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皆文盲，是什麼讓他成為中國文壇常青樹？一起走進梁曉聲的內心世界

這位與共和國同齡、因知青文學而蜚聲文壇的知名作家，在過去四十餘年裡，留下《雪城》《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等風靡大江南北的作品。教師、作家、政協委員，在耀眼的光芒中，梁曉聲真實而懇切地表達著自己的聲音，至今，他創作了1000多萬字的作品，包括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雜文以及影視作品。

2017年，他推出三卷本《人世間》，2019年推出《梁曉聲童話》。兩年來，他的童話系列不斷豐富、拓展，建構著充滿真善美的童話世界，並向這個世界傳遞他對兒童成長深切的愛意、體貼和關懷。

“我早該從兒童文學中拔腿而出了。”三四個月前，梁曉聲對筆者如此說道。可是他無法瀟灑地轉身就走。因為他在這個領域仍有不斷的思考和想要表達的慾望，新作《我那些成長的煩惱》是梁曉聲為少年讀者創作的一部自傳體成長小說，講述他從兒童到少年“成長的煩惱”，底色依然樂觀而光明，敘述苦難卻不失溫暖甚至幽默。

　　1 教化愛永遠都不過分

之所以寫童書，梁曉聲自有原因：一是他的成長史中沒有童書閱讀經歷，小時候沒那麼多童書，家裡也沒有錢買。他是成為作家之後讀了一些童話，包括很多以兒童視角切入的溫暖的、帶有童話色彩的成人作品，對他的成長影響特別大。他想，自己是作家，應該寫這樣的作品；二是梁曉聲在兒童電影製片廠十多年，長期關注兒童文學，他發現一個重要現象：國外的動畫中動物和生活聯絡在一起，比如《帕丁頓熊》，熊和形形色色的大人的成長連在一起。國內的兒童文學不是這樣。父母帶孩子進電影院，什麼最逗樂看什麼，因此我們看賀歲片，有一個共性就是“樂”字。

梁曉聲可以寫出這樣的東西，讓母親和孩子一個樂子接一個樂子。可是一個聲音明確地告訴他：不能寫。

“不能讀者想要什麼寫什麼，我只寫我希望你們讀的東西。”梁曉聲說，他有意識地希望孩子看一看，故事該怎麼講。萬一孩子讀了以後作文有進步了呢？萬一影響誰成為作家了呢？萬一對孩子的性格養成有好的影響呢？“我給自己規定了要做的事情。如果你是評論家，你會發表倡導的評論言語，希望童書怎麼樣；我是作家，就要拾遺補缺。”

他發現，童書在很大程度上有兩點是要補充的。一是勵志。很多童書主題跟《獅子王》差不多：“我行，我一定行！”像安徒生的《醜小鴨》，它是天鵝種，如果它是野鴨種呢？所有孩子不可能都是“獅子王”，不可能都是海鷗喬納森。理髮師、麵點師……平凡的人就不能出色嗎？梁曉聲的《白鴨阿甲》便是傳達“平凡也能出色”的觀念。再就是愛心。現實生活中缺失愛心的例子不少，比如動物被虐待，比如一隻為家庭下了那麼多蛋的母雞，外國文學中都會成為人類的朋友，但是在中國文學作品中不是。這是梁曉聲要透過《“白先生”與“黑勇士”》傳達的。他覺得，愛心要從娃娃抓起。現在社會競爭如此激烈，嚴重到小學生會連複習提綱都不願意借給同學看。《蕾蕾和姍姍》就描寫了競爭狀態下的友誼。

“我不太知道是不是所有家長都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為了能贏，要麼自己言傳身教，要麼藉助讀物來給自己的兒女找到一種力量，好像恨不得儘早讓孩子明白：這是一個競爭的世界。你強他就弱，你弱他就強。這樣的話，家長和拳擊教練有什麼區別？如果只能惡而強，我們的文化豈不是地球上最奇怪的？為什麼不想我們有可能善而強？”不能否認，梁曉聲確實有主觀創作的意圖，就是傳遞友誼。首先你要有感覺。別人對你的友善，你沒有感覺的話幾乎等於不存在。一個人抱怨生活不如內省自己。如果抱怨別人冷，是否別人給你溫暖而你沒有反應。他提醒讀者感激友誼，哪怕是微小的幫助。

