯部編輯出版的井上光貞監譯本《日本書紀（上）》（下卷於同年11月刊行）來到京都見我，希望我能慫恿宮崎出來掛帥監譯《史記》的七十列傳，以便與井上光貞監譯的《日本書紀》相呼應。我第一時間向宮崎轉達了這個意思。宮崎聽說後，考慮到自己剛做完包括新譯文在內的《論語新研究》“譯解篇”，在古典譯著方面有了更大的自信，因此願意將自己的餘生託付給中央公論社的《史記列傳》新譯這項事業。

不過，在譯註的體例上，宮崎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設想。已出《日本書紀》的體例是將現代語譯文全部排印在前面，然後才是註釋和原文；然而關於《史記列傳》新譯的體例，宮崎提出在《史記列傳》各卷的內容排序上，前半部分用新體字上下通欄排現代語譯文和相關考證，後半部分用舊體字分上下兩欄，上欄排印《史記列傳》原文，下欄排傳統的日式訓讀文，並希望我來負責前半部分的現代語翻譯，同時負責全書的監譯工作。經與佐藤優多次商議，《史記列傳》新譯本決定分五冊出版。不久以後，做出了按這一版式排列的樣稿。宮崎親手執筆了《史記列傳》的第一卷《伯夷列傳》的現代語翻譯、考證，確定原文，並完成了訓讀文。打印出來並經過宮崎紅筆校正的文稿，成了以後各卷譯註工作的重要參照。

《史記列傳》新譯工作一直進展到了第十五卷，此時，宮崎因專心於《宮崎市定全集》各卷卷末跋語的撰寫，譯註工作一時中斷。這期間，佐藤優因病亡故，宮崎也年過九十，屢次出現健康問題。《全集》最終順利出版了，但《史記列傳》新譯只做到第十八卷《春申君列傳》，沒有能夠有始有終。

還有一點要說明的是，原計劃列於現代語譯文之後的考證一項，並不是所有卷都有，從列傳第二到列傳第四就沒有考證這部分內容。但是，在《孫子吳起列傳》的“戰國時期的三大戰術家”這部分內容中，就設定了兩條考證，一條是孫武傳中的“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另一條是孫臏傳中的“馳逐重射”。宮崎對這兩條做了如下考證：

雖然我們知道這是一場讓四馬駕車賽跑賭博的遊戲，然而，這樣的賽跑是一對一的賽跑呢，還是像今天賽馬場那樣讓馬匹一起跑，我們無法知曉。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最後出現的“卒得王千金”一句，這是田忌與齊王一對一賽馬，以三比二取勝，最終獲得齊王所下千金賭資的意思。那麼，這裡就要問了，田忌下了多少賭資？如果按賭博的基本規矩，田忌也應該下注千金，但田忌是否有這麼多錢卻是個疑問。如果跟齊王賽馬的人都是零賭資，那麼今後願意參賭的人就會越來越多，齊王一方也會吃不消，所以參賭一方也會下注與自己身份相應的賭資。這樣一來，文中的“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一句，就應該把它理解成“王及諸公子賽馬，賭資時達千金”。《史記》的這段記載不便於理解，所以在譯文中按照這個意思對語序做了調整。

銅馬車 視覺中國 資料圖

這裡補充一句，秦始皇陵出土了兩組四馬駕車的銅馬車實物模型，其中一組在昭和六十二年八月開始在大阪天王寺博覽會上連續展陳了三個月。中國《詩經》中出現的“四牡有驕”（《碩人》）、“四儷濟濟”（《載馳》）、“駕彼四駱”（《四牡》）等歌詞，詠唱的就是這樣由四馬牽引的馬車。

西亞、歐洲其實也曾廣泛流行四馬牽引的馬車，並將之用於競賽。

此後，宮崎又指示要在相應之處配上兩幅插圖，一幅是含有四馬駕車場面的西亞浮雕，一幅就是經修復的秦始皇陵出土銅馬車照片。宮崎說到的大阪天王寺博覽會，指的是“金龍金馬與動物國寶展”，而展出秦始皇陵出土銅馬車複製品的，實際上是次年即1987年4月至9月初在奈良舉辦的“絲綢之路大文明展”，銅車馬是其中“絲綢之路·佛教傳來之路”這一部分中的特別陳列品。

秦始皇陵園的西部，經鑽探發現有四處地下陪葬坑，在第二區北側的一個東西長七米、南北寬兩三米的土坑內，出土了兩組隨葬的銅馬車模型。這個地點位於秦始皇陵封土的正西方向，馬車面朝西，似乎正從封土側向西賓士。靠近封土一側的被編號為二號馬車，二號馬車西側的被編號為一號馬車，經修復用於展陳的是四馬牽引的二號馬車。

年輕時曾當過陸軍輜重兵的宮崎，對馬匹有著豐富的知識，經常將馬匹作為話題，強調中國四馬駕車的形式起源於西亞。因此，這次在編集《東洋的古代》時，特地將秦始皇陵銅馬車發掘現場的照片作為封面的裝飾。照片非常清晰，正中是一號馬車，一號馬車後側能看到二號馬車的一部分。

卷末是兩篇宮崎自撰的學術回憶錄《我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和《中國製度史研究》。其中，曾在《學術月刊》上刊載過的《中國製度史研究》，是與宮崎1989年11月榮獲“文化功勞者”名實相副的一篇。

最後想提一下的是，一生伴隨宮崎的賢內助宮崎松枝夫人，於去年9月5日突然仙逝，享年虛齡94歲。這一天，也正是他們的長女一枝的生日。這之間，不知是什麼緣分。

2000年1月25日

本文節選自《東洋的古代：從都市國家到秦漢帝國》，宮崎市定著，礪波護編，馬雲超/張學鋒/石洋 譯，楚塵文化出品，中信出版集團發行，原標題為《礪波護解說》，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