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為何不設史官？風雨飄搖的時局與延續東漢的舊制
先說一下史官和史官制度的問題。
“史”最初的意思是記事，《周禮》中記載了官府的八項職責，其中第六項叫做“史”，即“掌官書以贊治”。漢代經學家鄭玄將“贊治”解釋為起草文書，因而執掌文書記事的官職都可以被稱為史，如內史、御史、太史、長史、令史、曹史、佐史等等，其職責並非一定是記錄歷史。
《漢書》裡記載了西漢初年的學童試製度，能在太史主持的考試中背出九千字以上課本的才能成為“史”，能在六體書法考試種拿到最高名次的可以成為尚書、御史和史書令史，官吏百姓上疏，書寫不規範的人就會遭到其彈劾。這裡的“史”指的自然不是記錄歷史的官員，而是文書官員，並且這一制度在目前出土的秦簡和漢簡裡也得到了印證。
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中國的第一部紀傳體官方史書是東漢朝廷編撰的《東觀漢記》，西漢並沒有進行類似的修史工作。因為司馬遷父子以太史令的職位編撰《史記》，使得太史令常被誤解為負責編撰國史的職位，但事實上太史令是負責記錄天文的“天官”，記錄天文自然也屬於“史”的範疇，所以叫做太史。撰寫《史記》並非司馬遷父子的本職工作，而是其私人行為，司馬遷自己都在《太史公自序》裡說“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司馬遷
並且司馬遷在寫到一半時因為李陵事件受刑而成為中書令，因而《史記》本身和太史令一職並無太大關聯。司馬遷在完成《史記》後也不敢上報朝廷，而是在其去世後才被公之於眾。其性質類似於電工劉慈欣在上班期間偷偷寫科幻小說，寫完了也不敢和同事領導說。當然西漢時期也有其他官修史書，這一點後面會說。
東漢時期的國史編撰開始於漢光武帝的兒子漢明帝。明帝對國史編撰極其上心，甚至親自撰寫了光武本紀，並召集官員編撰東漢國史。明帝召集的人員包括蘭臺令史班固、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等人，編撰內容包括世祖本紀（即光武本紀）、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等開國故事，完成列傳、載記共二十八篇。
後來東漢朝廷又先後四次續撰國史，歷時約一百三十年，召集官員二十餘人，共完成一百四十三卷的《東觀漢記》。《東觀漢記》的編撰由明帝發起，除明帝本人熱愛史書外，還因為這一行為具有極強的政治屬性，承擔起了東漢王朝意識形態構建的任務。
漢明帝曾給班固下達詔書，表達其對司馬遷的看法，說司馬遷雖然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但因為受刑便貶損當世，並不值得效仿，這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他對史書編撰的看法，並將其傳達給了班固。後來鄧太后派人續編《漢記》時讓張衡加入其中，結果張衡主張為更始帝設立本紀，且認為在光武帝年號之前應當使用更始帝的年號，觸犯了東漢朝廷的正統觀，最後沒能參與《漢記》編撰工作，由此可見國史編撰任務的政治性之強。
《東觀漢記》的編撰工作先是在蘭臺，後來轉移到東觀，這造成的最大一個誤解便是後人認為蘭臺令史和東觀校書郎就是東漢時期的史官。蘭臺和東觀都是東漢的藏書機構，東漢共有六個藏書機構，分別是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可以視為國家檔案館。
蘭臺屬御史中丞管轄，韋昭、顏師古、吳仁杰等古代學者都認為蘭臺令史就是上面提到的史書令史，主管文書和上奏。《續漢書百官志》裡也提到蘭臺令史的職責是“掌奏及印工文書”，也就是檢查上奏文書是否規範，《漢官儀》裡也說蘭臺令史“掌書劾奏”。這符合相應記載，光武帝去泰山封禪時就讓御史和蘭臺令史帶著工匠先去上山刻石，蘭臺令史的任務應當是指導燒錄內容的規範性。由此可見，蘭臺令史本身和寫史是沒什麼關係的。