同時，梁曉聲也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童書未必都是受歡迎的。也許有些母親會說：“我的孩子憑什麼讓你教育？”可是即使受到某些母親的心理排斥，他也拿定主意寫。哪怕被貼上“教化”的標籤。他認為，教化愛永遠都不過分。全世界、全人類千百年來都一直重視對兒童的教化。“教化”二字一定是莊重的。

　2 對現實主義充滿敬意

梁曉聲的現實主義題材寫作一以貫之。《人世間》（三卷本）全書115萬字，從20世紀70年代寫到改革開放後的今天，多角度、多方位、多層次地描寫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和百姓生活的跌宕起伏，以北方省會城市一位周姓平民子弟的生活軌跡為線索，刻畫了十多位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堪稱“五十年中國百姓生活史”，也是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文學記錄。

與梁曉聲此前的知青文學題材的作品相比，《人世間》中不乏北大荒知青歲月的片斷，但是筆墨更為開闊，於人間煙火處彰顯道義和擔當，在悲歡離合中抒寫情懷和熱望，由小見大地窺測出大時代的匆匆蹤影。

梁曉聲表示，自己一直對現實主義深懷敬意。因為他在文學少年和文學青年的時候所看的長篇小說大部分是現實題材。“下鄉”前他看了相當多的外國文學，很多都有現實主義品質。到了上世紀80年代，基本上還是以現實主義題材為主，老中青作家都在秉持現實主義精神。但是2000年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文學中的現實題材少了，尤其是有年代感的現實題材少了。

“我寫《人世間》，也有向現實主義致敬、向新時期文學致敬的夙願。”梁曉聲分析，優秀的現實題材缺少的原因，是一些作家有畏難情緒，而他的性格是願意知難而上。還有一個隱秘的情愫：他對當年的“大三線”建築工人心懷敬意，希望用作品為他們畫一幅肖像。“我父親是‘大三線’建築工人，他幾乎走遍了大西北各個地方。當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多子女的家庭可以有一位子女留城。因為學歷低，留城的子女從事的多是城市低端的體力勞動，而且心靈孤寂。底層人家的父母輩，多是沉默寡言，而且很嚴厲，小兒女們不會跟父輩交流，如果沒有書信，也沒法和哥哥姐姐們交流。這種孤寂中成長的小兒女從來沒有被人關心過，文學畫廊裡這樣的人物不多，我願意為他們畫一組素描。”

《人世間》寫完之後，梁曉聲有很長時間緩不過勁兒來。作品上部是用行楷寫，還比較工整，到了中下部的時候，字型就變了，寫完全部作品後，他已經拿不動鋼筆在方格紙上寫稿子了，開始用上了鉛筆和A4紙。《人世間》下部還沒寫完時，梁曉聲一度感覺非常不好，就到北醫三院化驗科做檢查。

做過化驗後，梁曉聲就將此事忘得一乾二淨，北醫三院電話通知他到醫院取片子時他竟以為是騙子。醫生告訴梁曉聲，情況很不好，建議做第二次胃鏡，三個月以後手術。實際不到三個月，梁曉聲就轉到腫瘤醫院，醫生和他商量動手術，希望做全部切除。胃癌治療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有家族史（梁曉聲的父親就是晚期胃癌），選擇胃癌前期全部切除，防止擴散；也有另一種可能，五年十年沒有發展。

梁曉聲想，自己的書還沒寫完，胃如果切除，意味一切都要停下。離開腫瘤醫院的路上，他吸了兩支菸。扔掉菸蒂，他拿定了主意：相信自己的抵抗力，選擇保守治療。

事實證明，他的選擇是正確的，不但完成了《人世間》，2021年1月，梁曉聲在獲得茅獎後又拿出了新長篇《我和我的命》。書中，梁曉聲透過主人公之口，表達了很多對社會、命運和“活著”的看法。小說裡講，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給的，原生家庭給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經歷決定的，叫“實命”；三是文化給的，叫“自修命”。人的總和顯然與這三命有密切的關係。梁曉聲在小說中對“命運”傾注了最深切的關懷。他寫出了命運之不可違拗的決定作用，也寫出了人的奮鬥和自修自悟能夠改變命運的強大力量。生活依然複雜，生命依然昂揚，奮鬥依然堅韌，小說冷靜看待“命運”，既相信命運、熱愛命運，又努力改變命運、改變自己的社會關係之和。

