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聚會歷經四十年，為何變得越來越淡了？
文|肖復興
到天壇、到北海、到香山、到頤和園，甚至到動物園，都能看到，來聚會的人很多。幾乎每一次來這些公園，都會看到三五成群的人聚會，大多是北京人，大多是上點年紀的人，有了時間，有了懷舊的情緒。
聚會，不是相會，更不是約會，因此，必定得有一定的人數，多多益善，才有聚會熱鬧的勁頭。我想起我們的聚會，是朋友之間的聚會，這些朋友中好多還是發小。我們的聚會，是從插隊以後每次回北京探親開始的。有了分別，而且是長時間的分別，聚會才有了期待中的情感因素，就像陳年的酒有了積澱已久的香味。
說來有意思，那時候的聚會，我們常常是去香山，而不會來天壇或者北海。什麼原因？我也搞不清楚。大概天壇、北海離我們各家都太近吧，我們更願意到遠處的香山去，還可以爬山，尤其是秋天，更可以看紅葉。那時，大家風流雲散，到各地插隊，好不容易回到北京，誰也不願意就到家門口的天壇逛逛，更願意捨近求遠，覺得風景在遠處吧。
大家開始到天壇聚會，是在插隊回到北京之後。將各自的青春拋灑乾淨之後，像疲憊的老馬一樣，覺得香山太遠了，甚至連去北海都覺得遠了，還是就近取材，到天壇來吧。每年不止一次，大家會到天壇聚會。天壇，成了我們的客廳。
最近，讀梁曉聲的長篇小說《人世間》，裡面也提到聚會。小說從1972年逐年次第寫到2016年，他們的聚會便也是從1972年到2016年。四十年來，每年大年初三在小說主人公周秉義、周秉昆家破舊低矮土坯房的聚會，彰顯普通百姓賴以支撐貧苦生活的友情，那樣讓人心動。
快到小說的結尾時，2015年大年初三週家的聚會，沒有了原先的風光，儘管周家已經搬進了新樓，不再是貧民窟的土坯房。曾經親密無間的那些朋友發生了變化，有的死亡，有的疏遠，有的隔膜，下一代更是各忙各的，不再稀罕舊日曾經夢一般的聚會。來的有限的人們，在豐盛的飯菜面前，一個說自己血脂高，一個說自己血糖高，得節食，得減肥，讓聚會變得寡趣少味。曾經在貧寒日子裡那樣讓人嚮往的聚會，無可奈何地和小說一起到了尾聲。
2016年的大年初三，周家的聚會徹底結束。梁曉聲只用了一句話寫這最後的聚會：“2016年春，周家沒有朋友們相聚，聚不聚大家都不以為意。”不動聲色、輕描淡寫的這一筆，卻讓我的心裡為之一動，悵然良久。四十餘年已經形成習慣、磨成老繭的聚會無疾而終，曾經那樣熱衷那樣期盼那樣熱鬧那樣酒熱心跳那樣掏心掏肺的聚會，已經讓大家覺得“不以為意”。
我再次想起我們的聚會。我們的聚會，雖然不像梁曉聲小說中那樣徹底沒有了，卻也是越來越少，像續水續了四十多年的一壺老茶，顏色和味道變得越來越淡。越來越少的聚會，別說去別處，就是去天壇，也已經很少了。如今的聚會，一般都會選在飯店、酒樓，一桌子豐盛的菜餚，魚呀、蝦呀、貝呀、雞呀、鴨呀、酒呀，應有盡有，往往吃不了，也不兜著走。就著陳芝麻爛穀子的往事回憶，一直到酒足飯飽，暈乎乎，晃晃悠悠地握手告別，不知今夕何夕。儘管飯店離天壇很近，也不會拐個彎兒，到天壇裡轉轉了。
聚會的內容也越來越單調，除了時事新聞，就談過去的陳芝麻爛穀子。那些陳芝麻爛穀子好像還能鮮榨出噴噴香的香油或甜滋滋的果汁來，祥林嫂一般，一遍遍地陳情訴說。不談自己的家庭，因為有的家庭好，有的不好；不談自己的孩子，因為有的孩子有出息，有的孩子沒出息；也不談自己的身體，因為同樣有的身體沒問題，有的有問題……
我想起我們最初的聚會。那時的聚會，即使不到公園，大多會到各家裡去，很少到飯店。那時，家裡的地方小，椅子不夠，都是把桌子搬到床邊，坐在床上，擠在一起。最有意思的一次，是床上坐的人多，竟然把床板給坐塌了，倒了一地的朋友哈哈大笑的聲音，至今還響亮地迴盪在耳邊。 哪怕家住得再遠，大家也會騎著腳踏車一路迤邐奔去。那一年，我大學畢業，回了一趟北大荒，是我們這群朋友中第一個回北大荒的。我讓那裡的老鄉每人對著錄音機說一句話，然後帶著這盤磁帶回到北京，讓大家來聽。大家下班後從北京各個角落奔到我家，圍著臺式錄音機聽錄音的情景，恍若隔世。
如今，很多人自己開著汽車，沒有汽車，也可以打的或網約車，但很難再有這樣的情景了。
我又想起梁曉聲這部《人世間》中寫到的聚會，我們的聚會和小說中的聚會一樣，也有了幾分傷感的意味。
我忽然想起小說中寫的這樣一段：以前曾經來周家聚會的發小兒呂川和周秉昆坐在周家樓梯上，一起唱起《離別》中最後那一句“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倆人都不禁潸然淚下的情景。在時代的鉅變之中，在變幻得五彩炫目的生活之中，世事滄桑與人生況味，融入在這樣變化的時代與生活之中，聚會的變化或結束，變得意味深長。它讓我感到有些惆悵而憂傷，甚至有些輓歌的意思，那不僅是一個時代的遠去，也是一代人故事的終結，從此，悲歡離合一杯酒，南北東西萬里程。
《人世間》的聚會，便有了些象外之意，有了些象徵的意味。
人世間的聚會，真正生活中我們自己的聚散離合、榮謝浮沉，有了小說的鏡鑑，讓小說《人世間》和我們的人世間有了某些交織，甚至恍惚地走進走出。
那天，我坐在天壇葉子幾乎落光的藤蘿架下，初冬的天氣，難得的暖陽在身，看見一群比我年齡小很多的人聚會。我一邊畫他們，一邊不住地胡思亂想。
放翁有詩：厚薄人情窮易見，陰晴天氣病先知。其實，能夠如梁曉聲小說裡堅持四十年之久的聚會，更能夠“易見”和“先知”世道與人心，以及我們自己。我們的聚會，如果也是從1972年開始，到如今已經有47年的歷史了。我們的聚會，會和小說裡寫的一樣，也就要走到尾聲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