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員的工資高嗎？看這些官員怎麼說，一般人很難想象的到

俸祿，是對封建皇朝政府撥給各級官員的薪資酬勞的一種叫法，具體形式既可以為銀錢，也有些是貴重物品或土地。放到現在來講，俸祿可以說就是公務人員的工資。

春秋以前的祿以田邑為主，戰國時以實物為主。夏商貴族食祿制度缺乏記載，難以詳悉。不過他們各有一定數量土地，食土地收入是肯定的。西周、春秋時，周王室有土地方千里。諸侯、卿、大夫、士亦各以等級佔有土地。春秋時，由於賦稅制度的變化，逐漸實行谷祿制。

戰國時期，王室勳貴，除任官職有俸祿外，還有封邑；先秦時為官府服務者只受廩食的待遇。東漢初年，又規定凡官吏俸祿，錢幣與實物各半。自此以後，官員的俸祿基本基本就是以錢財為主當然還包括一些俸米、土地等。

古語有云“食君之祿，忠君之事”，這句話真實代表了中國古代的官場情況：拿錢辦事兒，為官為民，誰不是為了溫飽賺錢養家呢？

今天就與大家談談清朝官員的俸祿情況。

清朝的為官之道，早在儒林外史中就有影射，那句：“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可謂典型，想必諸位都耳熟能詳。在許多影視作品以及書籍中，十萬兩銀錢可不是一個小數目，但是，放到當今社會，就很少有人清楚其中分量了。

順治到乾隆這個時間段，每一兩銀子摺合一千文銅錢，串起長串，是為一貫。就購買力來說，大米麥子在當時每石就值這個數（一石重約一百五十斤，當時的一斤約為六百克，如今一石摺合九十公斤左右）。

比較購買力，為什麼要用到糧食的價格而不是銀質的價格呢？

在歷史的發展中，糧食中的主力——大米，其價格變動相較於其他商品非常穩定，也是百姓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畢竟飲食是人的基本需求嘛。而銀質就不同的，從前古人用銀較多而產量較低，且作為主要貨幣使用。如今，白銀只能做些首飾或者工業製品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產量充盈，所以，以大米作為比較物比較合理。

今天我們來到菜市場，每斤普通大米通常是兩塊五毛錢，雍正乾隆年間的一兩銀，相當於當今470元人民幣的購買力。

照此繼續推敲，一名清朝知府官員（約等於現在地級市的市長），當官三年，進賬十萬兩，摺合收入4700萬人民幣，當然，這都算是“清官”。

所以說，這官“清”到什麼程度，諸位便一笑而過罷。

清朝官員收入這方面，大體可分為合法收入和灰色收入。

具體細化，合法收入中又包括俸銀、俸米、養廉銀。其中，俸銀和俸米就是基本工資，整個清朝對於此收入的規章並未產生太多的變化，每個知府每年105兩銀子和105石大米基本固定。而”養廉銀“就屬於職務津貼了，與現在的“高薪養廉”這種說法有些類似，在當時一般為俸銀的十到五十倍，顧名思義，就是防止官員行貪贓枉法之事的。

在清朝，最高的年俸當屬親王，能達到1800兩白銀，有些特別受寵的親王享受雙俸，就是3600兩，簡直不知道怎麼花完。自雍正朝實行養廉制度以來，清代各級地方官員都在年俸以外還能拿到朝廷特批的專用補助款，時地方而定。雲南貴州的總督巡撫可能也就每年1000多兩，兩江和直隸的督撫們能拿到萬兩每年。

可以理解，富饒地區消費高，應酬也多。

對比之下，清朝的普通民眾收入就顯得可憐了，當時普通人的工資又如何呢？

僅夠餬口者，如雜工幫工等，每月半兩，勉強溫飽者，工匠廚師等，每月一兩。也就是說那個年代，民眾年收入十兩已是大眾水平，還有大部分年薪不到十兩的勞苦大眾存在。黎民百姓年均收入也就夠吃飯穿衣，更別說有所積蓄了。

話說回來，若一個清朝知府遵紀守法任勞任怨，三年期滿合法收入也就萬兩有餘，這可比普通百姓平均十兩的年收入豐厚多了。

雖說如此，但身為知府自然要有些排場，師爺僕從自然要有，老婆小妾當然也不能缺，再加上，湊過來的窮親戚，光人事花費每年就得幾千兩，萬兩收入頓時顯得緊緊巴巴。追求生活品質還極容易令官員間產生攀比之心，這俸祿就更顯單薄了。

於是，就有了灰色收入，逢年過節、婚生嫁娶手下的官員會上門孝敬，徵收稅務時候得刮黎民百姓一筆，國家下發款項賑災自然得揣起一部分放進腰包，案件審理的時候“左右逢源”又能多些進賬等等。

如此下來，每年收入便豐厚起來，為官幾年就有讓平頭百姓想都不敢想的大筆銀兩。

這些貪汙手段，只不過是大多數官員的“常規舉措”，更有甚者巧立名目欺君斂財，這就是此道高人了，如那和珅和中堂。靠著貪汙使自己財富以億來計算，簡直重新整理大眾對貪腐的認知。也難怪，清朝成為中國歷史上官員貪贓枉法最為嚴重的朝代了。

當貪汙成了常態，長久幾百年沿襲下來也就成了常規。一個不算太貧瘠地區的“清廉”官員，就大咧咧的往衙門明鏡下一坐，就有銀子源源不斷的滾入腰包。讓人不由得想起星爺電影裡那幅像是“窮”字一樣的“廉”字。

也難怪李鴻章說那句話，這世界上最簡單的事情就是做官，如果，你連官都做不明白，那什麼事都做不了。清朝官場之腐，由此可見一斑。

參考資料：

『《清朝官員的俸祿、工資收入表》、《春秋史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