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統治體系如何恢復？朱元璋：以科舉取士，四書五經為考試內容
序言：
就像《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中所記載的，“
元代不重儒術
”，對儒家思想極為抵制，從而也就導致儒家思想在元朝的社會地位十分低下。然而問題在於“儒家思想”對封建統治者所起到的積極作用也是有目共睹。因此，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意識裡，如何重建儒家統治體系，也就成了他掌權後所必須解決的頭等大事。並最終決定採取以科舉取士，四書五經為科舉考試內容的方式，藉以取得重建百姓對儒家思想的信任，實現恢復儒家思想統治體系的最終目的。
蒙古帝國大汗窩闊臺示意畫像插圖
元朝抵制儒家思想的本質
可能很多人會疑惑，既然自漢武帝“
罷黜百家，表彰六經
”以後，絕大多數的封建統治者儼然都是把“儒家思想”當成了統治手段，並將其延伸成了一種“思想統治體系”，那也就足以證明其確實是有著可取之處的，那元朝沒理由不繼續沿襲啊。——《武帝紀贊》
事實上元朝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沿襲了“儒家思想”，但是卻並沒有將其視為“高層統治思想”，而是僅限於基層，將其視為了一個可以從漢人地區籌措軍費的統治工具。
就好比蒙古帝國大汗“窩闊臺”執政時期，“窩闊臺”曾在耶律楚才上疏“
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疋、粟四十萬石，
”之後決定試行“
周孔之教
”。——《新元史·耶律楚才傳》
同時還設立了一部分“儒士”官員，其實從這裡就能看出，窩闊臺推行“儒家思想”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得軍費。
八思巴文字母示意石刻插圖
繼而到了元世祖忽必烈執政時期以後，為了能夠實現“去民族化”的政治目的，忽必烈甚至還讓國師“八思巴”創立了“八思巴文”。
這也就意味著若要推動“去民族化”的進展，勢必就和“儒家思想”影響之下的中原文化體系形成了一個明顯的衝突，所以，抵制“儒家思想”，也就成了元世祖忽必烈唯一的選擇。故而也就有了“
以蒙古文字為重，直欲令天下臣民皆習蒙古語，通蒙古文
”的舉措。——《廿二史劄記·卷三十》
儒家思想也正是於此時開始被元朝抵制，因為會對元朝統治地位的穩固構成威脅，這點顯然不是元朝統治者願意看到的。
即便儒家思想在中原地區早已是根深蒂固，元世祖忽必烈“去民族化”的政治目的也沒有真正實現，畢竟他需要漢人的支援，需要從漢人那裡籌措能負擔起他遠征的稅費。所以忽必烈也就只能再次回到原點，繼續在“蒙元秩序”的基礎上酌情提升“儒家思想”的地位。
元世祖忽必烈示意畫像插圖
自元世祖忽必烈之後，元朝後世的統治者也皆是如此，從而也就有了“
有元之世，文學甚輕，當時有九儒十丐之謠，科舉亦屢興屢廢，宜乎風雅之事，棄如弁髦
”的說法。——《廿二史劄記·卷三十》
也就是說，縱然元朝一代對“儒家思想”確實有著一定程度的沿襲，但也僅限於籌措軍費上面，其本質終究還是想
以“蒙元秩序”來代替“華夷秩序”
，所以才在蒙元統治體系高層
保留了蒙古的習俗和禮儀
，卻在基層用
種族等級制度和職業等級制度打壓漢族和知識分子
。——《華夷秩序論》
這是元朝統治者鞏固統治地位的必然結果，因為“儒家思想”跟“蒙元統治秩序”所形成的衝突實在太明顯了，所以即便不能全面“去民族化”，至少在社會地位上也絕對要實現全面的掌控，故而也就形成了“儒家思想”被元朝抵制的局面。
如此一來，在元朝這種層層壓制的局面之下，儒家士子沒有有效的上升途徑，根本就進不到元朝統治體系的圈子裡面，那作為一個“窮書生”，又還有什麼必要去學習“儒家思想”呢？
從而也就導致“儒家思想”在元朝一代的推廣和傳播變得極為艱難。以至於產生連鎖反應，使得百姓對儒家思想的信任破產，一度出現長達近百年的斷層。
元朝政權示意畫像插圖
恢復“儒家統治體系”的必要性
綜上所述，相信大家不難發現，元朝抵制“儒家思想”，不是說儒家思想沒有存在的必要，只是“儒家統治體系”和元朝的“蒙元秩序”形成了衝突，而且還是無法並存的那種。
否則滿朝文武大部分都是學習儒家思想的“漢族子弟”，那蒙元貴族的利益又該如何保證呢？所以也就只能是給“儒家思想”建立一個上限，將其限制在基層，成了一個表面“蒙漢一家”，實則只是為了籌措軍事行動所需軍費的統治工具。
但是明朝不一樣啊，其自身就是“漢人政權”，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民族隔閡”，以及因此而衍生出的“文化差異”，那麼也就沒有理由去抵制“儒家思想”。
