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念群：廢止科舉後遺症

這次我想和大家談談如何看待科舉制，過去我們對科舉制有非常大的誤解。許多人都認為科舉制應該為整個皇權體制的腐敗低效負起主要責任。那麼，科舉制被汙名化的歷史根源是什麼呢？大家可能對《儒林外史》裡面那段“范進中舉”的故事耳熟能詳。范進考了許多年科舉都沒有取中，直到五十歲突然一下子就高中了，因為興奮過度人都變瘋了。這個故事旨在說明，考科舉時間特別漫長，而且整個過程是非常折磨人的。許多人就在這反覆熬煉中身心備受摧殘，最後達到瘋癲的狀態。這就是我們對科舉制的刻板印象。

一、科舉的汙名化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印象？最重要的原因是，一般人認為科舉制的核心內容就是考八股文。什麼叫八股文？就是把古代經典，比如“四書五經”裡面的若干的詞語、段落挑出來，然後按照非常嚴格的格式寫出一篇類似現在所說的作文。要寫出像樣的文章，必須反覆熟讀經典和著述。明代以後主要是朱熹的註釋，以此為核心來進行作文的訓練。我們知道科舉制度中，人們是經過生員考試才能拿到秀才身份，最後一級一級地考到舉人，最後才成為進士。有了進士身份就可以進入皇家機構如翰林院中任職。

在這個漫長的應試過程中，最初的秀才考試實際上是最重要的。八股文就是在應考童試期間被嚴格訓練的內容。可是這也容易造成誤解，難道科舉制就可以等同於八股文嗎？實際上科舉考制分為三場。第一場考八股文和一些經書知識。第二場測試的是考生撰寫辦事公文的能力，包括論、誥、表、判等一系列的內容。什麼叫誥？誥就是皇帝給大臣釋出的諭旨。考生要模仿皇帝的口氣寫一篇文章。這個工作就像假設你要模仿中央領導人寫一篇講話稿，要寫得出彩恐怕也比較難。什麼叫表？表就是過去的大臣要向皇帝上奏書。你要模仿大臣的語氣給皇帝上摺子，寫的入情入理難度也不小。正如你現在給中央領導寫一封信，真能打動人恐怕也比較難。還有一道測試叫判，就是給出四五條案例讓你斟酌斷案。如果沒有一定的法律知識和閱歷經驗是很難完成的。第三場考的是策問，內容是考查考生有關治國安邦、國計民生的知識掌握的如何。策問一般出五道題。第一道問題一般會測驗考生某些經典文獻的版本源流，考察的是考生閱讀量。第二道可能會問關於吏治的問題，比如地方官在某個地方會採取什麼樣的辦法治理經濟和社會。第三道也許會問怎麼治水，比如怎麼疏通河道、構築海塘工程。江南的鄉試裡經常會出現治水的題目，因為康熙帝和乾隆帝都特別重視江南海塘與黃淮治理工程。這些題都不容易回答，技術性非常強。明代有一個治水專家叫潘季馴，他寫過好幾篇關於治河的文章，對治河經驗討論得非常具體，比如治水是採取疏導的方式還是採取截流的方式，講得非常專業。我們可以想象，如果一個考科舉制的人僅僅會背幾篇八股文，沒有看過潘季馴的《治河三書》，沒有讀過相關的吏治和法律文獻，怎麼可能回答出這些問題。

科舉制是非常複雜的考試程式，不僅僅依靠八股文的記誦。當然，即使是做八股，其訓練程式非常複雜，做好一篇八股文是非常難的。但是除了八股文之外，科舉考試還會測試很多經濟、政治和法律問題，過去這部分內容叫“經世學”。忽略了這部分內容，我們就很難對科舉制有一個整體的理解。這是我想跟大家說的第一點，八股被妖魔化後，對科舉的理解也隨之窄化，這是非常錯誤的。