而東觀是東漢中後期最重要的藏書機構，收集了大量典籍。雖然史書裡記載了許多以“校書郎”身份參與國史編寫的人，但無論《通典》還是《續漢書百官志》裡都沒記載東漢朝廷有“（東觀）校書郎”的一職。而被記載成為校書郎的人全部在校書、修史前後被授予了郎或郎中的職位，而且還有大量官員以其他身份被派到東觀參與校書或修史工作，因而《通典》的作者杜佑認為當時並沒有所謂校書郎的職務，該名稱是用來稱呼以郎或郎中身份參與校書的人。
東觀校書郎也並不是專門的史官，甚至東觀有沒有專門設定常備官員都說不清楚。由於當時尚未發明印刷術，很多書籍都是孤本，而民間流傳的抄本常有錯字，所以東觀蘭臺這些國家檔案館的藏書常作為權威標準。
例如靈帝熹平年間，有五位為人清忠且有文化的宦官上疏表示太學生們常常為了文字的正誤而發生爭吵，甚至有跑到蘭臺行賄改掉原本的，因而建議將五經刻在石板上放在太學門前作為標準經文。靈帝同意了這一上奏，並讓蔡邕等人前往東觀校書，完成了五經校正，最後刻出的石經被稱為熹平石經，至今仍有儲存。
許多官員都被記載在東觀參與過校書工作，例如編撰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本字典《說文解字》的許慎就曾在東觀校書，其他在東觀校書的人裡，劉陶為《尚書》、《春秋》作過訓詁，還校定文字作《中文尚書》，賈逵也為《左氏傳》、《國語》作過訓詁五十一篇。然而校書似乎也不是東觀的日常工作，因為和編史一樣，東漢的每一次校書工作都有皇帝的專門詔令。
許慎
那麼之所以校書和修史工作都放在東觀進行，是因為這裡的大量文書為這兩項工作提供了便利，尤其東觀不但收藏著大量典籍，還有大臣的上疏和皇帝的詔令，以及各種規章制度和各地每年上報的資料，這些都是修史所需要的。班固去世時，《漢書》還有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於是漢和帝下詔讓班固的妹妹班昭前往東觀，憑藉藏書完成剩餘的部分。華歆之孫華嶠擔任尚書郎時負責官制，他當時準備改寫《漢紀》，於是借職務之便覽遍秘籍資料，完成了編撰工作。
由此可見，並非東觀或蘭臺這兩個機構本身對於修史有何特殊意義，所謂蘭臺令史和東觀校書郎也不是史官，但蘭臺和東觀的藏書是完成修史不可或缺的。
東漢的修史工作隨著次數的逐漸增多變成一項每過幾十年就要進行一次的慣例，於是出現了一種新的現象，那便是有人主動申請前往東觀修史。例如張衡曾上疏請求參與東觀修史，蔡邕在和盧植等人編撰《漢記》到一半時因罪被流放到朔方，於是蔡邕上疏請罪希望返回東觀繼續修史。而蔡邕在被王允處死前也請求黥首刖足，希望完成漢史的編撰。
蔡邕
《蔡邕別傳》記載了他寫給王允的信，裡面說希望自己成為著作郎繼續寫漢史。著作郎是後世史官的名稱，設立於曹魏太和年間，《史通》裡說著作在東漢年間成為了史官的稱呼，這可以算作史官制度逐漸成形的標誌之一。
而東漢真正設立專門編撰史書的職位卻是在曹操擁立漢獻帝之後，當時秘書監荀悅向獻帝建議設立記錄歷史的史官，得到漢獻帝的贊同。秘書監的職責是管理圖書資料，荀悅還被獻帝命令刪改《漢書》作編年體的《漢紀》，曹操後來把秘書監改為中書監，管理機要事務，曹丕又把秘書監從中書監當中分出，專門管理圖書資料。曹魏設立著作郎時歸中書，到了西晉時期劃歸秘書，那麼可以推測荀悅的建議就是由秘書監管理修史工作。
但除了上面提到的《東觀漢記》，東漢時期還存在兩種官方史料，分別是註記和起居注。《漢書藝文志》裡提到西漢時期有《漢著記》一百九十卷，《漢書》的《律曆志》和《五行志》裡都有引用《漢著記》裡的內容，可見該書為官方所著，且記載了大量災異故事。《漢著記》在惠帝紀之後是高後紀，該紀年方式也被《史記》和《漢書》所採用。