程朱理學示意畫像插圖
再加上宋朝時期“程朱理學”的興起，即“程顥、程頤”所提出的“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
”主張，以及朱熹那注重個人道德實踐的“
存天理、滅人慾、嚴教化
”主張，無疑就更是可以有效促進百姓對“天理”的理解。也就是建立起百姓對“上天”的信仰。——《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
換言之，也就是可以更好的闡述封建時期“君權神授”的思想，因此，對明太祖朱元璋而言，他登基稱帝后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實則就是要想方設法證明自己“稱帝”的合理性以及合法性。即需要獲得百姓的承認和支援，讓百姓承認他的這個皇帝之位是上天賜予的，他就是“天”的代言人。
就好比朱元璋在舉辦登基稱帝的祭天大典之前，曾下發過這樣一道詔書，“
如臣可為民主，告祭之日，伏望帝祗來臨，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如臣不可，至日當烈風異景，使臣知之。
”——《萬曆野獲編·卷一》
明太祖朱元璋示意畫像插圖
其目的不言而喻，赫然是在向百姓表明朱元璋這個“皇帝之位”，確實是徵得“天”的同意後才登基稱帝的，若是想以後風調雨順，安居樂業，那就得支援他。
更別提儒家思想傳承千年，本就已經在百姓的意識裡刻下了一個印痕，雖然元朝時期抵制儒家思想，導致百姓暫時喪失了對“儒家思想”的信任，但其根基仍在。
所以“恢復儒家思想統治體系”也就成了明太祖朱元璋獲得百姓支援的最快捷徑，也是最佳的解決辦法，他所需要做的，也就只是重建起百姓對儒家思想的信任罷了，相比重新建立一套全新的思想統治體系，恢復儒家思想統治體系的難度顯然要小的多。
朱標示意畫像插圖
朱元璋重建“儒家統治體系”意識形態
所以，早在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這個時候的朱元璋雖然沒有建立“明朝”，但其實已經有意“重建”儒家思想統治體系，“
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為提舉，遣子標受經學。
”——《明史·太祖一》
顧名思義，就是明朝雖然還未建立，但是迴歸“儒家思想統治體系”的覺悟還是要有的，那麼就先從自己的兒子開始，讓皇太子朱標作為明朝推崇儒家思想的表率。
也就是要先重建“儒家思想統治體系”的意識形態，讓百姓意識到“儒家思想”的社會地位並非元朝那般低下。更不像元朝“
九儒十丐
”謠言所傳的那般地位僅在乞丐之上。——《廿二史劄記·卷三十》
孔子示意畫像插圖
繼而到了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明太祖又“
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
”，同時還說“
孔子之言，誠萬世師也
”，實乃“
真治國良規
”。這也就足以證明明太祖朱元璋確實有意將“儒家思想”作為治國統治思想。——《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四》
這也就意味著早在明朝建立之前，明朝崇尚“儒家思想”的“意識形態”就已經構建的相對完善了，也就是“種子”已經種下了，那麼剩下的，也就只是待明朝正式建立以後，“灑水、施肥”便可讓這枚“儒家思想”的種子生根發芽。
讓學習“儒家思想”的百姓重新恢復對“統治階層”的信任，或者說是對明太祖朱元璋的信任，繼而便可以透過“百姓”對“儒家思想”信任的恢復為明朝獲取源源不斷的人才，鞏固明太祖朱元璋的統治地位。
劉基示意畫像插圖
朱元璋以科舉取士，四書五經為考試內容
故而，“
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務未遑，首開禮、樂二局，廣徵耆儒，分曹究討
”，這第一件事，就是廣召天下儒士，商討該如何具體的推行和恢復百姓對“儒家思想”的信任。——《明史·禮一》
並於洪武三年（1370年），正式提出了“
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毋得與官
”的舉措，儼然是把“科舉取士”當成了選拔官吏人才的唯一途徑。——《明史·選舉二》
同時，為了進一步保證“儒家思想統治體系”的順利建立，明太祖又採納了“劉基”的提議，以“四書五經”為科舉考試內容，要求“
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