就拿八股文的寫作來說，確實包含著故意為難考生的意圖。比如，所謂“截搭題”這種形式，就是把孔子的一句話和孟子的一句話混搭放在一道題裡。這兩句話之間沒有任何遞進的邏輯關係，表達的意思完全不一樣，要求考生根據這兩句話寫出一篇論理充分的文章，這就太為難人了。為什麼要出這種“截搭題”？目的是防止抄襲。如果考生只把《論語》讀得很細，對朱熹的註釋也誦讀得很熟，再背熟一些科舉考試的範本，答題時就容易抄襲。“截搭題”的內容有偶然性，考生不容易把不同的經典思想整合在一篇像樣的文章中。正是因為“截搭題”非常難，所以有的人一輩子考了幾十年也過不了“截搭題”這一關。但是也有很聰明的人，他掌握技巧之後很快就通過了。所以當時有人舉例說很多封疆大吏都是從科舉出來的，為什麼這些人都那麼有本事，比如曾國藩、李鴻章，都是經過科舉考試當了大官。如果連“截搭題”都通不過，或者只限於懂得八股文這點知識，怎麼可能具備這樣出色的治世能力？

將八股文等同於科舉制度，是非常大的誤讀。而且這個錯誤長期作為正確的知識被反覆傳播，已經變成了我們耳熟能詳的常識。這個常識一定要被徹底顛覆掉。

科舉考試內容被汙名化，很大的原因是近代以來迫於西方的壓力。好像改制必須建立在摧毀舊制度的基礎之上，好像不把話說極端改革就沒辦法推行。所以對傳統的醜化有時到了聳人聽聞的程度。比如，康有為專門為廢科舉上過摺子，他跟光緒皇帝說，八股再不廢除的話我們就要亡國了。他用非常具有煽惑力的排比句式說，中國人不行是因為科舉。中國要亡國是因為科舉，中國人的身體不行也是因為科舉。因為科舉考了幾十年把一個年輕人考成老頭，最後身體不行了，在這樣的體制下造成中國人的人種素質日益低下，必然無法跟尚武的西方國家比拼較力。他還舉了纏足的例子。康有為做了以下推論，因為中國大多數婦女都纏足，而中國人口有一半是婦女，如果這一半婦女纏足，纏足婦女生下來的孩子都是畸形兒，那麼至少以後一半中國人都會變成殘廢，所以中國人沒辦法跟西方打仗，也沒辦法在世界上立足。其實康有為的話完全沒有科學根據，因為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纏足的女人一定會生出畸形兒童。但是他撰寫奏摺的整個邏輯都是往誇大事實的方向走，大講八股害人、時文害人，力圖以此打動君心。至於第一場考試後面是不是還有策論，是不是還有誥、表、判等內容，他都完全忽略不計。張之洞提出的一個科舉考試改革方案是把策問位置前移，從第三場改為第一場，突出科舉中“經世”的內容。張之洞認為應該逐漸靠遞減學額的方式，慢慢從科舉遞進到學堂教育，最後取而代之。我們要問的問題是，學堂和科舉各自的利弊到底在哪裡？我認為，科舉廢掉之後，中國的教育越來越失敗與學堂教育的弊端有很密切的關係。

第二個非常大的誤解是，以往常常把科舉僅僅理解為一種教育和考試製度。實際上科舉制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運轉體系，它不僅發揮著教育和考試的功用，同時還是一種有效的官僚選拔制度。“科”與“舉”兩個字並列而稱，“科”指的是考試、教育，“舉”指的是選拔官僚。還有人說，中國的科舉制度有點民主制度雛形的意味。科舉制到底是好是壞，在民國的時候有很大爭論。“科”和“舉”結合在一起就構成一套完整的政治文化體系。如果把“科”和“舉”分開看待，只看到科舉制中教育考試製度的一面，是對科舉制的極大誤解。因為選拔官員的“舉”這方面，同樣非常重要。透過“舉”的選拔程式會確立一個考生的官員身份。現在我們老在講治國理政，當時科舉考試就有這個意圖，希望在王朝的每個層次上都能選拔到出色的官員，並把這些官員合理分配到不同的位置。