《後漢書》裡提到明帝讓馬皇后的堂兄馬嚴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人雜定《建武註記》（建武為光武帝年號），該註記是在光武帝去世後才開始編撰的。而安帝在位時期，平望侯劉毅認為鄧太后多有德政，希望她能夠早點有註記，便上疏編撰《長樂宮注》和《聖德頌》，記錄其功績並表現安帝的孝心。從這裡可以看出，註記歌功頌德的特性比較突出，而且不止皇帝有註記，連太后也有，而且可以在生前就開始編撰。但無論是《建武註記》還是《長樂宮注》，和國史一樣都是特別召集人員進行編撰，且卷數眾多，會用到大量官方資料，並不是一項常態開展的工作。
而關於起居注的記載就更少。兩漢時期有記載的起居注一共只有四本，分別是《禁中起居注》（記錄漢武帝故事）、《明帝起居注》、《靈帝起居注》、《獻帝起居注》，其中《明帝起居注》被記載是由馬皇后親自所編，因而《隋書》裡認為起居注在漢朝應該是由女官所編撰。但漢獻帝到晉朝以後的起居注又是由近侍所編撰，關於內容則知道馬皇后在自己編撰的《明帝起居注》裡刪去了兄長馬防參與明帝醫藥的事，《獻帝起居注》記載了獻帝的近侍人員配置，那麼起居注所記載的應當就是宮中又尤其是有關皇帝日常生活的事。
整合了東漢時期有關史書和史官的相關記載可以得知，在漢獻帝之前，東漢朝廷並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專職史官，而在諸多官方史料裡，只有起居注是常規開展編撰工作的，但編撰起居注的是宮內人士，記錄的也是皇帝的日常生活。
雖然東漢開創了官方編撰紀傳體國史的傳統，但該項工作並沒有特定的機構和人員來完成，每當有編撰需要時皇帝或太后會專門下詔讓學者文士前往官方藏書機構進行修史工作，而專門從事國史編寫的著作郎一職要等到魏明帝時期才出現。即便如此，國史編撰在曹魏之後依舊不是常規開展的工作，例如《陸機傳》記載他在晉惠帝時期開始撰寫晉朝的《三祖紀》。三祖包含司馬懿，毫無疑問是晉史的開篇，也就是說，西晉的國史編撰工作到司馬衷在位時還處於草創階段。
關於三國時期的修史工作，曹魏開始於曹丕黃初年間，由衛覬、繆襲草創紀傳，但多年沒能完成，後來又有韋誕、應璩、王沈、阮藉、孫該、傅玄等人參與其中，最後由王沈獨力完成，共四十四卷。曹魏之所以這麼早展開修史工作，有其特殊的政治原因。
曹丕在代漢前大力表彰東漢中後期反抗外戚宦官的處士，稱為“二十四賢”，登基後又馬上為《漢記》編撰《先賢表》，這一系列工作都是為代漢營造輿論。因而曹丕急於編撰國史也是想要儘早在史書中彰顯曹操的功績，為政權的合法性背書。
曹丕
孫吳是等到孫權末年才讓丁孚、項峻編撰國史，但由於二人缺乏史才無法完成，等到孫亮時期才派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核等人訪求往事，經過一番曲折後完成《吳書》五十五卷。由於缺乏相關史料，並不知道孫權編撰國史的動機，但此舉無疑為後世保留了眾多珍貴史料，這是孫吳朝廷的一大功績。
陳壽在《三國志》裡說蜀漢朝廷“國不置史，註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這段話常引發爭議，因為《後主傳》裡有“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的記載，且其他傳記裡也有對異象的記載，因而許多人認為蜀漢朝廷實際上是有設定史官的。而陳壽在蜀漢曾擔任東觀秘書郎，撰寫了《蜀記》的王崇也在蜀漢朝廷擔任過東觀郎，他倆就是蜀漢的史官。例如唐朝史學家劉知幾就是持該意見，認為陳壽是在汙衊諸葛亮。
上面已經總結了東漢的史書編撰和史官制度，發現景星和異象的“史官”是太史，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史官，而東觀也不是修史的機構，無論東觀郎還是東觀秘書郎都無法被證明是蜀漢設立的史官。而國史和註記的編撰工作都不是常態開展的，即使太史官發現了異象，也不代表就會有註記將其記錄下來。