他在書寫知青生活、社會階層變化的同時，思考著社會對人的要求、時代對人的改變、困難對人的考驗，同時也在呈現人對這些要求、改變和考驗的迴應。《我和我的命》中，人物的迴應更多地內化為一種責任和修養，承擔起生命、家庭、社會帶給人的責任。

這部小說的另外一個重要層面就是女性成長話題。作家用幾位女性的命運，不斷髮問：你相信奮鬥能夠改變命運嗎？個人奮鬥到底是為了成功，還是為了每天都過得充實？大千世界中，漂泊人世間，我們該怎麼安放自己，才叫與命運和解？如果註定一生平凡，我們該怎麼辦？

第十屆茅盾文學獎頒獎典禮，梁曉聲（右二）與其他獲獎者

　　3 文學的意義

“父親目不識丁。祖父也目不識丁。”梁曉聲在自傳體散文《似夢人生》中這樣描述自己的家庭：“母親也是文盲。外祖父讀過幾年私塾，是東北某農村解放前農民稱為‘識文斷字’的人。”後來，北大荒的知青經歷，及至1977年，於復旦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電影製片廠，梁曉聲的命運徹底改變。

2002年，梁曉聲調到北京語言大學。在此之前，梁曉聲在北京電影製片廠、兒童電影製片廠，始終“在場上”。但到大學講文學課，他首先面對的是回到文學的意義。

以前他幾乎沒有想過何謂文學的意義，甚至也不知道從哪個角度講起。後來他想起來，法國雕塑家羅丹有一個著名的雕像“人馬”。這個希臘神話中的怪獸，對人和神都會形成共同的危害，它有人的上半身，上半身拼命向上伸展、扭動，那種動感分明體現它要從馬腹中掙脫，這個過程很痛苦，但只有雙足落地，才能成為大寫的人。

梁曉聲突然悟到：文化所化的過程就是從馬的軀體掙脫出來一個完整的人，這是一次脫胎換骨。從那時起，他調整了自己的創作理念。

古今中外之文學現象，大抵可歸為三類：一類以揭示人之“人馬”真相為目的；一類以呈現人如何努力成人為要義；一類昭示人之為人之後的善好，並且證明這是人皆可以實現之事。

梁曉聲不屬於第一類作家，因為那創作過程首先便不合自己的心性；他也不屬於第三類作家，因為在他所感受的現實中，“大寫”的人、“純粹”的人不是沒有，委實甚少。並且，他對於何謂“純粹”的人，目前也還未得要領。於是，梁曉聲的創作逐漸形成符合自己心性的理念，即呈現人不但要一心成為人，還想一心成為好人的過程。梁曉聲的觀念是，文學本身是文化的副產品，又應該是文化的長子。假如是長子的話，生活中的長子，都要替家庭承擔一些責任，文化的長子看到了文化在那裡發揮作用發揮得那麼沉重，也要做些什麼，“我是把文學創作放在文化背景上，而不僅僅是文壇上。這樣的意義才符合我的理念。”

在北京語言大學期間，每年開學面對新生，梁曉聲都要花很長時間調查、瞭解學生的個人願望是什麼，在評論還是在創作；還要不厭其煩地告訴學生們學習中文的意義。他要求學生首先清楚中文系學生的基本能力是什麼，這種能力對邁出校門後的職業選擇有什麼幫助。然後他會根據學生不同的興趣引導他們。他認為，中文系學生的能力有三個標準：一是評論的能力；二是研究的能力；三是創作的能力，最後這個能力比較特殊，需要考核是否具有潛質。他這樣要求學生，其實自己也在身體力行，他還常常在課堂上點評學生的作品，支援他們辦刊物。多年以後，學生們大概還會記得梁老師課堂上孜孜不倦的教導：情節像天使，細節像魔鬼。天使差不多都是潔白的羽毛，細節卻不一樣，每一個細節都會在學生心裡打上深深的烙印。