科舉制有一套比較有效的人才分配機制。若某人考中秀才，他雖然不能當官，但是在地方上可以免除勞役，也可以少交稅，在地方的聲望也較高，會贏得民眾的尊敬，在地方就進入了士紳階層；如果考上舉人，就可以當縣令一級的官員，相當於現在的中層幹部；如果再往上考到進士，就成為朝廷大員，相當於現在的中央領導，成為皇帝的左膀右臂。所以科舉制度在人才的選拔和官職的合理安排方面發揮著高效的作用。

科舉制的下一個作用也非常重要，它促成了士人身份的迴圈流動。中國古代計程車人身份不是固定的，中國沒有西方那樣的貴族等級制。貴族制除了自己身份尊貴外，還能蔭及子孫，讓他們享受爵位和爵號，佔有的資產也是比較固定的。中國在宋朝以後，開始了一個逐漸庶民化的過程，士人的身份是可以上下流動的，這是科舉制帶來的重大突破。士人怎麼流動起來呢？首先，士人不可能當一輩子官，當他退休後，往往回到家鄉變成一名士紳，為家鄉服務。生活在底層的一名普通百姓，哪怕再窮，經過多年不懈努力都有可能成為名震一方的封疆大吏。

有人做過一個統計，科舉出身的封疆大吏，在一個相當大的比例上，都是從貧民起步升到高位。所以，從名義上講大家都有機會。曾國藩為什麼能抵抗太平軍這麼多年，就是因為他那段時間正好在家裡當士紳，所以有機會出面挑頭組織團練。在湖南鄉下，曾國藩就是一名普通士紳，後來由於抵抗太平軍有功，他的位置又升上去了。這是一名官員履歷上下進行迴圈的一個著名例子。科舉制實質上是合理分配身份流動的制度。你當了再大的官，人生歸宿還是你的出生地。這樣就使中國鄉村中的教育體制，相對能夠存留住一些文化精英人才。現在總是在談論的所謂中國農村的空心化，根本原因就是沒有好的機制和辦法把教育人才留在農村。科舉制就是保證人才留在鄉村的有效機制。現在的鄉村青年考上大學後，幾乎全跑城裡去了，誰也不回家鄉。有些人到農村當村官是為了以後在大城市找工作，幾乎沒有人敢說我這次回到家鄉就不準備走了，要為家鄉人民造福。但是當年的科舉秀才在家鄉教書，他的收入基本是有保證的。地方上還有專門為保證鄉里子弟考科舉的財務保證制度，比如賓興會就是提供路費住宿等資助的組織。

所以整個科舉制度在官僚選拔、地方教育和人才培育等方面安排的是比較完善的。如果只把科舉制理解為八股、時文的考試製度，對科舉進行妖魔式的想象，顯然離歷史的真相太遠。

二、科舉制為什麼是個好制度

一個制度要行之有效，前提是要有一個階層去具體貫徹實施。在古代，士階層承擔起了這個任務。士階層是透過考試選拔出來的。最早選拔人才的方式是基層推舉，但是完全依賴推舉難免受到一些人情關係的限制，最終影響人才甄選的質量。還有一個因素是，隋唐以前，推舉經常會侷限於貴族圈子內，平民沒有機會進入到被薦舉的行列。沒有一個好的制度來保證平民進入到上層社會，怎麼能保證相對的公平？靠熟人把所謂品行兼優的人才推薦到中央，這個程式很容易發生作弊行為。如果總是推薦熟人，可能這個熟人未必有才，對整個官僚體制未必有利。如果貴族都把自己的子弟推薦到中央去，結果乾起事來都沒本事，這個國家怎麼治理？為打破薦舉的弊端，隋唐以後開始逐步透過考試的方式選拔人才。考試的好處是儘量排除從貴族血統和薦舉熟人的角度吸納人才，老百姓誰都可以參加考試，只要你有能力。基本排除了所謂的拉關係的做法。這樣來，整個制度執行就被理順了。