而從《蜀書》的記錄來看，陳壽稱蜀漢“行事多遺”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例如張飛在入蜀前幾乎沒有事蹟記載，劉備、關羽的傳記裡有許多對其形象不利的描寫，例如劉備向孫權提出打下涼州後再歸還荊州，關羽辱罵孫權的婚使，這些記載的口吻很像是來自吳國方面的史料。《鄧芝傳》記載其出使吳國時以“蜀稱”呼本國，而吳國官員編撰的《吳歷》裡記載宗預出使吳國時也稱“蜀”，那麼《鄧芝傳》的資料也可能是摘錄了吳國記載。至於《季漢輔臣贊》之後附帶的對於郝普、潘濬的描述，則一眼可以看出歸納概括自《吳書》的《呂蒙傳》和《潘濬傳》。
陳壽
況且蜀漢遺臣眾多，陳壽並非唯一的倖存者，他如果編造事實很容易就會被戳穿，但並未有時人如此指責他，反而冠以“良史”之稱。因此關於這段文字其實並不需要過多糾結，因為這顯然就是事實，陳壽看著《季漢輔臣贊》裡一堆蜀漢舊臣的名字甚至都不知道他們的生平事蹟，只能排列姓名於其後，對比四十四卷《魏書》和五十五卷《吳書》，心理落差之大可想而知。
對此也不必陰謀論地認為照實記錄蜀漢官員事蹟犯忌諱等等，因為《三國志》中《吳書》裡打臉《魏書》的記載一點都不少。那麼蜀漢缺乏國史我想最直接的解釋就如陳壽所說，是制度不完備。
其實這沒什麼好迴避的，因為蜀漢原本就是個草臺班子，這從其禮制方面就能看得出。例如陳壽直接指出劉禪在劉備去世當年就改年號，將其與“國不置史”一起看作是諸葛亮的過失，西晉時期輔政大臣楊駿在司馬炎去世當年就改年號的做法遭到了許多大臣的嘲笑，而陳壽當時正好在西晉做官。又如蜀漢大臣的奏表簽名都是寫的全名，根據記載當時禮制的蔡邕《獨斷》和應劭《漢官儀》記載，這顯然是違反禮制的。
說來十分有趣的是，應劭寫《漢官儀》正是因為曹操迎奉天子後許都朝廷無人懂得朝廷禮儀（包括荀彧、鍾繇等人），於是身在袁紹帳下的應劭按照舊制制定了正規禮儀，簡單來說，曹操早年搭的也是個草臺班子。郭嘉在獻給曹操的十勝十敗論裡，第一條就說“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現在看來，所謂曹操“體任自然”實際上是因為團隊裡沒有懂禮制的人才。
郭嘉
晉室南渡時也是搭了個草臺班子，例如輦、雲母車、指南車、記裡車等儀仗全部丟失，太樂鼓吹也一併丟失，在淝水之戰繳獲各種戰利品及樂工之後，才發現氐族人建立的前秦禮樂制度比自己還完備。
適合在修史方面拿來和蜀漢類比的應該是北周政權。《唐六典》裡記載北周設定了外史二人掌管起居注，又有著作二人撰寫國錄，然而事實上北周政權並沒有編修並留下國史，因為早期的西魏政權也是個流亡而來的草臺班子，各種制度都不健全，且面對著東魏北齊的進攻朝不保夕，很難花過多心思在這上面。而北周政權真正掌權的君主僅有宇文邕一人，宇文邕英年早逝後北周皇室便很快喪失權柄遭到篡位，因而還未來得及完善史官制度。
蜀漢政權建立後不久劉備便戰敗病逝，諸葛亮是在風雨飄搖中扶大廈於將傾，也沒多餘心思去完善史官制度。況且蜀漢以東漢繼承者自居，而東漢舊制裡原本就沒有確立史官制度，蜀漢便也沒有自行開創。而等到諸葛亮去世後，其後繼者大多沿用其舊制，加之劉備在位時間太短，劉禪又尚未去世，所以朝堂諸臣大概也沒有感受到修史的必要性。
《季漢輔臣贊》的作者楊戲在蜀漢滅亡前兩年才去世，說明只要劉禪或者姜維等人有這個心，蜀漢朝廷隨時可以找到一批瞭解劉備部下舊事的人。陳壽本人擅長敘事，王崇也有寫史的意願，譙周更是創作過歷史著作《三巴記》和《古史考》，還為《漢記》續寫過《天文志》，因而蜀漢朝廷是有修史條件的。也正因為如此，蜀漢朝廷“國不置史”、“行事多遺”才更加令人覺得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