他的案頭擺放的不止是自己的作品，他隨身攜帶的白色布書包裡，常常裝著學生的論文、習作及他自己的講稿。既不按照別人的教材講，也不準備重複的教材。他每一堂課的講稿，都要有七八頁紙。“我的每一堂課都是結合上一堂課，針對學生的實際情況編寫教材。講得用心不用心，備課或不備課，學生一聽就能聽出來。”雖然對於自己的努力能夠改變什麼尚屬未知，但是他依然執著地堅守自己的原則。當老師是他少年時期的夢想，他願意為此全力以赴。

　　4 不要一味批判，也要給予

最初從事創作時，梁曉聲非常崇尚魯迅。我們強調魯迅的投槍匕首，其實就是社會批判的功能。這種社會批判的功能幾乎成為一代人認為的文藝最光榮的功能。但事實上在創作實踐中，整個批判不能深入下去，於是投槍和匕首成為一種情結。

誠如巴爾扎克所說，小說是民族的秘史。文學應該是室外之室，歷史沒有細節，文學中有毛茸茸的細節，文學工作者是時代的書記員。在梁曉聲看來，這個觀點和僅僅持魯迅的投槍匕首觀點不同，書記員不僅把握文學批判唯一的功能，還要記錄真善美，記錄生活穩定的價值觀，即使在特殊年代也不放棄的固守。瞭解到這一點，梁曉聲便要求自己在作品中不要一味批判，也要給予，變成蝙蝠和蜜蜂。蝙蝠意味著不祥，本身有著警示的象徵，蜜蜂卻要釀蜜，這兩者不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作為作家，他希望這兩方面的文藝功能都要實踐，而且要實踐得好一些。

梁曉聲常常反思：中國社會生活和文藝的關係，理解少了，包容少了，溫暖少了，互相貼近的願望少了，對於善良的那種相信，也少了。生活中有這麼好的人麼？當我們不斷這麼疑問時，問過多次，約等於生活中沒有好人。當我們不斷透過文藝作品來認知，生活如此險惡，最後得出結論，生活就是這麼險惡，如果是一個哲學命題，最後在文藝作品中成為母題暗示。假如一個國家的文化和文藝起到這樣的一個效果，對於國家和民族是悲哀的。

回顧多年的創作，梁曉聲有兩點總結：“凡是我的哪部作品好一點，都由於我在創作中沒考慮到市場、稿費、印數、改編成影視收入多少，我只是相對真誠地把我的感受呈現出來；凡是我的作品中我個人覺得不好的、失敗的，都是由於後一些因素進入了我的創作意識。有時候有些因素會產生誘惑。”他說，一路寫來，對於寫作所剩時間不多，要把自己擺放在文學、文藝、文化和整個民族的社會生活的關係中。在這個關係中，他考慮最多的是，怎樣寫才能更對得起創作了幾十年的作家身份。

在他看來，文學作品之所以高於生活，不是把生活粉飾之後高於生活，而是把人性的真善美所能達到的高度呈現出來，文學高於生活最終是高在這裡。只是這樣的作品需要用眼、用心發現。

　尾聲

他似乎活在自己的世界裡。時代的變遷、周圍的喧囂，幾乎沒對他形成任何干擾。無論什麼時候見面，他都真誠地稱呼：“親愛的同志……”這親切而遙遠的稱呼，從梁曉聲口中說出來，妥帖又溫暖。

堪稱中國文壇常青樹的他一路寫來，幾乎所有作品都與國家緊緊聯絡在一起。他始終秉持著知識分子的良知，對中國文化建設的思考和對普通老百姓生活的關注一直是他創作的初心。他也一直在積極倡導現實主義題材創作。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獲獎作品《人世間》，就是一部關於苦難、奮鬥、擔當、正直和溫情的現實主義題材小說，透過一個個可親可感的人物全景展示中國社會的發展程序。

關於文化，他曾經有過四句廣為流傳的表達：“植根於內心的修養，無需提醒的自覺，以約束為前提的自由，為別人著想的善良。”這樣的價值理念也始終體現在他的文學創作中。

（原標題：梁曉聲：我從未懷疑過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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