士階層的出現和強化，打破了上下層的階級壁壘。士階層的思想力量甚至能影響到皇帝的執政風格。這是科舉制出現以後發生的一個重要變化。

我剛才提到，有文化的階層一開始相對封閉，跟老百姓的接觸並不是很多。我們知道，儒家創始人孔夫子本身是平民教育的代表，主張有教無類。孔夫子的這個說法長時間以來並不為大家所接受，因為秦漢以後貴族勢力仍很強大。春秋時期，孔夫子經常“累累若喪家之狗”，他講的道理很少有人真能聽進去。在漢朝建立過程之中，皇帝意識到必須有人論證漢朝建立的正統性。儒家在這時候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就是為皇帝掌權提供合理性論證。那時候的儒家為了論證漢朝君主就應該當皇帝，製造了很多假的經書——那時候叫“讖緯”——裡面編造了很多孔子為漢代製法的神話。比如有一個故事說，有一天孔子在魯國門前，突然看見天上飄下來一幀血書，血書上面寫的是劉家人應該當皇帝。孔子成了劉邦登基的預言家。我們不要以為儒家始終實事求是，實際上他們為了皇帝說了很多假話。漢代的經書研習也是非常專門化的，完全是小圈子的人在自說自話，和普通老百姓沒什麼直接關係。宋代以前的儒家，對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有多大影響，實在有很大的疑問。儒生們都在宮廷裡面唸經書，為漢家皇帝登基製造輿論。老百姓沒有什麼渠道接觸到儒家思想。當代新儒家認為，自古以來儒家已經持續發生著多麼大的影響。我不同意這個觀點。

從漢到唐，儒家的地位並不很高。很多皇帝都信佛，也有的皇帝通道家。宋以後儒家的地位提高了。為什麼會提高？因為老百姓慢慢摸到了接觸儒家思想的門徑。這個門徑是朱熹給提供的。他發現，要真正使民眾接觸到儒家禮儀，就必須讓老百姓有祭祖的權利，而祭祖原來是皇帝貴族的特權。只有貴族才能祭四五代以上祖先，老百姓沒有在家裡立廟祭祀的權利。後來朱熹寫了一本《家禮》，主張“禮”應該往下走，慢慢放寬政策，讓老百姓也能夠祭祀祖先。一旦他們有資格祭祖，儒家的禮儀才能真正貫徹下去。家裡一旦有了祖宗牌位，祭祀風氣就能延伸到更大的宗族之中，他們就會去修葺更大的祠堂。要敬宗收族就必須修族譜，這樣才知道祖先脈絡源自何方，老百姓慢慢聚攏起來，形成聯絡廣泛的集團。在人數眾多的集團裡面才能有效宣傳儒家思想。後來宋代出現了鄉約，就是民眾自動發起的宣講道德禮儀的組織，儒家思想的傳播就有了一個鄉間平臺。如果不允許百姓祭祀祖先，形不成越滾越大的雪球般祭祀體系的話，儒家思想就不能順暢地貫徹下去。老百姓憑什麼聽士人的指揮？但是有了敬宗收族的辦法，儒家思想就隨之變成了老百姓耳熟能詳的基本倫理規則，人人都應該遵守。

儒家思想的精髓是教導人們怎麼協調好複雜的人際關係，是一種處理日常生活的行為技術，而不是高深的形式邏輯。你看《論語》，孔夫子哪裡講了玄妙難懂的理論？全是講怎麼跟朋友相處、怎麼跟父母相處、怎麼跟子女相處的處事道理。這套道理怎麼讓普通老百姓知曉呢？一方面要靠平民化宗族組織的發達，為它的傳播提供鄉里基礎。另一方面還得有一個溝通上下階層的制度化的渠道，這個職責最終由科舉制承擔了起來。有了宗族作為基層組織平臺，我們就可以談論科舉制度為什麼是好的制度了。

傳播儒家思想的宗族平臺搭建起來之後，就有了一個優秀制度發明的一個前提。宋代以後，儒家禮儀被推廣下去了，有宗族在基層做支撐，儒家教育在基層變得越來越普及，透過私塾書院等方式教化的老百姓開始知道儒學到底是怎麼回事。科舉制的發明也是與這個過程配套而行的，它為人才流動和官員的選拔、任命提供了一個制度基礎。