”等“國子學”三堂，繼而等一年半以後，四五五經都學得差不多了，才能進“修道”、“誠心”等國子學二堂。——《明史·選舉一》
“國子學”古蹟示意插圖
然後再經過一年半，“
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乃升率性
”堂，方能參與“國子學”的“
積分之法
”，即“
孟月試本經義一道，仲月試論一道，詔、誥、表、內科一道，季月試經史第一道，判語二條。
”——《明史·選舉一》
並明確要求要在一年內得到八分，方能被視為及格，然後正式畢業參加科舉，否則就只能繼續“
坐堂肄業
”，直到最後及格為止。——《明史·選舉一》
這諸多案例，無疑就足以證明“科舉取士”、以及以四書五經為考試內容的舉措，屬實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為促進“儒家思想統治體系”的恢復而在灑水施肥。
其目的也正是為了進一步加深百姓對“儒家思想”的信任，促進“儒家思想統治體系”的恢復和發展，如果大家覺得這些還不足以證明的話，那麼我們再來看看明朝洪武年間的科舉“殿試”試題。
作為科舉選官的最後一次考試，也是由明朝皇帝親自出題且最為重要的一次考試，明朝殿試的試題無疑能夠最為明顯的表現出明朝統治者的統治思想以及明朝未來的發展方向。
就好比洪武四年（1371年），這也是明朝開朝以來的第一次科舉，這次科舉的殿試題目是“
以古先帝王敬天勤民、明倫厚俗的君道、治道為問。
”——《中華狀元殿試卷大全（ 明洪武至正德） 》
漢武帝劉徹雕像示意圖
而封建時期自漢武帝劉徹以後，“儒家思想”一直就是封建皇權的“主流統治思想”，雖然實際奉行的是“陽儒陰法”統治體系，或多或少還存在法家思想所主張的“以法治國”體系，但不可否認的是，儒家思想依舊佔據的是主導地位。
那這次試題的意味就很明顯了，就是為了在士子以及百姓心中確立他“君權神授”的“天命觀”，而科舉揭榜之日，更是普遍被世人所關注之時，所以，對於朱元璋而言，科舉非但能滿足他選拔人才的需求，亦是能作為宣傳“儒家思想”的最佳契機。
再比如洪武十八年 （1385年），“
以任人之法、吏治之道為問
”，洪武三十年 （1397年），“
以教民之道為問
”，隨後的建文帝朱允炆執政時期，也就是建文二年，更是明明白白的以如何“
行仁政
”為問。——《中華狀元殿試卷大全（ 明洪武至正德） 》
字裡行間，透露的都是滿滿的儒家氣息，試問，在明太祖朱元璋這從意識到行動，幾乎全方位無死角的推行之下，又如何不能重新建立其百姓對“儒家思想”的信任，重現有著上千年傳承歷史的“儒家思想統治體系”呢？
明朝科舉示意畫像插圖
結束語
簡而言之，在明朝儒家思想統治體系恢復的問題上，明太祖朱元璋實則從明朝建立之前就已經開始籌備了，透過讓太子朱標學習儒家思想以及徵集儒家書籍的方式，第一步先為明朝建立後儒家思想統治體系的恢復制定一個“意識形態”框架。
也就是要讓百姓覺得學習“儒家思想”並非元朝“
九儒十丐
”謠言所傳的那般不堪，即旨在樹立百姓對“儒家思想”的信心。同時亦是為他後面“合理且合法”登基稱帝的事件做鋪墊。——《廿二史劄記·卷三十》
繼而到明朝建立以後，有了“意識形態”的加持，明太祖朱元璋便可以順利開始“儒家思想統治體系”的重建，透過確定科舉取士的政治綱領，以及以“四書五經”為科舉考試內容的形式來為明朝選拔人才及官吏。
也就是透過科舉為“儒生”建立起一條穩固的“上升渠道”，讓百姓覺得學習“儒家思想”是有用的，可以入朝為官，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明朝統治地位概念示意漫畫插圖
如此一來，在百姓的踴躍參與之下，明太祖朱元璋確立自己“君權神授”的統治地位自然也就不再是問題，可以合理且合法的推翻元朝，獲得百姓的支援，也就是“鞏固民心”，預防因常年戰亂而產生的“民心離散”的風險。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
所以，從客觀意義上來說，明太祖朱元璋為恢復“儒家思想統治體系”而做出的一系列舉措，屬實對明初鞏固統治地位、預防民心離散、選拔人才、促進明朝發展和興盛等諸多方面是有著極為積極的意義的，而且也確實是獲得了很顯著的成效。
諸如史書所記載的“洪武之治”、“永樂盛世”、“仁宣之治”、“成化新風”、“弘治中興”、“嘉靖中興”、“隆慶新政”、“萬曆中興”等諸多盛世之景，這一個接一個的盛世局面的出現，大家能說跟明朝推崇“儒家思想統治體系”沒關係嗎？
顯然不能，而這些盛世之景，也恰好正是“明朝”恢復“儒家思想統治體系”所獲得成果的真實體現。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