我們可以從具體的考試中做些分析。比如雍正七年（1729），江南鄉試照例進行了三場考試：第一場考四書五經；第二場考論、詔、誥、表、判五條；第三場是策問，策問中的提問涉及各種國計民生的題目。第一道問題問的是怎樣做到“誠”，算是比較“虛”的題目。這題目也有一定難度，要說清楚並不容易。

第二道題涉及馭吏之道，因為江南這個地方經常打官司。如果你當了地方官，怎麼樣避免發生更多的官司？因為豪族豪門是可以不納稅的，所以很多人就將自己的名字寄託在豪門裡面。豪門為了把他們攏住，說你們可以免稅，但是你得為我幹活，這就叫詭寄。這些人最後被豪門所控制變成家奴，國家在賦稅上就會受到損失，這種現象到處都有。從法律的意義上怎麼處理這些現象？策問的五道題裡面還有一道題，問的是儲備糧食方法的得失。我們知道古代有常平倉，有社倉。常平倉是由國家設定和管理的，相當於地方上的國庫，遇到如洪災旱災的時候，負責發放賑濟糧食。社倉就是地方集資辦的倉庫。那麼這些倉儲制度是何時起源的，在歷代又是如何演變的？對我來說要解答這個題目並不容易。

策問中還問及法律、經濟和地方治理的各類題目，問及如何防止基層官僚侵挪基礎之利、虛報數字、隨意勒派，如何解決稽查不清之弊，公務員如何去監控。還涉及河務塘工等更加專門化的問題。面對江南一帶經常發生洪澇的現象，考生必須詳細評述海塘建築的得失，而且需要從水利學的角度去談。請問現在的高考哪有這麼難的題目？

第二個例子是光緒二十四年（1898）會試的題目。第一場四書，第二場五經，第三場策問五道，都是比較實用的問題。比如說有一道題討論古今學校的異同，相當於要寫一篇教育史短文。第二個題目是談團練之法。這個題目問，三代以上是兵民合一的，平常老百姓耕田、戰時當兵打仗，後來把兵和民的角色分開了，專門養著一些士兵，但是養兵費用越來越多，戰鬥力卻越來越弱，這是為什麼？組織團練練兵的時候導致了鄰里的騷動，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出辦團練的題目顯然是因為對太平天國殘留的餘威仍有忌憚，這種心理在科舉考試的題目中也顯示了出來。

還有關於錢法、幣制等屬於經濟史範圍的題目。錢法之壞，莫壞於私銷私鑄，入得其幣，何為善策？意思是私鑄錢到處流行該怎麼辦？古時錢幣少而國衡有餘，後時錢幣多而國衡不足，是什麼道理？錢越來越多，但是財富越來越少，到底是什麼原因？這是貨幣史的題目，當代經濟學家恐怕都很難回答這個問題。類似的題目非常多。當然，例子舉起來會沒完沒了了。我舉這些個案就是想說明，科舉制是非常複雜的一個體系，不是考八股文這一條所能概括的。

三、科舉制的代議制內涵

前面我已簡單提到，科舉制不僅僅是考試製度，還是身份分配製度，甚至具有區域性代議制度的色彩。因為科舉制名額的分配是按地區安排的，相對要考慮地區教育差異所造成的不平等。比如江南地區是出人才的地方，給江南的名額相對就比較多。即使如此，考生比例和所給名額之間的差距仍然是非常大的，因為江南人受教育的比例非常高，即使再多給名額也是供不應求。相對而言，分配給貴州、雲南和廣西這些偏遠地帶的考生名額就相對多一點。考生少，名額相對多，考生和招生之間的供求比例比江南還是要高一些，這是相對公平的配置。當然江南人會覺得不滿，認為這樣分配導致江南等考生眾多的地區人才積壓，很多有才華的人常常落榜。但也造成清代學術史非常發達的奇特現象，很多人就是因為落榜考不上才改做考據學問，所以清朝的專門學問非常發達。科舉考試在某種意義上遏制了江南士人仕途的升遷，反而促進了地區性的學術發達，這是相當辯證的關係。

那麼，為什麼說科舉制有代議制度的影子呢？因為科舉制造成了人才的上下流動，很多人升不上去沉澱在底層，擔當起了管理地方社會的責任。比如一些有秀才功名計程車紳階層會投入精力辦地方教育，還有一些人熱心公益事業。士紳階層因為在鄉間有比較尊貴的身份，他們有資格與地方官聯絡溝通，同時又自小生長棲息在鄉間，擁有底層的人脈關係。每當遇到棘手之事時，士紳可以代表民眾與官府打交道，甚至代表民眾向官府提出自己的要求，這就有點代議的意思在裡面。當然我們不好直接就認為這就是所謂“中國式的民主”，中國民眾主要還是透過士紳向官府溝通才有機會表達自身的願望，哪怕這些願望非常瑣碎細小，與現代西式的民主權利完全不是一回事。但畢竟反映出部分士紳能夠擔當民意的一面。不要認為“民主”就是一人一票，這是票選制。同時所謂“民主”還可以走代議制的程式，由某一個階層來代替民眾決定某些事情，或者代替他們申訴他們的利益和要求。從這個角度看，士紳階層確實部分起到了代議的作用。當然，我沒有把士紳階層的代議作用與西方代議民主制等同混淆的意思，我們只是從中看到有些代議的成分。

四、廢止科舉後遺症

最後，我想談談科舉制被破壞的後果是什麼。

科舉制的廢除首先破壞了“科”和“舉”之間的關聯性。原來科舉制是教育考試製度，同時也是官僚選拔制度。科舉廢除之後最大的後果就是把“舉”的部分徹底排除掉了，考試與官僚選拔的機制徹底分離，中國的教育體制開始走上專門化和職業化的道路。科舉從改制到廢除經歷了一番曲折。張之洞當年主張變科舉，他提出的方案其實與康有為的想法是比較一致的，採取的是一種緩行漸進的策略。他主張先調整策問與八股測試的位置，把策問提前到第一場，一開始就測驗考生具備多少經世的學問。本來光緒帝的想法更徹底，想一下子把科舉的試題全部改成策問形式。張之洞覺得改革的步伐走得太快了，考試題目都改成策問，“四書五經”沒人讀了，經典人文這部分學問基礎就會被削弱，中國最傳統的學問會被全部拋棄掉。張之洞提出的建議是，把策問調整到第一場，並在裡面適當添加了一些西學內容，把“四書五經”的測試放在最後一場，這樣就能在“人文”基礎與經世致用學問之間尋求一種平衡。這就是“中體西用”的思路，以中國人文思想為體，以西方器技之道為用。在這套改制設計中，中國經典人文的這部分考試內容得以延續下來，這是非常明智的選擇。但是僅僅過了五年，張之洞就跟袁世凱一起上書，表示僅僅提高策問的地位還不夠，還要考慮學堂教育的發展，所以應該慢慢減少科舉的學額，把資源投入向學堂教育傾斜。光緒帝也同意按這個辦法實行。可是沒過多長時間，張之洞又突然說，現在外患越來越重，我們被西方人欺負的程度有增無減，咱們不能再慢慢削減科舉學額、增加學堂教育份額，這樣改制的速度太慢，要經過多年的更替，時間已經等不及了。這就像一直往山下衝去的過山車，已經剎不住閘了，所以張之洞建議乾脆一步到位徹底廢掉科舉制度算了。最後事情變得簡單了，科舉制在一夜之間被一道諭旨廢除了，無論低端和高階的教育一律改由學堂來承擔。科舉被廢之後一直存在著爭論。大家有個疑問，那就是學堂能不能完全代替科舉的功用？後來發現代替不了，學堂都是專門化教育，是培養“理工生”的場所，人文基礎教育的時間被急劇壓縮，最後只是聊勝於無。教育體系基本是西式教育體系的翻版。

其次，學堂教育與科舉教育的最大區別是，它不是一套官僚選拔機制。學堂只是養士，而不取士。科舉教育的目的是取士，是為選拔官員做準備。學堂不管這事，最後給你張文憑，愛上哪兒就上哪兒。所以學堂培養出來最多的是理工生。第二多的是軍閥，這是晚清軍事學堂教育盛行的產物。軍事學堂課程設定比較簡單，也容易畢業過關，經過短期培訓之後出來馬上就能拿槍當官了。第三多的是法政人才。那時的師範教育許多人就圖的是短期速成。因為去日本留學成本較低，於是大量青年跑往日本尋求教育速成的機會，大多學習的是法政專業。日本人為了賺錢，專門為不懂日文的國人配備翻譯。這些法政師範生回來之後馬上可以教那些秀才。因為科舉被廢后，原來秀才們的知識已經落伍，必須靠這些師範生的教育進行補充，才有資格重新上崗。所以當時就出現了一個奇特現象，一幫老頭在聽一個年輕人上課，也許這個年輕人正是他們看著長大的。

學堂畢業後學生的流向與科舉士子有什麼區別呢？一個青年在學堂受教育之後拿了文憑，他對於職業選擇常常是茫然無序的，因為沒有人限制他非得在家鄉當士紳，同時透過正常的考試渠道也未必能當大官。所以當時學堂學生的職業選擇非常混亂，有人去當軍閥，有人當理工生，大多流向了城市，少有人願意在鄉村待著了。這就導致鄉村的空心化，在鄉村裡計程車紳階層慢慢消失了。鄉村從此失去了維繫其社會和文化的秩序的有身份的人。殘留計程車紳最後變成了革命的物件。中國共產革命的目標就是要打倒鄉紳。

最後，我想指出，士紳階層在基層社會代議功能的消失，使得鄉村權力結構發生重大變化，沒有文化修為的一些地痞流氓開始替代鄉紳掌握權力。尤其是在戰亂和近代革命的過程中，鄉村的文化資源不斷流失，直到徹底被空心化。以鄉紳為主導的文化品位與審美秩序也徹底被顛覆了。科舉制度實際上是生產審美秩序的一種制度，它透過教化和考試使得士紳階層建立起了一種文化評鑑機制。錢穆先生曾經說過中國沒有階級，但有流品之分。在流品的鑑別下，可以區分出清流和濁流，因為科舉制鼓勵士紳階層不斷上下流動。一個很苦的平民，也有可能在十年幾十年之後成為一個封疆大吏。你考上科舉了就是清流，考不上科舉就淪入濁流，所以中國沒有西方那樣刻板的階級劃分標準。西方一旦一個人成了貴族，他一輩子都可以保持這個身份，而且還可以世襲下去。清流和濁流之分，代表的是品位的差異，而不是階級地位的差異。

一般民眾和有了科舉訓練計程車階層在品味鑑賞上是有區別的，後來對士紳與民眾品味高低的評價正好顛倒了過來。其實，廣大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那些東西未必就是最好的，當然精英階層的選擇也未必都是正確的，但基本上會引領大眾的鑑賞品味，至少應該是各得其所，而不是用大眾的審美習慣去覆蓋甚至取消精英的文化傳統。所以品位、流品等精神氣質和審美習慣必須在一定的制度保證下才能延續，科舉制度是重要的保護制度之一。這個制度被完全摧毀之後，中國歷史上真正有文化品位的東西就很難生存下去，大多數時候喪失了評判標準，甚至不知道清流、濁流的界限到底在哪裡。清流往往被當成濁流，濁流也常常被當成清流看待。中國目前在經濟上迅速崛起，但是在文化品位的建設上一直不盡如人意。如果追溯遠因，就是科舉制度被廢除後，文化品味標準的建立失去了制度性的保障。

總而言之，我認為科舉制度本身是非常有效的人才教化和培養制度，當然科舉制並不是沒有問題。自古以來就有很多言論對其弊端進行批評，比如八股文的訓練和寫作太過耗費身心。但長期以來，輿論確實把一個非常優秀的制度給妖魔化了。科舉制度必須為所有中國近代的衰敗承擔起責任，似乎變成了我們自小就被灌輸的一個常識。這個常識應該被徹底修正，用新的常識予以替代，以消除長期固化的刻板印象。不僅對於科舉制應該如此，對中國古代其他優秀的制度也要採取同樣的態度：先敬畏，後研究，儘量發掘其中有意義的東西。

本文選自《重建另一種敘事》（楊念群 著，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